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作者王开林。

1922年夏摄于德国，照片中有章士钊（后排左五）、陈寅恪（后排左二）、陈西滢（后排右四）、傅斯年（后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士钊以“负性戆直，好扎硬寨，打死仗”而著名，这不足为怪，外省人多半喜欢这样评价“湖南蛮子”。章士钊脑袋里装的“一半是花岗岩，一半是神仙土”，但大体上说，他是个性情中人，是个不断打破自我、重塑自我的书生，虽然他身上也有顽固的保守性。

梁任公（启超）曾宣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在风云激荡的年代，知识分子至少要额外多出几副头脑和几副眼光，才能应对幻灯片和万花筒样的时局，理解诡谲的世界，关怀社稷苍生的悲苦命运。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敏于思考，勇于行动，疏失和过错自然难以避免。他们没把誉与毁放在心头的天平上去仔细掂量。章士钊的前半生，不仅想得多，做得多，而且自信极强，敢出偏锋，由一位爱国志士一度沦为“反动人物”。现在看来，他对自己的主张持之不疑、行之不悔的“坚持精神”，正是当年激化事态犯下众怒的根本原因。

【二十二岁出任一纸风行的《苏报》主笔】

青年时代的章士钊与其说是一只乳虎，倒不如说是初生牛犊。他无所惧怕，敢用自己尚未长成的犄角去顶撞专制势力的钢齿獠牙。才不过二十郎当年纪，他就在上海与章太炎、张继、邹容这些满脑袋民族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过从甚密，甚至结拜为异姓兄弟，丝毫不规避刀锯鼎镬。真看不出，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心里却摆放着一座洪炉，执意要用冲天猛火将清王朝窒闷的铁幕烧出一个通风透气的大洞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似章太炎和章士钊这样拗劲十足的知识分子，打算拿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与磨刀霍霍的专制恶势力周旋到底。

章士钊在上海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改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这是一本最早向国人介绍孙文革命事迹的宣传册子，其振聋发聩的巨响激荡了许多渴望打破铁屋子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称之为黑暗时代召唤光明的洪钟巨吕，也不为过。章士钊自学日文，仅有“三脚猫”的功夫，竟借助词典把这本书一字一词地抠译出来，难免闹出笑话。最有趣的是他误将“孙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名）嫁接在一起，译为“孙中山”，好在那时的读者还不知孙逸仙为何方英物，反觉这个全平不仄的名字颇具亲和力，一时间腾于众口，播于遐方，连孙先生本人都含笑默认了。此书出版时，章士钊用的笔名是“黄中黄”，意为“炎黄子孙中的炎黄子孙”，序言文笔矫健。且看其中一节：

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在章士钊眼中，孙中山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人间化身，由他高揭革命旗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903年，章士钊22岁，出任一纸风行的《苏报》主笔，捋起长袖，要给康有为等死心塌地的保皇党分子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奋笔撰写《释仇满》、《汉奸辩》和《读〈革命军〉》等文章，阐发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意犹未尽，他还在《苏报》上大胆刊载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正是在这篇嬉笑怒骂无不淋漓尽致的文章中，章太炎左一声“载湉小丑”，右一声“载湉小丑”——这一笔狠狠地戳下去，千万支笔一齐瞄准了靶心。

《苏报》案发后，章太炎一如当年的谭嗣同，拒绝亡命天涯，决意留下来从容就捕。此时，清王朝与慈禧太后已气若游丝，苟延残喘，不敢再拿章太炎这样的志士公然切瓜，何况章太炎被关在租界的西牢里，也由不得清政府为所欲为。

【投身革命，却不加入任何党派】

章士钊精力特别饱满，经历也很传奇，不仅撰写过满纸霜雪的《杀人主义》，还亲自策划过暗杀行动。在上海金谷香番菜馆，义士万福华刺杀恶吏王之春（此人原为广西巡抚，卸任北上，途经上海），只可惜功败垂成。常言道，未坐过牢的革命者不足以称为“完全的革命者”，章士钊被捕入狱，也要尝一尝铁窗滋味，修一修革命者的“专业课程”。

身在缧绁，闲聊时，章士钊对囚友说，出了这牢门，他只想在西湖边上开一间小小的牛肉店，清风两袖，明月满怀，安心读读书，做点学问，此生足矣。待他得到蔡锷等人的营救，真的出了狱，蛟龙得水，猛虎还山，他又与章太炎结伴流亡东瀛，准备再砺戈矛。

