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有疆，边防保疆。东北既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又是国家边陲所在，加强边防建设是清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内容之一。统观之，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经过了四个阶段：有国无防、划界设防、封禁防内、实边固防。目前关于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的研究尚付缺如，有鉴于此，本文即论述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斧正。

　　顺治年间的有国无防

　　清军入关前，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多尔衮 的多年努力经营，清政府己经实现了对东北的统一，包括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滨海地区和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己经纳入清政府管理范畴。居住在巴加尔湖以东至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索伦部、黑龙江上中游的达虎尔部、黑龙江中、下游的鄂伦春部被清朝划为“索伦三部”，向清政府交纳马匹、貂皮等特产。居住在乌苏里江和松花江地区的赫哲部、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部、黑龙江北岸的奇勒尔部、库页岛上的库耶部、绥芬河及滨海地区的恰喀拉部及居住在嫩江流域的锡伯部多从事渔猎经济，也向清政府交纳貂皮等特产，以示臣服。为管理边疆地区民族，清政府还对费雅喀等部落实行噶栅管理，以村寨或者氏族为单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1]

　　清军入关后，清政府的最主要和重要任务是夺取对全国的统治。全力入关，南下统一为首要任务。政府治理重心的转移，使得清政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入关和南下江南的工作中，对东北故乡的管理暂时弱化。入关之际，清政府任命正黄 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留守东北，于辽河下游平原各城邑要冲，分派八旗驻防，兵力仅1600余人。迨至顺治末年，盛京地区的总兵力仅为 6100余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政府派遣八旗兵2000人驻防宁古塔，统辖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至顺治末年，吉林总兵力3100余人。不仅如此，这些微弱的兵力也只是驻扎宁古塔城，很少对北部和西北疆界进行巡察。

　　总体而论，顺治年间的东北边防重心在辽河中下游，也就是东北南部，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和库页岛、日本海的滨海地区则基本上依靠当地民族武装自卫。顺治年间，沙俄侵略军侵入黑龙江流域，就遭到当地民族武装的强力反击，在反击失败后，当地民族首领方才向清政府在东北官员申诉，寻求武装保护。故此，顺治年间的东北边疆基本上处于有国无防的状态。

　　康熙雍正年间的划界设防

　　康熙雍正年间的划界设防是以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为前提的。这两个条约均是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也是两国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这对清朝东北边防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同样也促使清政府对东北边防建设进入条约划界、划界设防的新阶段。

　　清初东北边防薄弱的状况给正在积极向东扩展的俄国以可乘之机。俄国在16世纪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展。明崇祯五年（皇太极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俄军在勒拿河畔修建雅库茨克城，以此为据点进一步向黑龙江流域入侵。明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以波雅科夫为首的俄国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精奇哩江（今结雅河）中游达斡尔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后，四处抢掠，灭绝人性地杀食达斡尔族人。顺治七、八年间（公元1850——1851年），俄国人哈巴罗夫先后两次率军侵入黑龙江，杀害中国居民 1600余人。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以切尔尼科夫斯基为首的俄军侵入雅克萨，四处烧杀抢掠， 严重危害了清朝东北边疆安全。[2]

　　面对俄国侵略，清政府积极备战以收复领土。康熙帝一面加强吉林军事力量，积极修建战舰，屯田备粮；周拨水师驻扎黑龙江中游的瑷珲城，阻遏俄军；另一方面也加大对边疆民族的管理，设置索伦总管统一管理索伦三部，把部分索伦部、达虎尔和赫哲部等编入“新满洲”，协助清军戍守边防。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经过激烈鏖战，清军取得雅克萨大捷，为中俄边界谈判创造有利时机。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东、沿外兴安岭直至鄂霍次克海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清政府派遣官员查勘中、俄东段边界，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在国界线上立石碑或鄂博等界标，东北边防由此进入划界设防阶段。

　　该阶段的边防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巡察边界；二是设置卡伦；三是加强黑龙江地区军力；四是开展军屯。首先是巡察边界。黑龙江将军每年五、六月间派兵至格尔毕齐、额尔古纳等界河及其附近地带进行巡视，谓之察边。[3]其目的是查看界碑、鄂博有无毁损，边境线内侧一带是否有越境俄罗斯人等建盖房屋、开垦、放牧，或者采矿等情况，“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4]

