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威化島回軍

從開始到終結，李氏朝鮮都與帝制中國的明王朝有著無法割裂的關係，而這一切，都要從1388年的「威化島回軍」，即王氏高麗的右都統使李成桂在奉命率兵進攻此時已在明王朝的控制下的遼東鐵嶺衛的途中，於威化島說服與他同行的左都統使曹敏修，一道班師，並攻陷王氏高麗的都城開京，從而掌握高麗大權，奠定下李氏朝鮮的五百年基業的這一場軍事政變說起。 李成桂的發家，多有仰賴蒙元之處，他的家族自他曾祖父起，便世襲元朝的千戶與達魯花赤，在高麗恭憨王的軍事行動中，他與他的父親作為內應，歸順了高麗，成為了高麗的將領，這一行為有一個不易為人察覺的後果，那就是他的父親，李氏朝鮮的恆祖，從此便以「李子春」的名字為人所知，而那個叫做「吾魯思不花」的蒙古名字，就沒什麼人知道了。

李成桂之不忠於蒙元，是人所共知的，他當然也並不忠於高麗，否則便不會有威化島的撤軍，但這並不能全部歸結於他的搖擺不定，蒙元與王氏高麗那樣的政權，的確也很難激起臣屬的忠誠。蒙元的統治階級從未把自己視為東亞的一部分，他們重用色目人，以怯薛中人執掌朝政，在他們心裡，他們只是蒙古帝國在東亞的一個汗國，如果時移世易，他們大可以丟下這個爛攤子，回到大草原上去牧馬，而他們事實上也是這麼做的，他們一撒手，王氏高麗的政權里那些與蒙元關係密切的權門世族立刻失去了外援，作為一名新興武人的李成桂，又怎麼會忠於這樣與自己貌不合，神更離的王朝呢？！

儘管其實是個蒙古色彩極重的軍閥，但李成桂和他子孫們卻堅定不移地推行著「親明事大」的政策，這其中固然有現實的考量，但同樣也有著意識形態的親近感和價值觀層面的認同，李氏朝鮮也是奉行儒教政治的，究其原因，是因為這樣的政治模式縱然有千般不是，但在那個現代民族主義還沒有誕生的年代，它加強凝聚力，穩定政權根基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既然尊崇儒教，那麼尊奉當時依然享有儒家的「天下「」秩序中宗主之地位的明帝國，為天朝上邦，也就順理成章了。 可惜「兵無常勝，國無常強」，當躊躇滿志的豐太閣通過宗義智致書朝鮮的宣祖，提出「假道伐明」的要求時，李氏朝鮮的命運便來到了又一個轉折點。這支「朝鮮征伐軍」雖然並未囊括此時日軍所能派出的所有精銳與優秀將領，但也絕不是此時已武備廢弛，號稱「人不知兵二百餘年」的李氏朝鮮可以抵擋的，於是很快的，秀吉的「朝鮮征伐」，便變成了「日明戰爭」，同樣很少為人所察知的，這場除了在軍事愛好者中有一定知名度外，算不上廣為人知的戰爭，將極大程度地影響明王朝的結局，和李氏朝鮮接下來的命運。

二.碧蹄館大戰

儘管李如松所率領的明軍的確是「壬辰衛國戰爭」中的陸戰的正面戰場上的主力，但朝鮮的正規與非正規軍隊在抗擊日軍上所發揮的作用，遠遠大於許多國人的想像，由朝鮮的有力鄉士組織的義軍給日軍的後勤與行軍製造了極大的麻煩，而以李舜臣為代表的朝鮮水軍則粉碎了日軍「水陸並進」的企圖，只是因為他們野戰無能，攻堅不力，所以只能將在正面戰場取勝的希望寄托在明軍身上，所以給了不細緻的觀者一種碌碌無為的印象而已。