很有意思的是，章士钊投入革命洪流，奋不顾身，却不肯加入任何团体和党派。在政治染缸中，始终保持清白的“童子身”。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没必要刻意求取中立。他跟黄兴是刎颈之交，却不曾投身黄兴主持的华兴会；与章太炎是莫逆之交，也拂逆了后者邀他入伙（中国同盟会）的至诚；与李大钊是君子之交，却拒绝了对方的美意，不肯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则鲜为人知的逸事，讲的就是大章（太炎）见小章（士钊）耍牛脾气，就使出蛮勇，将小章关入黑屋子，逼其就范，要是后者不改初衷，就这样饿他个肠子里面跑大车。可饿了三天，小章仍旧抱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初衷，令大章无可奈何，只好网开一面。章士钊是难得的人才，同盟会中少了他，确实会有遗珠之憾。大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动才貌双全的“女菩萨”吴弱男去穿章士钊的牛鼻子，可万万没想到再折一阵——小章以其雅量深致使大家闺秀吴弱男悦悦服服地做了举案齐眉的孟光。大章的如意算盘两度落空，小章依然春风得意，坚守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想过问政治就过问政治，不想过问了，就给留学生教教古文，再将讲稿整理为《中等国文典》，于1907年在上海出版。等收到丰厚的稿酬，就离开扶桑，只身远赴英伦。两年后，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正式举行了婚礼，婚后移居苏格兰，入读阿伯丁大学，主修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11年，章士钊受黄兴、于右任力邀，一时兴起，回上海出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他以非党人士身份主持党报，越俎代庖，要冒很大风险。果不其然，上任伊始，他就重磅出击，发表题为《政党组织案》的社论，硬生生端出“毁党造党说”。后来，他还发表更不可思议的“无元首论”，说什么要将大总统选举法完全废除掉，纯然由国中政、法、学各高级机关（如国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北京大学）的首长轮流坐庄，依法执掌民国总统的权柄，每届任期一年，拈阄而定。他这种怪诞不经的政见，足以令人捧腹喷饭。他指出，当时各政党（主要指同盟会）纯属乌合麇集，毫无政治纲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倒不如将各党派团体打破之后重新塑造，依不同政见，主要是正、负两方面的政见，分为两党，携手参政，并肩治国。这样的高论只是纸上谈兵，与现实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一通不着边际的高论，遭到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群起而谇之。没奈何，为了不使老友于右任为难，他只好拍屁股卸任。

恰在此时，杨度正为袁世凯网罗天下奇才。杨度与章士钊本有不深不浅的交情，又同为湖南老乡，凡事好开口。杨度的心思再明白不过，趁后者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以高官厚禄相招徕，可算是雪中送炭。袁世凯早年曾投靠吴弱男的祖父吴长庆（淮军将领），得其提携——恩公的孙婿是个人才，当然乐得栽培，他也确实看重章士钊的才能。他派孙毓筠去沪上，礼遇之隆竟使章士钊受宠若惊，欣然赴任。

章士钊自号“秋桐”，又号“孤桐”，大有“高霞孤映，明月独举”之概，莫非也鬼迷心窍，打算变易初衷，跟杨度等人一起参演劝进闹剧，弄个身败名裂？幸亏他醒悟及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章士钊看清袁世凯的险恶用心，瞅准时机，扔下一大堆身外之物，金蝉脱壳而去。及至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宣言书就出自章士钊的手笔。

【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中的章士钊】

有人说，民国初年的政局如同一桌搓得作流水响的麻将牌，这回甲和了，下回乙和了，再下回丙和丁争着要和，大家似乎迟早都可以染指分羹，就看手风顺不顺。章士钊既是一位牌客，又是一位看客，角色转换不定，也真够折腾的。

1913年7月，章士钊投身讨袁的“二次革命”，岑春煊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可两三仗打下来，兵力异常薄弱（不足一个师）的讨袁军简直就如同雪菩萨掉进开水池。章士钊再次亡命东瀛。1914年5月，章得到同乡好友黄兴的资助，与陈独秀、谷钟秀创办政治刊物《甲寅》。此刊封面绘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所以人称“老虎报”。从此，章士钊骑“虎”难下。这份刊物起初揭橥反袁旗帜，苏曼殊和陈独秀倾力助阵。陈独秀的名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就发表在《甲寅》上。那时，《甲寅》专与袁世凯唱对台戏，是进步刊物，章士钊当然也是进步人士。1918年，他特意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由沪来京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

