因為近期一連串失當操作，讓加拿大站到了中國人的對立面。這大概是很多加拿大人並不願意看到的。

筆者旅居加拿大多年，據筆者觀察，加拿大與中國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以為自己對中國很瞭解，但實際上沒那麼瞭解。而且經常把一些實際上在中國很邊緣的人物當信息瞭解對象。

壹

加拿大是亞洲以外海外華人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

最新（2016年）加拿大統計局數字顯示，加拿大全國人口總數的22.3%（770萬）為有色人種，其中華裔在少數族裔中總人數和佔比僅次於南亞裔，分別為1769195人和20.5%，其中大多倫多和大溫哥華地區華人總數分別高達70萬人和47萬多人。

大溫哥華地區的列治文市是亞洲以外華裔比例最高的城市。

2016年人口普查時全市總人口19.83萬，華裔比例高達52.5%，到了週末，附近華人蜂擁而至（消費、逛街、餐飲），街上說中文的比說英文的還多，恍惚回到了中國，到處都是中文招牌和中國元素，以至於被大陸來的新移民戲稱為“小解放區”。

在溫哥華等一些加拿大大城市，機場、軌道交通的自動售票機、駕照的路考……都可以選擇中文服務，加拿大許多政客都會特意給自己起一個中文正式姓名。

如現任外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現任國防部長石俊（Harjit Sajjan）、前任國際貿易部長商鵬飛(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分別是歐洲裔、印度裔、法裔，並無華人血統，卻早早起了中文官方姓名，目的是“方便和華人交流”。

每逢華人節日，加拿大三級政府領袖、各級議會議員、在朝在野的政客都不忘用或生或熟的中文秀一句“恭喜發財”之類。

但實際上加拿大人只是“以為自己瞭解中國”。

筆者接觸過的許多加拿大人不知道中國城市的家庭電腦和智能手機普及率不亞於加拿大，不知道中國有高速公路（更不用說高鐵了），以為中國人“家裡普遍很窮，在加拿大掙了錢要經常往家裡寄”。

一些加拿大人則正好相反，以為中國人“都是自以為是的大富翁、有的是錢”，來加拿大省喫儉用“只是裝窮，目的是騙福利，佔加拿大的便宜”。

有一些加拿大人（尤其生活在華裔較少城市和農村的加拿大人，因為華裔比任何族裔都愛“扎堆湊熱鬧”，2/3以上的華裔居住在加拿大人口排前五位的都市圈）對中國人和華裔的瞭解仍停留在“史前”。

筆者甚至親耳聽見有住在薩斯喀徹溫省裏賈納（這還是個省會）的加拿大人問我“你住在中國的親戚，男的是不是已經不留辮子了”，一副“探究知識”的誠懇，絲毫沒有惡意。

有趣的是，這些其實不怎麼瞭解中國人、華裔的加拿大人，卻往往自以為很瞭解。

前些年汶川地震，加拿大一個專業協會組織熱心地跑到四川災區，想教中國災區“搭建加拿大木質住房”，後來他們自己也笑稱“我們太不瞭解中國了”——災區偏僻村子的居民都會搭建木質住房，之所以越來越少只是因為磚混或鋼木結構的新式建築更適合當地的氣候，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不會搭”。

筆者兩個兒子所在的小學，是大溫哥華地區一所專門招收高智商兒童的私校，近年來華人入校比例漸高，校方打算辦個活動“顯示一下和華人社區的親密”。

恰好那年是農歷雞年，他們就搞了臺“中國年嘉年華”，老師們（沒有一位華裔）煞費苦心地製作了一個寫着個大大“雞”字、金碧輝煌的空畫框，作為活動“最大驚喜”，想讓孩子們把自己套進這個大畫框拍大頭照留念。

等活動結束，他們發現華裔女生沒有一位舉着畫框拍照的，覺得很詫異，一本正經問華裔家長，華裔家長們哭笑不得：哪個稍稍懂一點華人“典故”的女生，會自己把自己拍成“雞”呢？

貳

小事如此，雙邊政治、經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大事”也自不例外。盡管加中關系難免出現波折，但雙邊接觸、交往越來越密切、頻繁卻是大勢所趨，因此加拿大政黨、政治家往往願意聘請一些“中國通”，作為自己瞭解中國和加拿大華裔的“高參”。

華裔政治家經常會成為加拿大政黨、政治官員心目中理想的“中國事務高參”人選，如聯邦上議員、新加坡華裔鬍子修（Victor Oh）和首位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加拿大聯邦下議員、和杜魯多同屬於聯邦自由黨的譚耕（Geng Tan），在杜魯多上任之初就多次隨同出席各種和中國、華裔有關的活動，並頻繁參與“涉華”互動。

