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出境法制化却仍嫌不足，例如限制出境因涉及自由权的限制，依据宪法第8条规定，应仅能由法官为之。（图／视觉中国CFP）

司法实务所常使用的限制出境，一向被质疑无法律依据（参考笔者著：吴景钦／【限制出境法制化】有犯罪嫌疑，先限制出境再说？），立法院终于在5月底于《刑事诉讼法》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一章，以回应各界的批判。只是如此的法制化，虽值得赞扬，却仍有不足之处。

司法实务向来认为，限制出境乃属于限制住居的一种方式，只是惟限制住居仅是消极限制被告必须居住于一定处所，并无积极限制移往他处之自由。而关于限制出境，则涉及移往他国权利之限制，显然与限制住居所要规范者有不同之面向。故立法者将限制出境明文化，实为符合宪法法律保留原则之必然。

只是根据新增法条，即《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１第1项，「得为限制出境者，除法官外，还包括检察官」。由于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权，故根据宪法第8条，对于此等自由权的限制，仅能由法官为之，即法官保留原则，故赋予检察官此等权限，实就有违反宪法之虞。

其次，同样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１第1项，「只要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湮灭证据之虞，除为专科拘役或罚金之罪外，检察官或法官就可迳行为限制出境」。由于在侦查中，所有犯罪事实尚在找寻阶段，迳行为限制出境，理应是最后手段；也就是说，必是在讯问被告后，而认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或湮灭证据之虞，才来决定是否要限制出境。但新增法条将迳行限制出境列在此章第一条下，就让人有「迳行限制出境是最优先而非最后手段」之感，致与过往，仅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

更糟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1第３项，关于限制出境的书面，竟规定在6个月内通知。如此长的期间，恐会使被限制出境者，于出国境时才得知，致又与现状无太大差异。

此外，对于限制出境期间，于《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3虽有详细的明文，但根据此条文第2项后段，对于最重本刑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计不得超过五年；其余之罪，累计不得超过十年。如此长的期间，虽是为配合我国审判时间漫长所设，却可能严重违反比例原则。而且根据《刑事妥速审判法》第5条第5项，犯最重本刑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审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间，累计不得超过八年，这明显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同，将来到底该如何适用？

总之，对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能仅是求有为满足，还应该更进一步的将程序精密化，以深化人权保障。若果如此，对于限制出境于《刑事诉讼法》的增加，就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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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