　　清初东北巡边的范围可分为两大区域，黑龙江将军和布特哈总共负责巡察黑龙江上、中游和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吉林将军所属的三项副都统衙门巡察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黑龙江将军“岁以四五月间经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毕齐、额尔古讷、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等处巡视。”[5]“察视（额尔古纳河）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6]在察边时，各部须按指定路线，对各自承担边界区域巡逻，并与指定的巡边部队“会哨”。“齐齐哈尔协领与墨尔根协领会，墨尔根协领与黑龙江协领会，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此为定例。察边之事，岁于七月内咨报理藩院，而边界宁谧，例于年终专折奏闻。至将军惟新任者察边，余不尔。”[7]

　　布特哈总管负责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边界巡查。[8]布特哈总管每年6月派出官兵与捕貂人员前往精奇里江、牛满河、西林木迪河的上游及外兴安岭地区巡查。此外，每隔3年，布特哈副总管要亲率佐领等官兵从水路巡查至外兴安岭一次。黑龙江副都统每年则派员巡查外兴安岭西段的格尔必齐河。三姓副都统每年夏季派出弁兵巡视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并在特林地区设立机构，征收貂皮等赋税。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呼伦贝尔地区也因此成为边防前沿。为防卫此段边界，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迁移索伦、巴尔虎和鄂伦春等部族3000牲丁驻扎在呼伦贝尔，设呼伦贝尔总管统辖之。

　　呼伦贝尔地区边防形势确定后，清政府遂沿着边界线修筑卡伦防线，担负起警戒任务。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东岸设立12座卡伦，在黑龙江北岸设立8座卡伦。每座卡伦，额设官员1名，士兵或9或10名，置有卡房，携眷驻守，每月巡察，或一月一更，或三月一更。[9]驻扎卡伦的官兵不仅要查明所管卡界内有无迁移而来的外人，而且要巡视是否有俄国人等擅自越界，在清朝境内擅自贸易、打草、打猎或筑屋居住、开垦、采矿以及放牧等违法行为。若遇可疑之人即行捉拿，送卡官，并呈报有关部门处理。此外，各驻卡官兵还得定期沿着卡伦间道路巡察、会哨，对边界实现有效监控。

　　增加边防前沿黑龙江地区的军力，也是康熙雍正年间东北边防战略的重要内容。沿边设卡和巡查边界是边防一线需要，边疆腹地纵深军力部署则是边防的重要内容。通过条约划界，中国东北与俄国东部的边界己经明晰，这样黑龙江和吉 林两地就成为清朝东北的边防前沿。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不断加大在黑龙江和吉林腹地的军力部署，先后修建瑷珲城、新瑷珲城、齐齐哈尔城、墨尔根城、白都讷城、吉林城、阿勒楚喀城、三姓城、 布特哈、呼兰、呼伦贝尔等军事重镇。军事城镇的修建构成东北边防的重要支撑点，成为军力辐射源和边防后援基地。与此同时，清政府加大东北驻军数量。雍正末年，黑龙江和吉林两地的八旗兵力均达到万人以上，盛京则有两万余人。军力增加和军事城镇的增筑，对该时期的东北边防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在东北军事城镇附近均有大量军屯，这是维持军力的重要支撑。康熙、雍正年间，瑷珲城、新瑷珲城、齐齐哈尔城、墨尔根城、白都讷城、吉林城、阿勒楚喀城、三姓城、布特哈、呼兰、呼伦贝尔等军事重镇附近有大片垦田。康熙年间，清政府始于黑龙江将军辖区筑城设防，大兴屯垦，派副都统马喇、郎中博奇等官员前往黑龙江督理农务，以蒙古、席北、打虎儿、索伦等人力耕种。其中，郎中博奇因课耕有方，所监种田地，较诸处收获为多，而获得康熙帝嘉奖。

　　乾隆至同治年间的封禁防内

　　乾隆朝是清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就边疆治理而言，顺、康、雍三朝对边疆经略采取积极态度，而从乾隆朝开始，清政府的治边政策逐渐转变为防内为主、防外为辅，突出表现为乾隆五年对东北全面封禁。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4月，兵部 侍郎舒赫德向乾隆帝提出了严禁内地民人移居奉天的8项规定，并得到乾隆首肯，这就是封禁政策的出台。此后，清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关于吉林、黑龙江和蒙古地区的封禁令，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封禁全面展开。