1921年，章士钊41岁，获得黎元洪资助，携家眷再作欧罗巴之游。这回，他要考察的是战后欧陆的政治状况。章士钊接触到充满和平理念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确定了其“农业立国”的基本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殚精竭虑设计了一个“新湖南”方案，打算一有机会就付诸实施。1922年秋，章士钊回国，稍作安顿，便欣然就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一职，准备为实现其农治理想造就大批可用之才。然而他的心血来潮并未维持多久，1923年10月，北京政坛爆出曹锟贿选总统的特大丑闻，一时间政界蒙羞。章士钊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为“猪仔”。他身为议员，还作了公开表白：“愚念吾湘三千万人见推之重，未敢自贷。”

1924年春天，章士钊鸿运当头，攀升到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福兮，祸之所伏”，从此他也转换角色，由一个具有鲜明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具有进步色彩的政论家、具有基尔特农治理想的学者“堕落”为“开倒车者”（胡适评语）。他政治上短暂得志，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却遽然置身于火山口上和风暴眼中。

段祺瑞平生自负有“三定共和之功，一匡天下之志”。他认为，中国不同于西土，“总统”这一尊名颇为不祥，他的前任，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到曹锟，短短十余年间，数易其主，没有一位不是坐在“电椅”上。他绞尽脑汁，要将总统与总理二权集于一身，却想不出一个能够取而代之的更神气更福气的名称。章士钊投其所好，独出机杼，献上“执政”这个源自古罗马的名目，令段军头眉开眼笑。殊不知，“执政”也并非什么嘉名，佛家讲求“无执”，政权是乱世强梁最觊觎的东西，犹如火中之栗，又岂是轻易“执”得住的？

现在，回头看章士钊在1925年实施的那一整套“整顿教育”的方略，确实有不当之处。比如他规定小学四年级学生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教授要统一考核，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解聘推动学潮的左派教师，禁止学生上街游行，诸如此类，实在谈不上英明。国家积贫积弱，章士钊却逆时代潮流而动，要小学生去苦读四书五经，实在是昏了头。如果章士钊是一位清朝遗老，出此下愚之见还情有可原，而他是一位深知国学之陋（指实用方面）和西学之精的通人，竟也如此迂执，把倒车开得风驰电掣，就不能不说他是存心讨好段祺瑞，故意违背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

章士钊很快就为自己订立的禁令付出了沉重代价。1925年5月7日，北京数千名大学生举行“国耻日”（日本政府于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逼迫袁世凯在24小时内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人深以为耻，遂定此日为“国耻日”）10周年纪念大游行，各界均有人员参加，声势极为浩大。这天清早，章士钊接到段祺瑞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暂避一时。章士钊身为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深恐望风而逃会贻笑天下，他只是转移了家眷，硬撑着要与魏家胡同十三号（他的住所）共存亡。大批学生冲击章宅，甚至还让章士钊吃了冷拳，酿成轩然大波。学生运动迅速升级，在如潮轰响的“打倒”声中，“老虎总长”黯然辞职。段祺瑞确实相当器重章士钊，要不然，他不会力排众议，继续慰留章任执政府秘书长。然而形势强于人，这年五卅运动后，学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知段祺瑞是手中别无好“牌”，还是对章士钊怀有特别的迷信，竟于1925年7月底让他重掌教育部。按理说，章士钊吃过一堑，应该长上一智了，可他的牛脾气不改，不肯对学界的进步力量作出丝毫的宽容和退让。8月初，女师大学潮飙起，章士钊不予调和，针锋相对，闭着眼睛打出杨荫榆这张“臭牌”。杨氏何许人？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按说，她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又在美利坚自由主义空气中呼吸了好几年，吐故纳新之后，花岗岩脑袋也该开窍了，可她是个例外。在女师大，杨荫榆居然时时处处以“婆婆”自居，倒行逆施，推行其深有心得的“寡妇主义”，力图将满校女生整治得个个心如古井，波澜不兴。鲁迅和许寿裳等进步教师看不惯杨氏的所作所为，暗中支持学生发起“驱羊运动”。此时，章士钊只要顺应人心，解除杨荫榆的校长职务，即可平息众怒，可他经不住杨氏涕泪横流的哭诉，竟祭出最疯狂的一招——解散女师大，指点杨荫榆从三河县雇来一群老妈子，将不肯离校的学生架出校门，扔到街上。

