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便于办案，将侵害人民受《宪法》第22条所保障的隐私权。（图／视觉中国CFP）

近日报载，法务部在2018年3月提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草案，希望将GPS卫星定位等科技侦查方式予以合法化，并且由检察官决定是否准许执法人员安装GPS追踪器。由于实务上侦查机关早已使用GPS卫星定位「秘密」追踪犯罪，但法务部为了避免侦查人员使用GPS追踪器办案在无法源依据下构成犯罪，才提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草案。目前该修正草案已获得行政院的支持，但因为草案部分内容仍有争议，目前行政院院会尚未决议通过该部草案。

依据司法院释字第585号、第603号等解释，隐私权是人民受《宪法》第22条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号刑事判决则认为，侦查机关为了侦查犯罪，非法在他人车辆下方底盘装设GPS追踪器，由于使用GPS追踪器可以连续多日、全天候持续而精确掌握该车辆及其使用人的位置、移动方向、速度及停留时间等活动行踪，且追踪范围不受时空限制，也不限于公共道路上，即使车辆进入私人场域，仍然能够取得车辆及其使用人的位置资讯，且经由所搜集长期而大量的位置资讯进行分析比对，可以窥知车辆使用人的日常作息及行为模式，属于对车辆使用者隐私权的重大侵害。因此，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将侵害人民受《宪法》第22条所保障的隐私权。

虽然依据司法院释字第631号解释，《宪法》第12条的「秘密通讯自由」是《宪法》保障隐私权的具体态样之一，但秘密通讯自由内涵不包括所在位置、日常作息及行为模式等其他隐私资讯，因此法务部透过《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规范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在体例上并非适宜。事实上，由于《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是司法院而非法务部，法务部才会便宜行事，借由其所主管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让GPS办案予以合法化，而非修改《刑事诉讼法》。但笔者认为，比较妥当的方式，应该还是要回归到《刑事诉讼法》中，就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的要件与限制，予以明确规定。

另外，关于使用GPS追踪器是否应采取「法官保留原则」的问题，反对见解是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是侦查的主体，了解实际侦搜的状况，若由法官审核会影响办案时效，且造成法官工作负荷过重。不过，现行侵害人民隐私权的强制处分，例如搜索或通讯监察处分，原则上必须先取得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或通讯监察书才能发动，只有在急迫情况才能事后声请法院补发，也就是采取相对法官保留原则。既然使用GPS追踪器也是侵害人民的隐私权，而且人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监控，至少也应该比照搜索及通讯监察处分，采取相对法官保留原则，在非急迫情况下，必须由法院核发令状后，侦查机关才能使用GPS追踪器侦查犯罪，如此才符合权力分立原则，也可消弭检察机关自行扩权的疑虑。

法务部将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予以合法化、明文化，固然有助于犯罪侦查的成效，也可避免侦查人员担心构成违法而裹足不前，错失侦查犯罪的良机。然而，法务部也不能一味追求犯罪侦查成效，罔顾《宪法》第22条对于人民隐私权的保障，甚至损及权力分立原则。因此笔者呼吁，法务部应与司法院协商，将侦查机关使用GPS追踪器的要件与限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并且比照搜索及通讯监察处分，采取相对法官保留原则，才能在打击犯罪的犯罪侦查与人权保障间取得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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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上），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所长、永然两岸法律事务中心创办人、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陈赠吉（下），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执业律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