　　乾隆五年东北封禁政策的出台，有着深远的历史缘由和严峻的现实背景。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极具经济开发价值，是清皇室、满洲贵族以及普通满洲旗人的利益所在。 同时，东北又是清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承载着满洲民族兴起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记忆。另外，作为清朝统治的战略大后方，东北边疆还是清朝统治全国的兵源地。总之，东北是“根本之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6月，奉天府府尹王国安即将赴任，康熙特地叮嘱：尔至任，当劝民务农，严察光棍游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己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蕃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近金世鉴奏，请将旗下余地俱与百 姓耕种，征收钱粮，所增钱粮亦复有限，所见何浅陋也。”[10]“俟满洲蕃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一语，充分表明了清政府对东北边疆管理的总体规划。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4月，奉天地区米价腾升成为清政府封禁东北的导火索。乾隆帝认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 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11]他御令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前往奉天，会同盛京将军额尔图查勘并详议。舒赫德认为：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己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 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12]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4月，舒赫德和议政王大臣经过商议，最终确定8条具体措施，开始对奉天地区的封禁。[13]

　　继奉天之后，清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限制内地民人移居吉林、黑龙江和东三盟地区。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9月，吉林也开始封禁。宁古塔将军鄂弥达奏称：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为满洲根本，毋许游民杂处，除将现在居民逐一查明， 旗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设甲长、保正，书十家名牌，不时严查外，其余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不许于永吉州之山谷 陬隅造房居住，仍查明本人原籍年貌，五人书一名牌互保，五人内如有一人偷挖人参，私卖貂皮，擅垦地亩，隐匿熟田，及赌博滋事者，将犯枷责递解外，仍将连保四人一并递解。[14]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3月，黑龙江正式封禁。黑龙江将军博第奏称：黑龙江城内贸易民人，应分隶八旗查辖，初至询明居址，令五人互结注册，贸易毕促回。病故、回籍、除名，该管官月报。如犯法，将该管官查议。其久住有室及非贸易者，分别注册，回者给票，不能则量给限期。嗣后凡贸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买旗屋，私垦，租种旗地及散处城外村庄者，并禁。再，凡由奉天、船 厂（吉林市）等处及出喜峰口、古北口前往黑龙江贸易者，俱呈地方官给票，至边口、关口查验，方准前往 。”[15]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政府要求蒙古地方官员封禁。乾隆帝谕令：“蒙古地方，民人寄居者日益繁多，贤愚难辨，应责令差往之司员及该同知通判，各将所属民人，逐一稽考数目，择其善良者立为乡长、总甲、牌头，专司稽查，遇有踪迹可疑之人，报官究治，递回原籍……其托名佣工之外来民人，一概逐回。”[16]

　　乾隆朝开始的东北封禁政策实则是以牺牲边疆发展为代价的消极的边疆管理政策，它造成了边疆地区长期处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边防薄弱等诸多弊端。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8月，沙俄侵略军占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并逐步控制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咸丰八年（公元 1858年），清政府被迫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让。此后，沙俄势力不断向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 领土进行渗透，并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营口开设通商口岸，这样东北大地在南、 北、东三个方向均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边疆地区就变成了国防斗争的最前沿，一旦抵御失败，就会造成割地失民的危险。上述东北边疆的割土丧地的惨痛教训，促使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原来的边疆治理政策。

　　光绪宣统年间的实边固防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6月，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报，沙俄从水陆分赴珲春，进入兴凯湖查勘地界，并在乌苏里江一带建房垦殖。虽经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地区极力阻止，但仍无法阻止沙俄向乌苏里江侵略的脚步。[17]接到奏报后，清廷一面严饬吉林地方官员监视沙俄行动，一面谕令积极组织吉林地方团练严密设防。[18]9 月，吉林将军景淳和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联衔奏上《会筹保护参山藉杜夷人侵越》一折，认为“绥芬、乌苏里等处山场，向禁居民潜往，地方空旷，以致俄夷人船得以闯入。”进而提出开发参山的建议，“惟令揽头招募人夫前往保护，听其自谋生计。该处地广山深，伐木、打牲、采菜、捕鱼均可获利，明春并可布种口粮以资接济。似此厚集人力，渐壮 声威，夷人当不俟驱逐而自退”。[18]这实际上提出了凭借民力以保卫东北边疆的政策。

