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扮丑，那些败给现实的文艺青年们，别扯了，你又不是王彩玲
有很多个瞬间，我在身边的年轻男女苦苦支撑的逐梦路上仿佛看到了一眼便可预知的未来。
生活中有很多人常常用那些令人心灰意冷的例子来浇熄自己蠢蠢欲动的艺术热情。
后来，我在顾长卫的镜头里找到了我试图去发掘但一直不肯直面的一种人生方式。
看悲欢离合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中纷纷上演，或许每个曾经迷茫挣扎过的灵魂会从中得到勇气并有所成长。
直到看了《立春》，我才猛然记起，还曾有这么一个理想在我生命中存在过。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容易想到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两个都是讲陷于苦闷生活中单身女人，无论是斯琴高娃演的姨妈、还是蒋雯丽演的王彩玲，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祥林嫂，身居于人潮拥挤的都市里，却呈现出刺眼的孤独。
《立春》延续了李樯《孔雀》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一贯主题——小人物的不甘心
两部片子的编剧都是李樯，所以决定了它们气息上的相似，但风格就完全两样了。
许鞍华是那种婉约含蓄型，喜欢不温不火，丝丝入扣；
而顾长卫却是淋漓尽致，波涛汹涌，不论是痛苦还是嗟叹，总要发出声响来。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在日记里踌躇满志地写下“立志要修炼成文艺青年”
当时觉得这是一高贵无比的称呼，是从晨昏线解析几何的泥淖爬出后，可以选择的一种很不错的生活态度。
可是几年后我不无惊恐地发现，文艺青年这词儿渐渐变味儿了。
到了今天，这几乎就是一个臭大街的词汇，马上就到了“你才文艺青年！你全家都文艺青年！”的地步。
潮水般《立春》的影评里，王彩玲被捆绑上“文艺女青年”的标语。
简直相当于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大帽子，表面上看似没啥也没说，暗地里早已是钉毡铺下，透的是更深的瞧不起与蔑视。
记得当初看《人生》，高加林骨子里就很瞧不起黄土乡地，包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
电影让这个青年在城市里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那块黄土地上。
那个珍宝一样深爱过他的女人巧珍也嫁作他人妇，而他自己的理想国也随黄沙鼓荡，不知跑到那个爪哇国去了。
往深里说，《人生》再现了黄土文明的强悍和博大，个人的那些小念想既无法与它抗衡，更无需它抗衡。
一句话，它把小人物埃到骨子里的精髓诠释到了极致。
顾长卫的《立春》自然是没有这样的高度，北方某小城的一群准艺术家在哪儿爱情与事业全无收获地苟活着。
王雨要是看了这部电影，肯定又要高喊“天天都想离开，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换骨投胎。”
说实话，在看电影时，我跟影片中那些哭着喊着要上北京的人还是能有些共鸣的。
我曾经也做过无数次北上广梦。但我就像讨厌自己一样，对《立春》这样的电影很难产生好感。
无论是借助外来环境也比不了顺应环境的人来得从容和自然。
《立春》是08年由蒋雯丽，张瑶，李光洁，焦刚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讲述了八十年代一个小县城里王彩玲等艺术青年在梦想与现实矛盾中痛苦挣扎的过程。
主演蒋雯丽因此片获得第二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影后、第27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豆瓣评分8.1，IDMb评分8.6，票房不高但好评如潮。
表面上看，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在电影中延续了对于城市小人物纠葛于理想与现实之命运悲剧的一贯关注。
影像中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神圣终将陷落于世俗的叙事走向，给人以带着刺痛的无奈伤感。
但事实上，这部以“身在严寒意向春”的民间节气为主要隐喻。
或者如罗马影展评委所言“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封闭、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却仍不允许自己被环境吞没之女性形象”的影片真正所展现的却是一种具有病态特征的人物群像。
那些所谓的“不甘平庸”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艺术青年”不过是一些在困守和逃离中分不清自我。
或者说自以为为了实现自我而痛苦抗争的臆想症患者。
而他们“执著追求之理想”最终幻灭或想象性延续，才是最具庸常性和卑微性的魅力所在。
这或许也是顾长卫将《立春》称之为残酷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因之一。
顾长卫说，《立春》是一个关于梦想和励志的故事。
在我看来，《立春》倒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梦想破灭的故事。
因为在中国的电影某审查机构，有那么一群用屁股代替头脑思考问题的人，上一次将顾长卫那部充满着绝望的《孔雀》当成了主旋律片去宣传。
结果《立春》之于《孔雀》没有取得成功，本来就是意料之外的事。
我无法接受有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肉”影片。
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影片错用了美丑对立法则，无法让观众建立起对主人公的完全认同。
影片对主人公王彩玲极尽丑化之极致，龅牙、粉刺、罗圈腿...
