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分为两大阵营：东方、西方。能从广义代表东方也只有中国，而中国虽然经过多次较大的动荡，但还是保留了自己原始的哲学。这种哲学的载体有一个衡定式，就是自然界的「天、地」或「元、气」。已经植入到这个特殊民族的方方面面，无论你创造发明、著书立说、寻常生活都遵循其道，欲罢不能。

我个人不认同在「哲学」前后冠「科学」两字，哲学和科学、神学是并列的学说，神学早于哲学，哲学早于科学。神学擅识的是「果」，哲学擅识的是「果━因━果」，科学擅识的是「因━果」。科学因自身的狭隘性有不可突破的瓶颈，而哲学涵盖的信息量非常强大，科学解释不了的，不一定哲学解释不了。

西方代表著近代工业革命，但是并不代表著强大。相反，中国的崛起可能代表著对世界的引领，

西方是一个和古文明断层的社会体系，追求的是纯物质利益，靠外族的融入来弥补自身的缺陷。这种发展终究会停滞，取而代之的将是破产！

这跟科学语言所使用的符号系统有关。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相比，在这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问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近现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同时期的科技与经济已经十分发达，甚至其实许多方面远超西方的中国发生？

此前许多人用是否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始萌芽来作为先决条件探讨此问题，事实上是走入了一个误区。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发达，远超西方的国家。古丝绸之路贸易的兴旺，充分说明了中国商品生产与贸易的先进性。事实上，正是通过大量贸易，通过丝绸之路，古代中国的技术才源源不断地间接流入西方世界。典型的例证是四大发明，但事实上像原始的机械计时器，最早的时钟其实也是由中国人发明而传到西方逐步改进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就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模式探讨来试图说明这个谜题。

我们可以把问题更聚焦为：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牛顿式的人物？

又有人一看到这个问题，便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归罪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其实这些答案也是不妥当的。为什么会有李约瑟难题呢？如果答案真是这么简单，李约瑟所问就是多余了。因为事实上，如果足够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历史与人物，就会知道中国古代确实有许多非常了不起的科技人物，差别只是我们没有产生像牛顿式的巨人。当然，像笛卡尔式、伽利略式的让牛顿站在其肩膀上的巨人，在中国科学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没有的。

为什么？原因超乎人们想像得简单：语言文字的问题。科学研究特别是数学从初等到高等发展，所特别需要简化、精炼的符号系统，中国的象形文字很难承担。符号就像发动机，当数学发展至高水平，走向精细化与复杂化时，是需要一部打造得比较好的能有效减少模糊性的符号系统。

我们去读读中国古代的数学著作就知道了，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对比当今用字母文字作变数符号的数学写作，就知道复杂度不可同日而语。不使用字母形式的变数符号的数学，在数学向高等形式发展时，根本就行不通。

想一想，同样是微积分表达，对比莱布尼兹形式与牛顿形式相比的优越性，我们就会理解这个问题不仅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像今天，事实上，理论上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也可以完全使用一套汉字编程的编程软体来编程。但这种方式，如果不是为了好玩，不会有人去干。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与习惯的问题。我们会发现，纯粹的汉字系统在逻辑的形式化表达上是具有天生的缺陷的。这不是说中国人的实际逻辑比西方人差，若是下这样的结论完全是一种误会与无知。中国人里头哪怕比西方人逻辑强的，也不意味著他使用象形文字系统在逻辑表达的清晰性上会更有优势。

象形文字的优势是在于符号本身的含义更为形象具体，有助于对自然与人生的洞察。对诗词来说，汉语恐怕才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因为它比较容易表达对立乃至矛盾的思想之间的奇怪的和谐。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一种自然语言；但对于机械性的科学工具语言来说，英语这样的字母文字语言才是最优秀的。

哪怕牛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充满了洞察力，假如他的母语不是英语，而是古汉语，在数学上主要用的变数符号是别扭的甲乙丙丁，我们也很难设想可以由他产生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

没有这场理论科学的革命，就不会有其后的科技大变革，以及随后产生的工业革命。

有得必有失，中国人的象形文字创造了一个异常美丽的精神文化世界，但同时也缺乏了一种机械性的结构力量。

而人类最美丽与最完美的语言，其实应当是两者的结合。更深邃的精神其实应当是诗与数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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