章士钊一当官，智商就奇低，难怪鲁迅要义正辞严地给他上一课，教他明白一条基本常识：“为校长而解散一校，为文明国所无。解散后怕骂，又另挂一块招牌骗人，简直是中国之耻辱！”一向不多话不多事的女师大国文教授许寿裳也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愤然挥就一篇《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发表在1925年8月25日的《京报》上。鲁迅在《答KS君》一文中，还特意将章士钊的文字捉虱子似地捉出来示众：

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皆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

文章讨不到生活倒也不是太要紧，章士钊一生最大的污点，是1926年3月18日执政府卫队制造惊天大血案，枪杀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群众，他是执政府秘书长，绝对洗脱不了干系。事后，他开列了一份48人的黑名单，差不多将报界、教育界著名的正直之士一网捞尽。早年，陈独秀不止一次对人说：“从事政治活动，我与章士钊属于‘黄金搭档’。”及至惨案发生后，陈独秀怒火中烧，决定与章士钊割袍断义，他在信中斩钉截铁地写道：“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

【与新文化运动营垒顽固对峙】

青年章士钊是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中年章士钊则甘心落伍，做个迂腐守旧的“风流名士”。白话文已兴起多年，国人习以为常，他却偏要反弹琵琶，专唱怪调，在1925年复刊的《甲寅》上发表鸡皮豁齿的文言文，主张尊孔读经，宣传复古思想。在章士钊眼中，白话文简直一无是处，他曾有“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的持论。在《甲寅》的《复刊启事》中，他公然宣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他诬蔑白话文是“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淫诲盗，无所不至”。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但他的性情远比鲁迅温和，私交方面尚未与章士钊决绝。1923年8月下旬，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原以为胡适会反击他，胡适却让潘光旦带话给章士钊，只有四个字——“不值一驳”。后来，胡适与章士钊在汪菊农的家宴上相见，旧事重提，胡适又把这四个字当面奉送给章士钊，章士钊表面上并未生气。客散后，汪菊农夸赞章士钊有雅量，胡适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严只有小雅量，其实没有大雅量；他能装作不生气，而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蹉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跑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班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

1925年2月5日，章、胡二人在饭局中相遇，饭后章士钊邀胡适合影留念，他存心调侃，借此机会，破天荒地题了一首白话新诗送给胡适：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诗写得不好，但并无恶意。在私交方面，胡适从来都不是那种喜欢煞风景抹面子的人，便也玩一回反串游戏，以一首旧体诗回赠章士钊，单从字面上看，可谓相当诚恳：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把话说得这等客气，该惭愧的就不是大胡，而是老章了。

其实，单纯的守旧也没什么不好。不论何时，整理国故的活儿总得有人去做，罗振玉、王国维、叶德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辜鸿铭和吴宓这些守旧派人物的存在，不仅无害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恰恰还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黄昏美景去看。毕竟，无旧则无新，何况他们持身守旧只不过是颇具悲壮色彩的个人行为。即使是那些抱持激进改革思想的人，若未丧失基本理性，也会乐于承认这样一点：“守一尊而为法”的角色远比见风使舵的滑头更值得信任和钦敬。然而，“名士”之外的章士钊，居上位，掌铨衡，对他的评价，也就更复杂了。

【与杜月笙交情非浅】

章士钊还有一种绝活，那就是当律师，在法庭上奋舞舌鞭，与人争一日之长。1928年，虎气全失的“老虎总长”偕夫人吴弱男第三度赴欧洲旅行，等养足了精神，他决定回国继续从事教育。1930年春，他受张学良之聘，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但好景不长，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三省沦入日寇之手，他决定去上海挂牌当律师，干回自己的老本行。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章士钊挂牌之初门庭冷落，业务萧条，后获聘为上海闻人杜月笙的法律顾问，月薪高达千元，此后声名鹊起。

章士钊与杜月笙的交往，可不是主雇关系这么简单。《胡适日记》在1934年2月7日写道：“（今天）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我劝他写一部自传。他现在……每天跑马场，甚可怜。”这是写实，而非厚诬，胡适所说的“可怜”，也不一定是章士钊的真实心态。杜月笙明处靠青帮捞钱，巩固江湖地位；暗处则靠“恒社”笼络社会名流，养清客为他扬名。章士钊除了做杜月笙的法律顾问，还帮他打理恒社的社务。经杜月笙的引荐，章士钊成了某家高级俱乐部的常客。章、杜的交情究竟有多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章士钊的外孙女洪晃的回忆文章。