　　景淳和特普钦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富有远见的主张，“以中国之旷土，居中国之民人，利之所在， 自必群相保卫，可杜夷人强占之计，不烦兵力而足御外侮”。[19]]这个主张在当时富有卓越见识。这在本质上就否定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 封禁东北的政策，认为封禁政策导致了东北边疆地区土旷人稀，国防薄弱的窘境给沙俄列强的侵略以可乘之机。唯有把中国的民人安居在中国边疆上，才能凭借强大的人民力量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这实则是寓兵于民、移民固边、以民御敌的先进理念，同时也是后来“移民实边”之雏形。清政府接到奏报后，虽然依然担心招募的民人是否驯良，但考虑到并无其他良策，只好基本同意。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再次上奏，强调“黑龙江地处极边”，“地方情形，今昔不同”，沙俄不断窥觊边地，迫使黑龙江成为抵 御外敌的战争最前沿。如果“前因招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因防务转不能不亟筹招垦”。此外，黑龙江地区己经聚集了大量从事私垦的流民，一时难以驱逐，“与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而仍不免于偷种，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旷土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亦免临时周章。”[20]总之，弛禁招民开垦可以达到4个有益目标：充实边陲，以御俄人”、“安插流民，以杜私垦”、“招垦征租，以裕俸饷”、“封禁参、珠，不若放垦之有益民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对东北边疆形势切实深入地分析，迫使清政府认识到今昔形势之不同，若依然沿袭前代封禁的政策，不但会影响到皇室对东北人参和东珠的占有，更会影响到其龙兴之地的安危。清政府出于利弊分析，最终同意特普钦的请求，相继在黑龙江和吉林的局部地区实行开禁放荒，招民开垦，东北边疆的历史进入一个发展新时期。

　　虽然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乾隆朝以来的封禁 稍作修改，但总体上依然抱残守缺，恪守祖训。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大地爆发，俄败日胜，日本占据长春以南的中国大地，俄国依然占据长春以北的中国领土。在战争中，东北大地遭到了空前浩劫，人民惨遭涂炭。列强的侵略行径严重影响到清政府在东北的行政管辖权。“东三省比岁以来，叠遭变故，创巨痛深，为二百余年所未有”。“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一以哈尔滨为中心，一以旅顺大连湾为根据，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恐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均在意计之内”。[21]

　　东北边疆危机己经威胁到清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清政府在东北开禁问题上依然是犹豫不决，时开时停，徘徊往复；朝廷官员对东北开禁也是争论不休，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黑龙江将军奏请开垦舒兰所属荒地，遭到清廷否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 清廷再次否决了黑龙江将军的奏请，并颁布了“永远封禁之旨”。迨至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 黑龙江将军再次奏请放垦通肯荒地，而御史杨晨也奏请将山东灾民资送东北垦荒。对此，光绪帝仍坚持封禁以维持东北旗人生计。他谕令：“东三省山场荒地，系旗丁游牧围猎之区，乾隆、嘉庆、道 光、同治年间，历奉谕旨，严禁流民开垦，深恐有碍旗人生计。”通肯为历来封禁之地，“该处荒地一经开垦，势必将牧猎之场渐行侵占，旗丁生计日蹙，流弊不可胜言，岂容轻议，显违圣训。所有通肯荒地，著依克唐阿仍遵光绪十年、十三年两次永远封禁之旨，实力奉行，毋任奸民潜往私垦”。不惟通肯一隅，“嗣后该省无论何处，断不可招民垦荒，致滋后患”。同时，杨晨请将山东灾民资送东三省垦荒之议也被清廷否决。[22]这表明，清廷 决策层内部在封禁与开禁问题上仍有分歧，此时的开禁也只是局部放垦而己。清政府还是更多考虑到维护皇室和满族的利益，而不允许一般民众，特别是内地汉人进入东北进行开发，致使东北边疆长期处于人口稀少，资源不能充分开发，边防力量较为薄弱的窘困。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中国 大片领土，并赔偿白银高达2.3亿两。巨额的赔偿让财政本己极为困顿的清政府更加困苦。6 月，齐齐哈尔副都统增祺奏请开垦东三省闲 荒。[23]7月，光绪帝谕令军机大臣：“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山林川泽之利，当留有余以养民，是以虽有闲荒，尚多封禁。今强邻逼处，军食空虚，揆度时宜，不得不以垦辟为筹边之策。”清朝随即废除封禁，全面放垦。“黑龙江之通肯河一段，著即开禁，与克音、汤旺河、观音山等处，准旗、民人等一律垦种，每年所得租银，即留备军饷之用…… 至青山木税，前往户部议驳，今著一体试办。漠河金厂，据户部片奏，近年办理有名无实，并著密加查访，实力整顿。至蒙古杜尔伯特诸部闲荒，事涉藩部，毋庸置疑。其奉天大围场及大凌河牧地，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均有闲荒可垦，并著盛京、吉林各将军查看情形，实力兴办，详细覆奏。”[24]此后不久，清廷还开放了东北矿务，允许商民开采。“荒务矿务，一律设局，派员经理。”[25]从清廷的一系列谕令，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己经放弃了原来的封禁，改为全面开禁，“垦地、殖民，为筹边第一要义。”[26]

