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只承认某些婚姻根本无效，但坚持有效婚姻绝对不可离异，最多只可分居。这等于说，婚姻有效者，绝对不准另外结婚。请看为这政策辩护的理由：

「不可离婚可能会造成悲剧性的处境，而离婚或许并没有任何平常所说的那些惨痛后果；然而只根据一些特殊情况来评论不准离婚之主张，而无视于对其他婚姻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绝对不准离婚之法律对某一对夫妻产生的害处能多于益处，例外之可能性则对整个人类有破坏效果。严格的法律对某些值得同情的个体可能有害，然而却更能有效地保护其他婚姻；不准离婚在特殊情况可能对某些夫妻不利，而且越是无辜者越是可悲，但却促进公共利益。因为若可能分离（指正式离婚），结果会使结婚更加轻率」。

上面的论调，全是基于为了多数该牺牲少数之原理。这是政治家在处理事情时可以优先考虑的原理。但是以基督教义或教会之专有使命的立场来说，这精神无异是离经背道。新约强调的上帝子女之尊严和自由，及保禄有关法理及情理的论战，都是为给特殊者争取合理的生存空间。

作者接著说：「分居多次是罪恶的奖赏，离婚之希望则是火上加油；有罪的一方若能与情人自由结婚，将是因过而受赏。无辜者可能因不准离婚的法律而一生不幸，结果制造一些值得同情的牺牲品；但是准许离婚的法律制造的牺牲品更多」（护教百科全书，义文版一二八0页）。

准许再婚是使有过者得赏之理由非常幼稚，背后的报复心理也违反福音精神。此外，这立场太高估了法律的强制功能。在今天的工商业社会，法律没有什么主动能力保护弱者或无辜者的权益。不准再婚对不忠于原配者能造成的唯一不便是遗产问题，但也只限于由长辈把持的不动产，谁也无法管制现金输送。

一般说来，法律只能约束老实人，对居心不正的人只造成少许的不便：法律有许多漏洞。按理论，不准离婚对弱者及不讲道义者之牵制是对等的，实际则使弱者陷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吃软饭的，永远能利用切不断的婚姻关系敲诈勒索弱者，使她还不如寡妇幸运。对这类弱者，教会能提供什么实质的协助呢？有什么资格限制她的自救权利呢？

离婚对夫妻都是不幸，对子女的伤害更大。但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家庭对子女的伤害同样严重，有时只有正式离婚可使子女得到安宁。而且只要这段孽缘继续一天，就加深一层双方的仇恨，远不如早日了断，各自重整自己的生活，设法忘掉过去，至少不再受到威胁。

只靠法律的直接约束，功能非常有限。现代某些社会的离婚率高得惊人，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与准不准离婚的关系并不很大。以台湾的情况来说，许多离家出走的男女，并不谋求正式离婚；而正式离了婚的，许多并没有再婚。不再婚可能是因为财力或年龄问题，但是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原因：第一次失败，能使人不敢再信任异性。

在过去的农村，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家人和村人的耳目，对个体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约束力量，使人不敢有越轨的行为。反观现代都市的小家庭，外人的观感对他们几乎不产生任何压力；如果受害人不诉诸法律，法律只是一堆空话。夫妻感情有了问题，弱者不可能每天忙著跟踪或捉奸。警察对私人捉奸，恐怕也不如对检查特殊营业感到兴趣。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结婚的，及离婚后没有再婚的，仍然有生理上的自然需要。这些人当然易走向一杯水主义的逢场作戏。但这种行为破坏人格尊严，也破坏社会风气，并对正常家庭多少构成威胁。保禄说：「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格前七2）。近话也适用于离了婚的男女。当然他们该先检讨第一次为何失败。

生理的需要还容易解决，也不是必然须骚扰他人。最难处理的是感情问题。无论多么坚强的人，有时也会感到需要有人关切，有人把他或她看为不可缺少的，不可取代的。一杯水主义的逢场作戏，不足以驱除孤独感，也不产生归属感。德训篇说：「有三件事，我心中喜乐，这三件事也是上主与世人喜爱的，就是：兄弟和睦，邻人友爱，夫妇同心」（二十五1）。

轻率的结合，及轻率的离异，都说明现代人未能适应现代的人生处境。这不是上帝设计的人性处境，而是因为大家仍然停在农业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好似人自然就知道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大家仍未发觉，在现代的复杂社会，个体的责任加重了，但却没有足够的心理装备。这是教育问题，法律无力补救。（注：此文于民国82年9月4日在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发表，为《圣经今看》第222篇。）

（作者：刘俊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