1593年的碧蹄館大戰，正是李氏朝鮮的這種期待的頂點，和轉折點，其時明軍已經在平壤之役中大敗小西行長，佔據了戰爭的上風，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明軍只需要再抓住這次機會，集中殲滅日軍的有生力量，那麼日軍就連和談的資本都沒有了，然而在這次決定性的戰役中，明軍致命的弱點暴露了出來，並直接導致了這場雖堪稱雖敗猶榮，卻使得明朝聯軍徹底讓出戰爭主動權的失敗。 明朝建國時的主要軍隊制度，是衛所制，它的指導思想，是用兵農結合的辦法，達到節省軍費開支的目的，與唐朝的府兵制有些類似，但需要注意的是，唐朝的民風遠比明代尚武，即使是需要兼顧生產的非脫產軍隊，仍然能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當的戰鬥力，對於衛所制度的這一缺陷，戎馬一生的朱元璋並不是沒有認識，他的補救方法，是模仿蒙元的宗王出鎮制度，把自己的諸子分封到各處，尤其是邊地，並委以守土之責，但隨著「靖難之役」的發生，篡位的明成祖朱棣自然不願那些和起事前的他一樣手握雄兵的邊王繼續存在下去，於是他一邊繼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未竟的削藩事業，一邊創建了京軍三大營，所謂「三大營」，就是把各地較為能戰的軍隊集中到北京，加以精練，以收重內虛外之效，「京營」 和從中脫胎的「團營」制度，都體現了明王朝試圖在削藩的同時，維持一支堪用的野戰力量的努力，但在訓練水平普遍低下，軍隊造血功能相對不足的古代，任何一支脫離前線的部隊都是不可能長久地保有戰鬥力的，所以到了明朝中後期，明王朝賴以野戰攻堅的主要軍事力量，就成了以下三種：以戚繼光所選練的「浙兵」為代表的募兵；以瓦氏的「狼兵」為代表的的土司兵，和以李如松在碧蹄館之戰中所率的親騎為代表的在營家丁。 戚繼光以「束伍法」練成的「浙兵」，其訓練是十分嚴苛的，但作為募兵，他們對國家財政的壓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而因為一些十分複雜，不宜在本文中深究的原因，明王朝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而像「狼兵」這樣的土司兵，因為不受朝廷的直接號令，所以有著驕悍難制的毛病，而且土司兵的作戰方式，往往有著強烈的地方特色，並不是用之於四海而皆可的『，所以家丁私甲，就成了這時的明王朝最倚重的武裝力量。 家丁，顧名思義，是武將的私兵親衛，但「在營家丁」是有其特別處的，那就是豢養他們的開支，是來自於國家的軍費，他們的奉養衣械，都數倍於普通的士兵，其本質上是一種被默許的，公開化制度化的吃空餉，在明朝中後期軍費拮据，武人地位低下的無奈現實下，在只有發動攻勢作戰才能建功樹勛，博取功名的政治導向下，邊軍將領們只得將「好鋼用在刀刃上」，以少量的精銳，進行決定性的突擊，成為了這一時期的明朝邊軍的主要打法。

李如松親自帶往碧蹄館的兩千人，以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全是家丁，這說明李如松在這一戰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的，但戰役的結果卻事與願違，從中日朝三方的史料結合來看，李如松自稱自己只折損了三百人左右，日軍則誇下海口，各種資料所聲稱的斬首數皆是成千上萬，朝鮮方面有一個數百人的記載，因為明軍的總參戰人數，據較為可信的說法，在六千左右，鑒於明軍在此戰中陷入苦戰，明軍的總傷亡人數應在兩千左右，而考慮到此戰之後李如松意氣盡失，李如松的家丁親隨的傷亡，很可能在一千以上。

對於不了解這些在營家丁的來歷的朋友來說，這個數目的傷亡很可能並不引人注目，但是如果知道了這些家丁是怎麼來的。便會明白日軍此戰哪怕付出十比一的交換比，以死傷萬人的代價來殺傷李如松的千餘家丁，都完全達到了他們的戰略目的，堪稱大勝。 在碧蹄館之戰中，為了掩護李如松突圍，一名名叫李友升的家丁，隻身殿後戰死，而此時的他，已經積勞至副總兵了！而能讓一位相當於今天副軍級的高級軍官甘於效死的，是李如松的再造之恩，李友升 曾因一名妓女違背軍令，愛惜其武勇的李如鬆寬恕了他，把這名妓女買下來送給了他，並賜以千金，出於對於這樣的難以言謝的深恩的感念，李友升一直追隨著李如松，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試問這樣的部隊，要怎麼樣快速補充？！這樣的部下，是死一個少一個啊！ 難以補充，這便是家丁制的最大弱點，過分依賴主將與家丁的私人關係來保證戰鬥力，就意味著一旦不能以較小的代價，以凌厲的衝擊打垮敵人，一旦陷入膠著的絞殺和曠日持久的消耗，以家丁私甲為骨幹的明軍將難以為繼。而從戰國時代的烽火中走出來的侵朝日軍，儘管在騎兵與火炮上有著巨大的短板，但依然有著足夠的韌性，與明軍鏖戰，對明軍來說，這樣的對手，比雖然有著強大的騎兵，但缺乏優秀的步兵，所以無法與明軍做長期糾纏，一旦交兵，便很快決出勝負的的蒙古人，要難對付得多。