章士钊身上集合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为段祺瑞反动政府卖力，另一方面又竭力营救过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遇害后，他古道热肠，出面为李的家属募捐。1932年秋，章士钊自告奋勇，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年，陈案经沪埠各大新闻媒介爆炒，轰动全国，而章士钊的庭辩精彩绝伦，收获不少掌声和荣光。

【毛泽东“还账”——“本金”与“利息”】

抗战期间及其后，章士钊的官调已低落下来，他与蒋介石缺少共同语言，倒是与蒋介石的天敌毛泽东结有夙缘。

1920年代初，章士钊看在同乡好友杨昌济的面子上，资助两万元光洋给杨教授的乘龙快婿毛泽东。毛泽东将这笔钱一分为二，一半用作蔡和森等人旅欧勤工俭学的路费，另一半则用作自己回湘革命的活动开支。章菩萨的这笔钱全被毛用在锋利的刀刃上。1946年秋，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一次湖南老乡的聚会中，章士钊在手心写一个“走”字示毛。这样牵系安危的关爱使毛泽东满怀感激。

1949年，李宗仁主持风雨飘摇的南京政府，两次派章士钊北上与中共和谈。章士钊辨形势，识时务，认定国民党气数将尽，便留在北平，改弦易辙，参加新政协会议，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同年5月18日，章士钊与邵力子联名致信李宗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既主客之形不同，强弱之势易位，中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论情无所谓不平，在法亦惟有顺受。天演家言，适者生存，鼎革成事，不取反咎。今日国民党之不适，与中共之应取，岂不如十日并照之明。于此犹必以国家为孤注，人民为刍狗，不忍于政权一日之得失，甘犯穷兵黩武之罪名，对人恕道全失，对己后祸莫测，岂非大愚不灵之甚者乎！”他的立场已完全站在中共这边。嗣后，毛泽东不忘章士钊的大恩，决定每年以自己的稿费偿还2000元给章士钊，以10年为期偿清昔日积欠的“本金”，而“利息”更为丰厚：“文革”期间，章士钊免受若干炼狱之苦，红卫兵将抄去的东西很快璧还。要不然他风烛残年，挨打受气，是不可能活到90岁以上高寿的。“文革”之初，章士钊对刘少奇的遭遇深感不解，写了一封长信给领袖，领袖还破例回了一封信，解释道：“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从这件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章士钊的书生气，在国人不敢言的时候，他敢于以衰老之身站出来说上几句公道话，此老身上颇有古遗直之风，难得！

1971年，章士钊的半生心血——《柳文指要》（研究柳宗元的大部头学术著作），虽不合时宜，居然也得到毛泽东的青睐，特许由中华书局出版，冲过康生布设的万丈“火墙”。当时，类似的“学术幸运”，以中国之大，只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享受了，真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1972年，周恩来将这部代表“文革”时期最高学术造诣和成就的著作郑重其事地赠送访华的友邦总统尼克松，让他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但没过多长时间，“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也不知尼克松在焦头烂额之际是否抽空瞄了几眼中国的汉文书。

梁漱溟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采访，谈及章士钊，他说：“（我）中学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后来到了北京，我就很喜欢亲近他。很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许多，是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我很失望，很不喜欢。虽不喜欢，一直到他九十岁的时候我还和他来往。”梁漱溟以圣哲自视，他仅从评判私德的角度瞧不起章士钊的所作所为，但并未评价章的政治事功。

挟其私智，章士钊半个多世纪旋进旋退于英才、志士、名流、学者、军阀、政客、奸雄之间，有幸得跻高位，终于无所兴作。我想，他在荣辱得失的漩涡中，也该有不少为国谋强、为民增福的想法，可惜失于空疏或陈旧，不为大家所认可，正是“名满天下，而天下无一人以事业许之”。

章士钊竭力想成为政治家，却事与愿违，他终究还是学者本色。其实，撇开政治上的东食西宿不谈，他丰富无比的人生体验足以令世人艳羡不已，单从这一点说，他活得够本。但命中注定，他缺少事业的龙骨和支柱，又终生处于潮涨潮落的剧变时代，及至回首，亦只能感叹“廉颇老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