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幾年前的博鰲論壇中，有一個分會“青年領袖圓桌會議”上，著名主持人芮成鋼提問姚明，問到：揚州市委書記一年收入不到二十萬，而你一年收入可達四、五千萬，同樣付出那麼多，收入為何差距那麼大？從而，就引發了一場關於“高薪養廉”的爭議。

常有朋友說“高薪養廉”，一味地“高薪”真的能夠“養廉”嗎？二月河對於“高薪養廉”這一問題有過一個說法，那就是：“宋代公務員工資高，但卻非常的腐敗。”可以說，有宋一朝，每個官員都享有厚祿，可是，其結果卻是差強人意，一輩子廉潔奉公的官員十分有限。

北宋官員的年薪之高，在幾千年封建統治中都屬罕見。《宋歷·職官志》告訴我們：像宰相、樞密使這種國家一級幹部，一個月能領到“三百千”的俸祿。這計量單位可能讓人看不懂，宋朝用一千錢穿成一串，是為一貫，也就是說：這些高官的月薪為三百貫。

三百貫，這還只是北宋高官的“基本工資”，在宋朝當官還有不少福利待遇。比如：每逢春冬換季，家裡要添置衣物，朝廷還會發放綾羅二十匹、絹布三十匹、棉花一百兩，還會每半年發放六百石的祿粟。相比於這些高官，地方官的工資就要低些了。

這裏，我們就拿一個萬戶以上的大縣來說：

縣官一個月能領到二十貫的基本工資，小於萬戶的小縣，縣官每個月的工資是十二貫。當然，工資歸工資，福利待遇另算，他們通常每半年能領到祿粟三十石，還有些諸如：茶葉、酒水、佐料、柴火、煤炭等生活補貼，甚至，連喂馬用的草料和隨身小廝的衣食住行都有補貼。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可不是一個個小數目。

宋真宗時期，地方官赴任時禁止攜家帶口，留守在家鄉的親屬們每年都能領到朝廷發放的補助，例如：米、面、肉等。官員之間因公走動實屬常情，朝廷還會配給各官員一定數目的“公用錢”，作招待應酬之用。

就拿一個節度使來說，能領到兩萬貫的“公用錢”，而且，這筆錢不設封頂，不限時間，用完了朝廷再撥。此外，各地官府都有職田，也就是公家的土地，拿一個小縣城來說，通常為七頃職田，這些土地或由官員僱傭佃戶耕種自己拿收成，或直接租給農民賺租金。

之所以北宋實行官員高薪制，還是為了杜絕官員貪污現象。

其實，上至天子，下至大臣，每個人都心中有數。太宗曾說過一句話：“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有了這句話在先，北宋皇帝從未虧待過官員，從太宗到徽宗，每個皇帝都曾給官員不斷增俸。

雖說，北宋官員的待遇已經很高了，但是，仍有許多官員屢次提出“高薪養廉”的問題。就拿仁宗朝的范仲淹來說，他在擬定“慶歷新政”綱要時就指出：“想要培養賢良，必須許以厚祿，只有官員們的待遇提高了，才能要求他們廉潔奉公，若是再有貪贓枉法的官員，可廢可誅。”王安石在推行變法時，不但提高了官員們的俸祿，就連公吏的待遇也考慮到了，特設“吏祿”。

雖說，自古以來官吏不分家，但是，在宋朝，“官”與“吏”的職能有極大區別，待遇和地位上也相差甚遠。

簡單來說，官員是朝廷封的，不論考覈還是升遷均由朝廷管理，他們的工資也由朝廷負責；而吏不同，吏更像是“臨時工”，是各級官員自行聘用的，朝廷通常不給他們發放俸祿，這些人的工資由官員自行解決。由於吏的工資待遇不高，所以，常有公吏剝削百姓的情況發生。

《宋史》中對各級公吏盤剝百姓魚肉鄉裏的惡行多有記載，可見，“吏”一度成了宋朝的社會問題。之後，意識到這一情況，並且，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王安石索性推行“吏祿”。讓這羣“臨時工”也喫上了公糧，希望通過高薪減少公吏貪贓枉法的可能。

當然，一味地高薪養廉只會讓貪腐現象惡化，還需有與之配套的懲貪制度，如：熙寧三年，有人向宋神宗檢舉了公吏貪污軍糧的情況，宋神宗頒布詔書，在全國推行“重祿法”。宋神宗認為：他們的俸祿不高，甚至拿不到俸祿，這才導致公吏們從其他渠道撈錢。

宋神宗規定：每年撥給各地倉吏共計一萬八千貫的工資，此後，若再有剋扣軍糧者予以重罰，貪污數額不超過一百貫的判處徒刑一年，每多超一百貫增加一年，超過一千貫的流放兩千里，每多超一千貫多流放千里，如有貪污數目巨大的，數額超過一萬貫，則發配沙門島充軍。