所以在面對有著不輸於日軍甚至超乎其上的優秀步兵，又因為蒙古和生女真的加入擁有了強大的騎兵，更雪上加霜地依靠著明軍的叛將而掌握了八旗漢軍這樣的火器部隊的滿清軍隊時，以家丁為致勝法寶的明軍難求一勝，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朝的敗亡，將給李氏朝鮮帶來一個艱難的選擇，而這個選擇的最後做出，便是在南漢山城......

三.《南漢山城條約》的簽訂

不知有多少朋友看出了這個系列文章的線索所在，其實這三篇文章所選取的李氏朝鮮歷史上的三個點，都是關於「忠誠」的，因為與蒙元和高麗的離心離德，李成桂建立了李氏朝鮮，並毫無動搖地奉行儒教政治，親明事大；在壬辰衛國戰爭中，因政治與軍事上的原因，無法激發出足夠多的將士的忠勇的明王朝，雖坐擁強大得多的軍力，依然被迫以和談的方式與豐臣政權結束戰爭，並以一種近乎於恥辱的方式，滅亡於滿清之手。對李氏朝鮮來說，明王朝的失敗則意味著，他們的忠誠將受到嚴峻的考驗。

事實上當皇太極親臨南漢山城時，明王朝還沒有滅亡，看過《孝庄秘史》的朋友都知道，要到多爾袞的時代，滿清才真正入關 ，但此時的大明，實在是已名存實亡了，即使是金之滅北宋，蒙古之亡南宋，都沒能表現出滿清對明朝這般的巨大軍事優勢，一個難以在野戰中與侵略者抗衡的王朝，它的終結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在電影《南漢山城》開始的歷史節點，李氏朝鮮朝廷逃入南漢山城，英俄爾岱（李氏朝鮮的記載一般稱為「龍骨大」，電影中也是如此稱呼的）率軍圍城的時候，朝鮮朝野已經對明王朝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明太祖以「朝日鮮明」之語賜予新生的李氏政權的定名之情，明神宗在壬辰衛國戰爭中對朝鮮的再造之恩，數百年來奉行儒教政治，不願接受滿清的「以夷變夏」的驕傲，這些都在支撐著李氏朝鮮君臣脆弱的心理底線，讓已是面對著累卵之局的他們，依然執著地不肯低頭。 可就像電影中的皇太極所下的勸降書里所寫的那樣，無論怎麼堅守，無論在物理上，還是在精神上，仁祖和他的朝廷都不可能改變這場「天註定的勝負」了，滿清的兵強馬壯自不待言，他們『』殺人誅心"的本事也一點不差，因為士大夫們對所謂「道統」和「法統」的那點忠誠，本就是極廉價而善變的東西，君不見大明朝的文人里，都可以有能坦蕩地寫出：「金錢鼠尾，實乃國朝之雅政。」這樣的擲地有聲的句子的錚錚鐵漢嗎？！ 所以明清易代，和李氏朝鮮向滿清屈服的本質，根本不是民族戰爭或者文化衝突。哪怕是滿清在滅亡明朝的戰爭中所犯下的最駭人罪行，即「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都很大程度上有明朝降將與降兵的參與，要是沒有這些窮凶極惡的偽軍，滿清絕不可能順利地完成對明的征服，而叛將叛軍的層出不窮，正說明了明王朝的人心盡失。在儒家的思想里，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它對「法統」的保有，在現實層面，這是要靠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和作為其基礎的，充沛的財政收入來保證的，而末期的明王朝，顯然已經沒有這個實力了，而用沒有物質基礎的忠誠來維繫局面，只能是痴人夢語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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