一面是高雅的歌剧，圣洁的心灵，一面却又自欺欺人，满是俗态。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美丑对立法则，用在文学中由于不直接诉诸形象，或可产生意外效果，一旦落实为影像，丑就目不忍睹，阻碍认同。
美丑对立不仅指人物外形与内心的对立，甚至在人物的内心里也是分裂的。
一方面我们感受着王彩玲们追求梦想的崇高，另一方面我们又可怜着他们自欺欺人的幻想。
王彩玲全然没有《孔雀》中姐姐张静初外表与内心的完美统一，俗陋与崇高并存，给观众的感受因此也就摇摆不定。
《孔雀》中的三姐弟虽然也略有异秉，但总体还算正常，代表了大多数有梦想的普通人，因此很容易获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
《立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得实在太远。
主角和思想远离大众，于是小众就成了另类。一般人都会有梦想，但是对梦想执著成王彩玲这样的还真不多见。
于是，观众看他们，怕同情之外，更多可怜、可叹之外，或许也有可憎吧。
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叫“王彩玲”的女子引起的。
王彩玲是谁？
是每一个平凡生活中不甘平庸在追梦路上独行的你我。
她与环境格格不入却始终像个战士一样不肯屈就，她是每一个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人的缩影。
她与诗人相似，有垂天翅翼，没有天空，却始终未放弃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建设。
“当你在挂历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也许来自你对未来的一丝期望。”
片头的一句话似乎蕴含着某种心情，立春到了，温暖还会远吗？
女主角王彩玲就在这个时候扎眼地站了出来。
王彩玲在鹤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绝对算得上一个文化人。
她可以正确而完整地解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含义：“丝是弦乐，竹是管乐，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人声。”
巧合的是，王彩玲用她的人生（人声），同样正确而完整的验证了这个成语。
身材臃肿，满脸的黑豆和黄斑，一对嘴唇很难包住喷薄而出的龅牙，细小的眼睛下面总挂着形影不离的黑眼袋。
如此丑陋的女人却有着狂妄的理想和可笑的骄傲，她是那样地与世俗格格不入，她是那个城市里的异类。
好在她还有歌声。
身为音乐老师的王彩玲有一副好嗓子，能唱非常动听的歌剧。
“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是个废物”。
王彩玲喜欢唱《暮春》，正如歌词里所说“生活对我如此残酷”仿佛是她对命运不公的一种呐喊。
无论白天黑夜，王彩玲的哭泣投射出的是理想破灭的绝望与无奈，而在现实中却一次次用谎言和欺骗来自欺欺人。
就条件来说，命比纸薄的她却心比天高：想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学成后成为中央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她唯一的人生目标。
为此她学意大利语、自己一针一线做演出服、苦练舒曼钢琴曲选，这些其实都是“小意思”。
片中她花三万多块钱托人办北京户口更能让人看出她的决心。
然而中国人典型的阿Q精神并不可笑，就像西方故事里的堂吉诃德，抱着不可能的希望，一次次地拿伤口触碰来自生活和社会各处的尖刀。
王彩玲的遭遇让我想起蒋韵的小说《隐秘盛开》中的潘红霞。
一个小城市里的平凡女人，有不甘平庸的梦想，有自我憧憬的爱情。
压抑的小城氛围下，她的心灵挣扎敌不过生活与命运，但是梦想一直存放于她们的心底，从未遗忘。
大家都明白的理，漂亮女人人见人爱，丑女人只能爱自己。
她的寻梦之旅比她的长相还要残酷。
北京的艺术团体机构臃肿，选拔标准第一印象只凭长相，她这样的根本进不去；
北京户口办不下来，她的水平又没法达到外地分数线，中央音乐学院对她而言也变得遥不可及；
作为外地人的她，甚至连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临时工的资格都没有。
王彩玲的人生让我想起余杰的硕士论文《畸人录》，文论聚焦于类似郁达夫这样的社会另类，实则很可悲。
《立春》里的角色相对于他们的环境也都是另类、非主流、畸人。
在一个80年代初的内陆县城，炼钢工人黄四宝做着梵高梦，热衷于画人体，屡败屡战要考中央美院。
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王彩玲则迷恋歌剧，梦想唱到巴黎歌剧院，口口声声中央歌剧院要调她，一次次跑北京想把户口办到北京。
群艺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被称为二胰子（不男不女的人），在这所偏陬小城的街头演出中竟然跳起芭蕾，引得群众一片哄笑。
他们是不合时宜的，是一群生了丫鬟命的小姐身。
然而他们不屈服于命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次次不知疲倦，死不改悔地对命运发起冲击。
他们其实就像那个古希腊神话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虽然每次推到山顶，石头都会落下来，但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顺从，正在于对命运绝望的抗争。
反抗绝望...
