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当地人群 再次认识印度
在刻板印象中，印度总是给人穷、脏、乱的印象，再度实地探访后发现，当地人民纯朴、乐天知命。(图片来源／Unsplash)
1988年8月我被派驻香港，担任惠普的亚洲区市场部经理，开始接触印度市场。由于惠普在印度没有软体研发和硬体生产制造，只有市场行销机构；因此，出差时多半以拜访印度的首都德里为主。
接著在9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开始争夺为美国软体代工的机会；我时任惠普洲际总部业务开发经理，也经常接待远从印度来矽谷拜访的印度软体公司。
这方面的事情，我在2017年12月14日于本站发表的《龙象之争：中国与印度的软体业发展轨迹》一文中已有详细叙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
1997年底我离开惠普，加入德州仪器公司担任亚洲区总裁；由于印度属于亚洲区，也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成了我负责的亚洲区重要成员之一。
德州仪器早在1985年8月，就选择了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成立第一个研发中心，到了90年代末期，已经雇用超过3,000位IC设计工程师。
之后，德州仪器更进一步加码，于2006年7月在印度第四大城市清奈（Chennai）成立了第二个研发中心。
在德州仪器时，我每年都要出差去印度两三次，视察班加罗尔研发中心和德里的销售机构；于是我和印度的接触，就从德里往南延伸到了班加罗尔和清奈。
穷、脏、乱
我过去30年之中与印度接触得到的印象，可以用三个字总结，那就是「穷、脏、乱」。
当我在跨国公司上班，出差去印度的时候，都住在五星级宾馆；宾馆内部富丽堂皇，但是只要一出门，街上满是到处闲逛的牛羊狗，以及衣衫破烂、随处坐卧的印度老百姓。
破旧的民宅、脏乱的街道，和我住宿的五星级宾馆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
而我的同事们，尤其是来自欧美的西方人，更是好心的提醒：到了印度，千万不要喝当地提供的饮水，一定要喝瓶装水；因为，太多人有过拉肚子的惨痛经验。
印度的贫富差距、种姓制度，以及电视媒体三不五时报导与中国、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再加上奸杀妇女之类的社会犯罪，让我深深觉得，印度虽然是一个极为民主的国家，但是社会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的歧视，使得印度成为一个不适合旅游、不适合派驻、不安全的地方。
进步与改变
拥有全世界第二多人口的印度，因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因此被列为开发中国家。
2016年印度的每人平均所得大约是1,500美元，世界排名150位；可是印度这个2011-12年仍有12.4%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支出少于1美元）的国家，贫富不均已经是个很大的问题。
印度百姓多半是低收入人口，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也因此造就了印度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最大的电影基地是位于孟买的宝莱坞，所以印度电影经常被统称为「宝莱坞电影」。
宝莱坞的电影通常是歌舞片，几乎所有影片中都有好几段唱歌跳舞的场面。因为印度观众期望他们的花费物有所值，所以歌唱、舞蹈、三角恋爱、喜剧、再加上惊险动作场面，就像一个大杂烩，这些影片被称作「马萨拉电影」，马萨拉（masala）在印度话中，正是混和香料的意思。
这些影片的情节多是通俗闹剧，里面有很多公式化的剧情；例如命运多舛的情侣、愤怒的父母亲、腐败的官员、绑匪、心怀阴谋的恶人、沦落风尘的善良女子、失散已久的亲人、还有被命运分开的兄弟姐妹，他们都会遭遇戏剧性的命运转折，还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巧合。
因此，在10几20年前，偶尔看过几部印度电影，就感觉索然无味了。内容贫瘠、通片歌舞，毫无吸引人之处。
自从退休以后，比较有时间再回头看看印度电影；居然发现近几年宝莱坞电影也力求革新，出现了许多兼具艺术性、原创性、娱乐性的佳作。
更加令我惊讶的是，在印度这种封建保守的社会制度之下，许多大牌红星居然敢冒大不讳，演出不断挑战社会制度底线的剧情。
例如，不断碰撞印度的教育问题，使得这几年出现许多探讨教育的佳作；例如探讨教育本质的《心中的小星星》、以戏谑方式批判大学教育并成为最卖座宝莱坞电影的《三个傻瓜》、探讨印度穆斯林在911事件后在美国遭受歧视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具有女权思想的《救救菜英文》等等。
这些佳片，都是由我最欣赏的三个印度男星，也就是号称「宝莱坞三汗」的沙尔曼．汗（Salman Khan）、阿米尔．汗（Aamir Khan）与沙鲁克．汗（Shahrukh Khan）三位天王主演。
有趣的是，这三个「汗」都出生于1965年、都坚持一次只拍一部电影，非常重视剧本及影片所带给观众的「价值观」。长得都很帅、都勤快健身，但是身高都不高。阿米尔．汗只有168公分，即使是最高的沙鲁克．汗也只有176公分。
观赏他们三位所主演的电影，几乎都会让我流下眼泪来。早期2010年沙鲁克的《我的名字叫可汗》、以及近期2018年沙尔曼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吸引我一看再看。
三位之中，我最欣赏的是被《时代杂志》称为「印度的良心」的阿米尔．汗；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但特别是《三个傻瓜》、《我和我的冠军女儿》、《隐藏的大明星》这几部电影，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印度电影的改变，只是整个印度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与改变的一个缩影。
