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检察长介入认罪协商，合法吗
▲前桃园地检署检察长彭坤业涉入一起逃漏税关说疑云，问题出在其下命令时，是否有依法而行。（图／记者杨淑媛摄）
前法务部长邱太三涉入一起逃漏税案的关说疑云，关于是否有关说，高检署虽已做出调查报告，但法务部是否会将此案移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尚待后续观察。但值得检讨的是，目前认罪协商的机制。
在1999年的司改会议，针对刑事司法部分，决定改朝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而英美的刑事司法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陪审制度与认罪协商。关于陪审，直至现在，台湾仍在陪审与参审间抉择，至于认罪协商，则分别于2002年、2003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法中，正式引入。
目前的认罪协商，于侦查阶段，就是缓起诉的运用。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1第1项，只要不是属于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检察官即可基于公益，订一到三年的缓起诉期间，并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2第1项，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项。而其中的履行事项，如向被害人赔偿、向国家支付公益金、服义务劳务、自费医疗等，必须得到被告同意，就在实质上，等同是认罪协商。
只是由于此等协商，法律未强制要求有律师在场，在被告与检察官不对等的情况下，这些法条规定的同意权实等同虚幻。一般平民百姓面对检察官的要求，恐只有认罪且默默接受之途。
除了缓起诉之外，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设有协商程序的专编。至于可以进行协商的范围，与得缓起诉的案件范围相同，只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2第1项，必须是检察官起诉后，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检察官于征询被害人之意见后，与被告或其代理人、辩护人，就科刑、缓刑、赔偿金额、公益金等等，进行审判外协商。一旦协商完成，再声请法院为判决，被告也因此丧失上诉的权利。
因此，借由协商程序确实可以迅速终结案件，也可尽量借由转向处遇来避免被告入监服刑，更可使被害人获得赔偿，致达成修复性司法的三赢状态。只是此等程序，仍是法庭外的协商，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3，检察官在声请法院为协商判决后，有10日的犹豫期间，即被告与检察官皆有权撤回协商的程序权，就使此等合意，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尤其在此等程序，亦未强制律师辩护，则如此的协商到底有多少是基于自由意志，实属未知，恐又落入丛林法则之中。
以此次关说疑云的原案件来说，虽然逃漏税金额高达数亿元，但因根据《税捐稽征法》第41条，以不正方法逃漏税者，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属可为协商的案件范畴。而检察长依据《法院组织法》第64条，即基于检察一体，要求检察官进行协商，在形式上，似无任何违法之处，且此类金融犯罪重点在剥夺其利得，若能借由协商，尽速让其缴交逃漏税金额与罚金，避免陷入长期诉讼，似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检察长在下这些命令时，有无依法而行，甚至在面对众多案件皆不涉入，却对某个具体个案下指令，就让人质疑，到底这个被告或其辩护人，有何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协商程序，既缺乏对等性，又处于不透明的情况下，易成为藏污纳垢之处，容易让人有可乘之机，就应尽速检讨与修正。
好文推荐
●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