宋神宗由倉吏入手，逐漸將“重祿法”擴大到所有公吏，到了熙寧六月，每年朝廷支出的吏祿已達十七萬貫。王安石曾對宋神宗說：“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可以說，王安石等人推行“重祿法”的本意是善良的，但是，推行過後取得的效果卻差強人意。雖說，各級官吏的腰包越來越鼓，但是，貪腐現象卻毫無改觀。在重祿法頒布之初，公吏們畏懼重法，而且，有厚祿在身，稍微有所收斂。

據統計：重祿法頒布當年，抓捕貪污的倉吏共計五百人。從數字來看的確有所好轉，不過，這一現狀並未持續太久。在貪欲的驅使下，公吏們漸漸“賕取如故”。王安石感慨道：“如今我們發放給公吏的俸祿可謂優厚，但仍比不上從前他們搜刮民脂民膏的一半。”

由此可見，所謂“高薪養廉”，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政策。

而“吏祿法”頒布後，越來越多的人想喫上公糧，所以賄賂官員成為公吏。北宋開國之初，每個官員招聘的公吏尚有定數，而到後來公吏的數字急速膨脹，公吏人數超過宋朝開國十倍有餘。神宗時期，全國有公吏一萬一千人，而神宗又許其以厚祿無異於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其實，公吏問題只是官場人口膨脹的一個縮影：“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到了元祐年間，因官吏人數增加產生的弊端逐漸顯現。1088年，戶部尚書啟稟哲宗道：“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而兩稅、徵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過也。”結果，當年全國徵收的錢糧，竟不足以支出官吏們的俸祿，只能靠喫家底勉強維持。

到了大觀年間，國庫已日漸空虛，連官吏的工資都發不出了。由此可見，一味地“高薪養廉”並不能解決問題。在國庫充盈、百姓富足的情況下，適度地增加官吏們的俸祿，提升他們的生活水準並不是壞事。但是，若想拿福利待遇作為防腐養賢的政策，認為“高工資下無貪官”，這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北宋的高薪並未培養幾個廉潔的官員，反而滋生了一大堆喫空餉的蛀蟲。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官員貪廉與否，完全是由其人格追求、道德品質決定的，這是精神層面問題，通過物質手段很難改變。在同等待遇的背景下，貪者自貪，用高薪杜絕貪腐問題只是一種樂觀的、主觀的“夢想”。

人性何其復雜？不論多高的俸祿終有止境，而貪官的慾望是無窮大的，根本不是高薪能夠填滿的。參照《宋史》來看，拿熙寧作為北宋的分水嶺，將前後劃分成兩段，我們就能發現，在熙寧之後發生的貪污案遠多於熙寧以前。

在俸祿水漲船高，官員待遇蒸蒸日上的同時，貪污數額超過“萬貫”的官員也隨之增加，到了北宋末年，竟出現瞭如：蔡京、童貫等“大老虎”領導的貪腐集團，使北宋後期的官場貪污變得規模化。由“高薪養廉”帶來的貪腐問題被擴大到極點，成了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

那麼，王安石曾推行的那套與“高薪養廉”配套的懲貪政策是否起到了效果呢？

我們不能否認王安石的懲貪措施取到了一定成效，但最終，這套懲貪政策還是陷入了北宋法治“先嚴後寬”的慣性中。《廿二史札記·宋初嚴懲贓吏》記載：“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之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僅從公元961年到973年這十二年裡，宋太祖就懲戒了十五名大貪官。宋太宗登基後，北宋仍致力於國家建設，法治未弛，但卻給後世開了個壞頭。

太宗一朝，有貪官王淮，貪污數額巨大，朝廷收繳的贓款達到千萬貫，按律當誅。但是，王淮卻只被打了一百大板，降職一等，當庭釋放。

那麼，這是為何？

原來，王淮是參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各級司法機關看在王沔的面子上從輕發落。有了這個“玩法曲縱”的先例，到了宋真宗時期，已鮮有貪官被砍頭，最多被打一頓板子發配邊疆，“蓋比國初已縱弛矣”。到了仁宗時期，被查出的貪官不再被發配充軍，就連板子都不用捱了。所以，即便出現了王安石變法，恩威並施，加大了懲貪的力度，但是，從懲罰程度上來看，遠不如開國時嚴格，以至於，貪官們只是“稍有忌憚”，根本就不將其當回事了。

最後，筆者認為：就“高薪養廉”一事，史學家趙翼的評論非常中肯：“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這裏，筆者再說一句，那就是“高薪未必一定養廉”，而鐵腕肅貪纔有可能使腐敗猖獗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對於腐敗分子的“無情打擊＂，在古今中外都不失為一條推進廉政的速效之策，雖然，它並不能“治本”。但是，經驗卻表明：當對腐敗分子的打擊強度，足以阻嚇腐敗分子的行為與心理的時候，腐敗現象是能得到一些遏制的。

參考資料：

【《宋歷·職官志》、《廿二史札記·宋初嚴懲贓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