我们在为命运的残酷无情而感慨的同时，不能不为这些无望冲击着的柔弱个体感动。
这同样是鲁迅热衷的主题。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去回顾我们出生的那个八十年代恍如隔世。
容易被忽略的是，如果说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经济”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文化”。
想想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我想起了王小波在《青铜时代》中的一句话：
“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也许文化发展的极致便是自由主义的泛滥，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电影中的这个多事之秋。
让王彩玲从她的艺术家之梦中醒来的第一个人是胡金泉。
这个世人眼中的“二胰子”酷爱芭蕾，作为生活在鸡群中的鹤，他一直承受着世人对他从事“紧身裤艺术”和一直都是单身身份的双重指责。
正如胡金泉自己所说，他就是一根鱼刺，卡在这个城市人们的喉咙里。一个雪夜，崩溃边缘的胡金泉向王彩玲提出假结婚。
“就领一张结婚证，别的什么都不会发生”。
王彩玲不愿做“炮灰”，断然拒绝。
一次光天化日的强奸未遂之后，胡金泉被关进了监狱。
“我这根鱼刺终于被拔掉了”，探监时王彩玲听着胡金泉的话，看着胡金泉穿着囚鞋立脚尖，流下了愧疚的泪水——那个雪夜，如果她不拒绝的话...
胡金泉的坐牢像一记闷棍，把同样处境的王彩玲打得晕头转向。
赴京无望的她，在这个城市里，也许就是下一根鱼刺...
我们不敢说此时的王彩玲已经对她首席女高音的人生目标彻底绝望，只是从胡金泉入狱之后，王彩玲就再也没唱过歌剧，一句也没有。
就在王彩玲的歌剧梦逐渐褪色的时候，第二个将王彩玲从梦中叫醒的人“适时”地出现了，她就是王彩玲的女邻居小张老师。
这位女邻居是个绝对的美人儿，很自然地嫁给了一个税务局的公务员。
胃痛难忍的王彩玲到邻居家借药，女邻居和她老公的恩爱让王彩玲艳羡不已。
再加上过年回家父母对王彩玲早日成家的期盼——王彩玲心中终于不再只有歌剧。
结婚，成了王彩玲当下最现实的选择。
王彩玲开始用土方子自我美容的时候，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力的唤醒者出现了。
歌唱天赋极佳的光头贝贝用她的癌症打动了在她看来有着“北京关系”的王彩玲。
王彩玲带着贝贝和她的侏儒妈妈来到北京，把自己办北京户口剩下的1万2千元钱全都用到了贝贝参赛身上。
最终，贝贝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就在王彩玲和实现了自己未竟理想的贝贝母女抱头痛哭的时候，贝贝母女突然跪地不起。
原来贝贝得癌症是一个谎言，“出名太难了，唱得好的人多了，咱们又是小地方的，没点儿特殊手段根本出不来。”
一个如此“不纯净”女孩儿，竟然能唱出成绩。这彻底击碎了王彩玲的艺术梦。
王彩玲之所以如此喜爱歌剧，是因为在她看来，艺术之美是心灵之美的直接产物，她希望通过自己美丽的声音去证明、去表达、去告诉大家丑陋的她依然拥有的那颗美丽心灵。
打击还在继续。紧接着，女邻居的丈夫卷走家里所有的存款失踪。
这让王彩玲对婚姻也失去了信心。
其实王彩玲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她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状况，但又不可抑制的认为自己是块能出彩的料。
直到被阳光深深的刺痛双眼，半夜里低声啜泣。
最后弹钢琴的手剁起了牛羊肉，唱歌剧的嗓子唤起了叫卖声，落寞后归于平淡，或许还有不甘，只留碎碎念。
在《立春》的最后，王彩玲没有结婚，而是领养了一名兔唇的孤儿。
也许是在经历了因为追求理想而带来的种种境遇，她向命运妥协了，开始过一种平静恬淡的生活。
靠卖猪肉来抚养这个孩子，还给她做了整形手术。
治好了女儿的病后，她教女儿唱童谣，她带女儿去北京玩。
一名文艺女青年的理想，到此宣告终结。
影片的结尾是一个女歌唱家在中国歌剧院唱着普契尼那段著名的《咏叹调》，我竟然看得有些惆怅，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一个人活着到底要不要有理想，尤其是这理想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多么曲高和寡多么难以遇到知音的时候？