曾任聯邦移民部長的前任駐華大使麥家廉，妻子林秀英女士（Nancy Lim）系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裔，三位兒媳則大多是本地土生華裔，他由內閣重要部門的部長轉任駐華大使，也曾被普遍認為是“遴選對華事務高參”的需要——雖然麥家廉本人不是華裔，但他們家“四個華裔媳婦”的背景，想不惹人矚目都難。

執政黨如此，在野黨也不例外，席位在聯邦國會中居第三位的聯邦新民主黨，黨領駔勉誠（Jagmeet Singh）身邊就聚集了一個規模不小的、由華裔人士組成的“高參”團隊，他是印度裔，並沒有華裔血統，“駔勉誠”這個“古色古香”的官方中文姓名，就是華裔“高參”之一——曾是大溫哥華華文媒體知名媒體人的溫哥華市華裔居民姚永安（Gabriel Yiu）。

不僅聯邦層面的官員會聘請“中國事務高參”，省一級的官員或政治家也會如此。

如離中國距離最近、華人眾多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前省自由黨籍省長簡蕙芝（Christy Clark），就曾在2016年正式任命出生在中國大陸的華裔政治家袁薇（Wendy Yuan）為“省長特別顧問”；前面提到的姚永安，也曾以該省在野黨（省新民主黨）“影子省長”的“特別顧問”身份活躍在省級政壇。當然，省級官員、政治家組建“中國事務高參”團隊的情況，基本上都發生在華人社區較為龐大、和中國聯系較為密切的省份。

加拿大各級政府、政治家往往有“認臉”的習慣性思維，認為“中國事務高參”還是找華人比較方便，這在許多時候是有效的，但有時也未必如此。

如鬍子修、譚耕兩位，就在一度活躍後遭遇了不少尷尬和麻煩，如今雖仍頻繁往來加中兩國間，但“曝光率”已大幅下降，此次加中雙邊關繫緊張期間他們兩人都曾訪華，卻並未取得什麼令人矚目的成果。

如前所述，並非“長着一張華人臉”就自動獲得“和中國/華人社區聯系”的“加成”，有些華裔“高參”其實並不比許多非華裔更瞭解中國，他們的“高參意見”自然也只能是“指東打西”，還有些則因某些特殊原因，充當“高參”反倒會起反效果。

如前聯邦保守黨籍總理哈珀和其重要閣員、聯邦移民部長肯尼（Jason Kenny）曾先後重用一位名叫“Tenzin Khangsa”的喇嘛擔任“高級顧問”，這位“高級顧問”卻出了一個讓哈珀借北京奧運開幕式和中國“叫板”的“餿主意”，讓加中關系走了好幾年的彎路。

現任總理杜魯多還沒當總理時，曾委託黨內資深華裔政治家、前聯邦國會議員陳卓愉（Raymond Chan）負責加拿大西部對華裔聯絡工作，結果卻捅出了“程慕陽事件”這樣天大的漏子。

叄

其實“中國事務高參”基本素質的關鍵，是瞭解中國及華裔，和溝通對象間不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和“溝通障礙”，是否華裔並不重要。

曾先後在聯邦自由黨和聯邦保守黨內擔任外長等要職的艾民信（David Emerson），是公認“最出色的中國事務高參”之一，離開政壇後還曾出任中國投資公司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但他並沒有華裔血統。

曾在二戰期間作為加拿大駐華最高外交官在中國活動、為加中建交作出“不可替代貢獻”的切斯特.朗寧（Chester Ronning），曾先後為來自不同政黨的多位加拿大總理提供關鍵性“中國事務參謀意見”，他並沒有華裔血統，卻作為傳教士和教育家之子出生在中國襄陽，能說一口流利的、帶方言口音的中國話，更曾在赴華任職途中結識了董必武（出席聯合國成立活動返國）。

再比如，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加關繫緊張之後，曾任加拿大聯邦總理的政壇元老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作為現任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關鍵時刻的“中國事務高參”，發揮了積極作用。

克雷蒂安1993-2003年出任加拿大總理，在任期內他高度評價加中關系，並將加中經貿關系視作“加拿大國際貿易多元化”、擺脫對美過度依賴的關鍵，三度率領大規模經貿團隊訪華。卸任後這位前總理經常代表私人客戶定期訪華，被公認為加拿大政壇的“知華派”。更重要的是，他是杜魯多所屬的加拿大聯邦自由黨元老，是和杜魯多“父一輩子一輩”交情的“自己人”。

然而，克雷蒂安是魁北克法裔，同樣沒有什麼“華人血緣”。

大陸的朋友常常對加拿大政府、政黨“總對中國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感到詫異，問“你們難道不懂麼”。

其實他們真的白問，因為相當多的加拿大政治家的確並不怎麼瞭解中國、華人，尤其當代中國和當代華人，更要命的是，由於他們中的一些人特意請了不靠譜的華人“高參”，普遍以為自己“已經弄懂了中國和中國人”，而“以為很熟”恰恰是最要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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