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谁去世能太庙公祭，中共海外情报系统的‘人民舰队’行动

太庙，中国传统中皇家的家庙，供奉历代祖先牌位，皇后或者大功之臣牌位的地方。也是帝王驾崩后梓宫停灵之处。新中国国家级最高领导人去世后，亦曾有停灵与此的传统。如任弼时，周恩来等。

1955年9月13日，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太庙举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为追悼会亲笔书写横额，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亲至会场并致悼词。追悼会是为1953年在北京病逝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举行的。刘少奇在悼词中说：“德田同志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遭受麦克阿瑟的严重迫害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他还领导日本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直到德田同志因身患重病不得不设法来中国就医以前，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光荣岗位。”随后，全国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德田球一逝世的消息，很多地方还举行了悼念活动。

德田球一

很少有人知道，德田球一是在1950年经中共营救由日本偷渡来华的，经由这一渠道来华的还有日共另一领袖野阪参三等人。这是建国初期中共隐蔽战线在国外取得的重大胜利。

德田球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和两次重建，3次被捕入狱，从1928年起连续坐牢1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日本后，于当年10月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时候，德田才得以出狱。出狱时，他受到来自各地500多名日共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其后，他与从由中国途径前苏联，朝鲜回国的野阪参三等人一同再次重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阪参三（冈野进），著名共产党人，曾参加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野阪自1931年起代表日共常驻共产国际，1940年3月随同在苏联治伤返国的周恩来到达延安，准备返回日本参加实际斗争，但终因战火阻隔无法回国，遂留居延安。并配合中共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1992年，根据前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材料，野阪参三在前苏共产国际之时，曾为前苏情报人员，参与迫害在苏日共人员。百岁高龄的野阪参三被日共免除名誉主席之职和开除党籍。次年，离世。

野阪参三

战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困苦不堪。日共抓住时机，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壮大。在1949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日共获得298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9.8%），得到了35个议席。到1950年，日本共产党发展到18万人，成为日本政坛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同时，日共团结了许多工会、民主团体，建立了有1000多万人的拥护民主同盟，日共领导下的工人、学生反抗美国占领军和垄断财阀的斗争也日益高涨，逐渐为美占领军当局所不容。

1950年6月6日，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指责日共是“民主的破坏者”，并责令开除日共全部24名中央委员的公职，第二天又责令开除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17名编委的公职。

赤旗报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日本这个美军的后方基地，美军和日本政府一起开展了“赤色整肃”，对日共进行了残酷镇压。

仅据日本政府资料，当时以违反占领政策名义逮捕的就有4391人，集会和游行示威都被禁止，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被重要企业和工会开除出去，仅7月到11月，被开除的工人就有1.2万多人，到1950年8月，日共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拥护民主同盟也不得不解散。

德田球一与志贺义雄

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被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

美日当局进一步搜捕已被迫转入地下的日共领导人。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而德田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造成健康严重受损，在被追捕的情况下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在美军的扶持下，仿效美国方式建立了秘密机关，特别审查局。其汇同警察一起，搜检了全国的医院，企图逮捕德田球一及其他日共的中央委员，他不得不寻求境外的帮助。

形势严峻，而以日共当时的条件，是没办法把自己的领导人送出国的。在经过考虑和研究之后，日共中央开始通过华人党员杨春松、曾永安的渠道，设法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向中共发出了请求。

曾永安，台湾人。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战后日共重建加入日共。自认是‘左派的民族主义者’，麦克阿瑟下令清剿日共期间，其成为日共与中共的沟通管道。

杨春松，1900年出生在台湾桃园县，1926年到武汉参加大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台湾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前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引渡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转押回台湾服刑6年。刑满出狱后，于1939年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旅日的进步华人曾永安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28年12月30日，台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与会者合影，绿框内杨春松

日本战败后，杨春松与曾永安等人迅速组织起来，在协助遣返中国战俘和劳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参加了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成为日共的外籍党员。1945年底，杨春松曾经朝鲜半岛秘密回到中国，在东北见到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1946年春，杨春松循原路回到日本，向德田球一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并向在日华人华侨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其后，为了及时传递中国的消息，杨春松与同志们在东京创办了中国通讯社，由曾永安出任社长，杨春松则以记者身份往来于日本和香港之间。这成为了战后中共与日共联络的主要渠道之一。

左简吉子简明仁（大众全球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右为杨春松子杨国光

日共遭到当局整肃后，杨春松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成为日共寻求救援的途径。由日共派员与曾永安一同前往中国求助。

曾永贤，曾永安之弟。原台共党员，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其亦是李登辉的入党介绍人。曾永贤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后加入调查局，曾任“调查局”第四处处长。在九十年代中，他曾担任过两岸密使，与原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将军有过接触（叶剑英二公子叶选宁）。其曾回忆：“1950年，日共派二哥（曾永安）陪同日共中央的一位重要人物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大陆。因为战后盟军总部先是‘解放’这批下狱十多年的日共高干，但过两年在韩战爆发前夕却镇压他们，所以他们想去大陆避难。”

曾永贤

“人民舰队”行动

中共中央接到日共的求助后，决定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由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中央即把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