看到那个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而故意犯了流氓猥亵罪而坐牢的胡老师，最后穿着囚服踮起脚尖，安慰难过的王彩玲的场景时。
这个刚开始还被我唾弃的男人，最后看到他时竟然让我心生敬意。
理想主义者是可敬同时也是可悲的，他们的可敬之处在于对自己理想世界的坚持，而可悲之处在于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
于是，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有两个，要么融入到现实中来，要么一直在自己编造的理想世界里死去。
所以，导演让我们全面的看到理想主义的背立面究竟有哪些
王彩玲结交的人当中首先是两个自称“艺术青年”黄四宝与周瑜。
自命不凡的黄四宝喜欢画自己的油画，一心想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却一次次铩羽而回；
梦想未灭的周瑜总是哀叹命运安排，另自己一无是处，白白浪费了一副好嗓子。
两个同样另类的人在王彩玲的面前却是如此地渺小和卑微。
那种虚伪的外衣和标榜的自我敌不过时间的检验，敌不过生活的磨砺。
周瑜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因艺术而崇高的王彩玲不会屈就自己嫁给一个伪文艺爱好者；
黄四宝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王彩玲是一个正常的喜欢趣味相投异性的女性。
另外顾长卫“捎带”表现文艺青年除了王彩玲和胡金泉所走的另一条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堕落下去。
这两个人物引出的故事线，包括王彩玲自杀、周瑜黄四宝反目、周瑜结婚、黄四宝从深圳回来开婚介所骗钱并与王彩玲偶遇等这些元素让影片更加生动，可都不是表现主题所必需的。
换句话说，抽掉它们，王彩玲这个悲剧人物的发展轨迹依旧清晰明朗。
跳芭蕾舞的胡金全和爱唱歌的高贝贝的出现一度让王彩玲的生活萌发了某种感动，但这种感动到头却变得冰冷。
胡金全无法忍受世俗的眼光，意欲同王彩玲假结婚掩盖自己的性取向，遭到拒绝后绝望万分，最终只能靠当众凌辱自己的学生来证明自己，即使代价是冰冷的手铐。
而高贝贝的欺骗显然是对艺术的一种侮辱和亵渎，让她近乎崩溃。
在她眼里，艺术的高尚和纯粹容不得半点掺假，对艺术的亵渎远胜于对她本身的亵渎。
住在隔壁的小张老师是一个倾诉者，她年轻，漂亮，有自己的家庭。
她因为有那么一个丑陋而又单身的邻居而充满了优越感，就连半夜里叫床也是扯尖了嗓门，就怕隔壁邻居听不到。
天生的优越让她资本十足，她总是一味地说自己的老公多好多好，假装好意地给王彩玲治愈黑斑的土方，甚至到给她买来一个性具。
而当她自己的丈夫提走了所有财产远走的时候，没有资本的她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同病相连。
所以，他们，在王彩玲面前都是侏儒。
也许你要问，什么是艺术？理想又是什么？
艺术是一种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的追求，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思想，但它的沉重也让它束缚了好多人。
“我一定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王彩玲一次次地这么说，但她清楚，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罢了。
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憧憬着艺术，也憧憬着爱情。“如果这是开往巴黎的列车就好了”
“我在巴黎歌剧院唱歌，你在巴黎美术学院画画。”
两个人的憧憬开始过了头，于是当一句拒绝的话语将她打醒，环顾周遭依然是无限残酷。
趴在站台上醉不成行的黄四宝，和那些散落的画架、马扎一起收入眼底的时候，作为观众，我们也哀叹理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