　　全面开禁和移民实边的政策一经实施，内地民人便大量涌入。日本人小越平隆在光绪二十四 年（公元1898年），“旅行于满洲各处，其与目相接者，皆山东店，为山东省移住之民所开设者也。于作（明治）三十一年五月，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一山东车，妇女拥坐其上，其小儿啼号，侧卧辗转。弟挽于前，兄推于后，老妪倚杖，少女相扶，跄跄踉踉，不可名状。有骂丈夫之少妇，有呼子女之老妪，逐队连群，惨声撼野。有行于通化者，有行于怀仁者，有行于海龙城者，有行于朝阳镇者，肩背相望焉。（明治）三十二年四月，由奉天至吉林，日日共寝食于客店者，皆是山东之移住民，无非在浦盐耕稼之人群也。此等固无正确之统计，人口之调查，又其行程之道路，有由汽船者，有由木船者，有由陆路者，故其详细不得而知。大约年年有七八万或十万内外而己。”[27]上述栩栩如生地记载， 真实地展现当时关内人民迁居东北的情景。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5月，内务部将清朝宣统年间 的户口调查档案汇做成户籍表册，记载东北地区的人口己经达到21581684人。[28]另据许道夫先生统计，从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至宣统二年 （公元1910年），东北人口由289. 8万人增长至 2158.22万人。[29]此两组数据最为接近。短短 6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己经增长了7倍。

　　内地人口的大量进入，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东北人烟稀少，边防不力的状况。随着人口繁盛， 靠近边界的地方开始出现农田垦殖、村落渐多的新气象。清末十年，是清代东北城镇发展最快的时期。辽宁省新增15个，吉林省新增40个，黑龙 江省新增43个。值得注意的是，新增村镇己经靠近边界地区。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图们江等边界江河的沿岸，呼兰平原、嫩江平原和三江平原等毗邻边境的平原地区均有众多城镇形成。边界附近人口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边防力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边务帮办大臣吴禄贞积极组织延吉地区各族民众，为抵制日本对我国延吉间岛的侵略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结

　　东北是清代特殊的地区，集龙兴之地和边疆重镇于一体，故此，清代东北边防尤为重要。纵观有清一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其经历了顺治朝的有国无防、康熙雍正朝的划界设防、乾隆至同治年间的封禁防内、光绪宣统朝的实边固防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边防思想对边疆安全造成了不同影响。有国无防阶段，为俄国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划界设防，促使东北边防走上条约划界、巡边守疆的新阶段。

　　乾隆朝开始的封禁防内，是清政府消极御外、保守固化的边防思想，也是清政府从防外为主到防内为主策略转变的重要节点，这对东北边疆开发和边防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还为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等统 治者继承沿袭，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地继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晚清东北领土、主权丧失的祸患。 同时，我们也应客观看到该阶段的封禁防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内地大量民众进入东北、开发东北的历史进程，起到保护东北生态环境的客观效果。人的活动是改变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晚清解禁后的东北大规模开发，也确实造成东北草地、林地的破坏，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现象。

　　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屈辱赔偿的巨大财政压力，迫使清廷不得不面对严峻现实。在维护国家利益与旗人利益的心理斗争中，清政府最终抛弃了封禁防内的保守思想，全面开禁，一改原先东北经济社会沉郁落后的窘况。内地人民涌入东北边疆，人烟繁盛，垦务兴起，村镇星罗，边防力量大为改观，为清季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