军委联络部的前身是中共中央社会部。早在1946年1月，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即派员到大连建立了市委社会部（又称大连情报处或大连情报局），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作为主要任务，集中了一批有对外工作条件的情报人员，利用大量遣返侨民的机会陆续派遣出国。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情报组织，尤其是在东北亚方面工作开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果。解放后，大连情报局迁到天津，成为军委联络部下属的天津联络局，负责国际情报工作。

天津联络局与在日本的杨春松等人密切协作，积极谋划安排德田等人前往中国。当时，中日之间没有空中航线，打通海上秘密通道，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杨春松及其周围少数同志就在美国占领军眼皮底下周旋，把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从东京转移到大阪、神户等地，然后与天津联络局积极配合走海上通道。后来，在日共中，把这条前往中国的路线称为“人民舰队”。

右为西泽隆二

1950年8月末，德田球一在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陪同下，经海路平安到达中国。不久后，野阪参三等人也经同一渠道来华，他们共同组成了日共“北京机关”，开始在国外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在华期间，他们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照顾，

成功完成营救德田球一、野阪参三任务的军委联络部，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分别写信、题词祝贺。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天津联络局负责人马次青（曾任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吴诚记大功，军委联络部又分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人记大功。

1953年10月，德田球一在北京病逝，其后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野阪参三等人于1955年返回日本。

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日本又因为‘白鸟事件’，再度加剧了当局对日共的打击，一批日共成员陆续流亡到中国。曾经在北京西郊某处，开设过“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在其中安置了一批日共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华人员。该校仅存一年余，该校人员分散至其他各地。如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彼时担任校长的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后该校合并进四川省委党校）。

附：1955年《人民日报》关于德田球一追悼会的两篇报道

首都各界人民悼念德田球一同志

新华社十二日讯首都各界人民五千多人十二日下午前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大殿，悼念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日本人民光荣的儿子、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同志。

四时，人们在哀乐声中，缓步地走进大殿。走在最前列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接着是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

人们在悲痛肃穆的情绪中走过德田球一同志的遗骨和遗像前，对他表示最沉痛的悼念。

在德田球一同志遗骨和遗像两旁守候的，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德田达，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玩右卫门和高桥胜之。

大殿中央，在两盆长青的盆松中间的灵台上，安置着这位长眠了的日本人民光荣的儿子的遗骨。陈云、彭真等同志送的花圈，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德田达送的花圈，也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送的花圈。在大殿内外还摆着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政府各部门、各工厂、学校、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送的花圈。

德田球一同志的遗骨是在今天上午十一时由八宝山人民革命公墓移到太庙大殿的。

前左志田重男、野阪参三、绀野与次郎。列左志贺义雄、宫本顕治、春日正一

（1955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首都举行德田球一追悼大会德田球一遗骨由志贺义雄德田达接运回国

新华社十三日讯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五千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沉痛追悼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德田球一同志。在追悼大会以后，德田球一同志的遗骨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志贺义雄亲自捧持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德田达接运回国。

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天沉浸在一片肃穆哀悼的空气中。追悼大会主席台设在太庙大殿前面。主席台正中，在德田球一同志的灵位前，香烟缭绕。灵位背面，悬挂着他的巨幅遗像，遗像周围垂绕着黑纱飘带和松枝。上面横列着黑底白字的巨幛，写着：“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在布有棕榈和盆草的主席台上，摆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摆着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等同志送的花圈，还摆着志贺义雄、德田达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所献的花圈。在会场上还有各界人民敬献的数百个花圈。

一清早，人们就从机关、工厂、学校、街道来到这里。他们怀着对德田球一同志的无限悲痛和悼念的心情走进会场。参加追悼大会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的负责人，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人民的代表。朝鲜驻华大使崔一和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也参加了追悼大会。

八时，主祭人刘少奇和陪祭人志贺义雄、德田达、陈云、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以及龟田东伍、金子健太、中村玩右卫门和高桥腾之等一起走上主席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彭真宣布追悼大会开始。这时，乐队奏起哀乐，人们向德田球一同志默哀致敬。

主祭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德田球一同志灵位献花圈并在会上讲话。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田球一同志的夫人表示亲切的慰问。

刘少奇同志叙述了德田球一同志为了日本人民的独立和日本人民幸福的未来、为了世界和平和亚洲和平奋斗不懈的战斗的一生。他说，德田球一的死，是日本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可尊敬的朋友。他深信，德田球一同志所遗留的事业，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日本这个伟大事业，在日本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新纲领与最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案的指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志贺义雄也在会上讲话。他在谈到了德田球一同志的革命活动以后说，日本共产党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将从悲痛中站起来，继承他的遗业，巩固地团结起来，为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大业前进。

志贺义雄说，日本共产党今天正以坚如磐石般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来完成德田球一同志遗下的伟大事业。

志贺义雄最后再一次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他表示归国后将把中国人民的友情正确地转达给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国民。日本国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深厚的友情。

乐队奏国际歌以后，开始起灵。这位长眠了的日本人民的光荣的儿子的遗骨装入灵车，运往西郊机场。

在机场上举行了德田球一同志遗骨告别式。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和各界

人民以及朝鲜大使崔一、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等五百多人，在哀乐声中向德田球一同志遗骨默默致哀和最后告别。

志贺义雄捧着遗骨盒和德田达，一同走上飞机，站在舱口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