当高贝贝捧着鲜花和证书在电视上哭泣的时候，我们又哀叹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那么地不光彩甚至暗淡。
当胡金全在牢狱里依然用布鞋立起脚尖旋转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哀叹，因为“理想”太沉重，把灵魂也压扁了。
所以，《立春》里的“艺术”，倒更像是某种心灵的麻药。
或者说，是人们在对现实极度失望后幻化出的泡沫式的理想（空想）。
作为顾长卫的第二部作品，也免不了要和代表作《孔雀》做个比较。
《孔雀》写文革导致人性扭曲；《立春》显现一个个饱受压抑而心理变态的人。
平心而论，《立春》没有《孔雀》那么厚重，人物设置没有《孔雀》合理，给观众的震撼也不像《孔雀》那么强烈。
但《立春》所具有的一大亮点是《孔雀》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蒋雯丽的影后级表演。
蒋雯丽的这个造型，其丑化程度远甚余男饰演的《图雅的婚礼》和赵薇在《少林足球》中饰演的那个太极女孩、莫文蔚在《食神》中的扮相勉强能跟她有一拼。
王彩玲头一次转身亮相时，我甚至心头一紧：那可是国民女神蒋雯丽啊
和本人相差巨大的造型对演员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表演发挥得好，造型和表演会相互促进，人物就显得更加真实。
一旦演员处理的不好，造型带给观众的审美期待，只能暴露演员的不足，让人物假到惨不忍睹。
就细节来看，蒋雯丽深厚的表演功底让顾长卫敢用长镜头。
顾长卫的长镜头也让蒋雯丽得以实现更加完整的表演，王彩玲这个人物在这种最接近纪实的镜头语言下也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就从影片本身来说，蒋雯丽把握住了王彩玲内心情感的渐变过程和节奏。
从王彩玲一开始假装趾高气昂，到最后她和养女在一起身上散发出母性光辉。
王彩玲眼中的执著越来越少、平和越来越多，脆弱越来越少、坚强越来越多。
甚至她只用一个从喜悦到悲愤的表情变化，就道出了王彩玲心中的千言万语。
在我看来，这正是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
在通过细节构建影片的历史真实感上，《立春》也保持了顾长卫前一部的水准。
桥洞上贴着的北京亚运会、黄四宝身上的老式牛仔裤和周瑜身上的“祖宗级”文化衫；
天安门广场上的80版栅栏，复古的武警警服，响彻歌厅的《粉红色的回忆》；
王彩玲家的骆驼牌墨水、北京方便面、贴有灌篮高手贴画的台灯，电视上中央二台的老台标，养女手里的娃哈哈AD钙奶；
甚至还看到了当时很火的《红高粱》海报和92年的春节晚会。
贯穿全片的历史氛围和时代感就是从这些事物当中发散出来的。
“每当春天来了，我的心就会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春天过去了，却什么都没发生。”
这一暗示理想和现实之永恒差距的句子同时也映射了《立春》历史想象与当下表达的距离问题。
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种“头破血流却我梦犹在”的内在精神，但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依靠虚无梦想逃离无奈现实的病理表现。
但我始终认为，《立春》所展现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其故事有多曲折，有多伤感，而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很少见的、具有卡夫卡式荒诞情怀的人物形象。
同时又以蹊跷古怪的编排和有关梦想的普遍主题对其进行了掩盖。
顾长卫用“天堂”和“地狱”的距离在形容片中王彩铃困守和逃离的徒劳，而所有一切的苦难、悲悯、孤独与无助皆在于那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局外人。
不是因为她对高雅艺术的实践不被人接受，而在于她在以一种撞墙的方式表达她的身体所不能承载的清高和飞扬。
影片最后在大剧院演唱的想象性满足或许该是王彩玲，这是观众所能得到的最大慰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