2014年我到印度去参加佛学院的开光大典，顺便也拜访了德里和其他城市。在那之前，我对印度的整体印象，除了早期频繁的出差，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以外，大部分都是由媒体、网路得到的。
这些方面带给我的视角，都是比较宏观的；我所认识的印度朋友们，也大部分是曾受过高等教育、留学海外，位居政府高层的精英份子。
那么真正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印度老百姓，他们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真实的印度
今年四月，我再次拜访睽违了四年之久的尼扎佛学院。
佛学院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毗连中国西藏自治区；全境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但冬季寒冷。首府西姆拉曾是英属印度的夏都。该邦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盛产水果。
喜马偕尔邦人口不到1,000万，土地面积接近56,000平方公里；在印度540名国会议员名额中，只占有4个名额，由此可见其小。
这次在佛学院住了两个星期，仁波切很贴心的安排了许多车程在四、五个小时内的著名风景景点，但我都婉拒了；我只想沈下心来，安静的在佛学院休息，顺便了解附近老百姓的生活。
从达兰萨拉机场搭车到佛学院，大约需要两小时的车程；进入山区以后，沿途看到许多高耸的竹林，茂密的生长在一起。有趣的是，印度人从来不吃竹笋，我在印度那么久，也从来没看过竹笋。
那么这些竹林的竹笋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用？或许是印度的竹子不长竹笋？
在和仁波切、大喇嘛、以及佛学院工作人员们的闲聊当中，我发现真正的印度人和我过去几十年的刻板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印度人非常温和，没有暴力倾向；不管信什么宗教，都非常虔诚。佛学院的人在当地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没有看过任何打架的事件；即使路上偶尔有人争吵，也只是大声讲理，不会骂出脏话。
当地人对老人和妇孺非常礼让；只要是在巴士上或是火车上，看到老人和妇孺，一定会起身让座。
由于地处乡下，道路都十分狭窄，而且沿著山区蜿蜒而行，开车必须要有耐心。有趣的是，每辆车子在后车厢上都会写著「按喇叭」（Blow Horn）；意思就是「山路难行，我车子老旧跑不快；如果你比较急、想超车的话，请按喇叭」。
就我所看到的，只要按喇叭，前车一定会往边靠，让你先行，这和台湾很不一样；台湾天气炎热，驾驶脾气比较浮躁、也没有耐心。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驾驶因为被按一声喇叭，就下来吵架打架的事情。
我不禁问了仁波切：「在国外看到许多新闻报导，印度有女子被奸杀，甚至于有女性欧美游客被奸杀，这与我听到的和我看到的似乎很不一样。怎么解释？」
仁波切回答说：「由于对老弱妇孺尊重礼让，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因此印度媒体与老百姓，对于发生这种犯罪都特别气愤和重视。新闻会报导是很正常的，而这些罪犯除了接受法律制裁以外，服刑完毕回到社会，还会被左邻右舍唾弃看不起。」
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印度过去十几年的成长路径，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状况非常类似；有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了，就连这种乡下地方也一样。
我经常在佛学院外散散步，走入农村和山谷，看看当地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宛如欧洲小别墅的新建庭园，和用土块建造的老旧残缺房屋仳邻而居。
只见新房子的老人和旧房子的老人，拉著椅子坐在一起晒太阳聊天；旧房子的老人毫无贫穷低下的表情，笑容依旧灿烂。居住环境有天壤之别的邻居，也不会自惭形秽、或是骄傲炫富。
印度人非常能够接受天命，安贫乐道，不起憎恨和羡慕之心。
这样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在改革开放过程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时，是一股稳定社会、保持平静的力量。
仁波切说，不要看到印度人居住环境的脏乱，就认为印度人不喜欢干净。居住环境的脏乱确实存在，但这是他们的经济落后所造成的，老百姓对这些脏乱现象也束手无策。
如果有机会能够进入印度人的家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家里非常整洁。印度人尤其重视卫浴间的清洁，家里不管再怎么穷，卫浴间一定要保持干净，备好一盆清水，作为方便之后清洁水洗使用。
这让我联想到，在印度卖卫生纸，可能市场不大；但是如果印度的经济腾飞、国民所得提高之后，或许免治马桶会有很大的市场。
结论
1. 在今天网路发达的时代，媒体新闻竞争激烈，真假新闻充斥。全球化让地球上不同地区的距离更加接近了；但这些趋势虽然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和知识，却也更加固化了我们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2. 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以后，非常难去修正。只有放空自己，保持无知的心态，才能够进入未知的领域。
3. 今天的台湾处处政治斗争，造成经济困顿，我们应该学大陆的狼性？或是学学印度人的平和、沉稳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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