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國有疆，邊防保疆。東北既是清朝統治者的龍興之地，又是國家邊陲所在，加強邊防建設是清代治理東北邊疆的重要內容之一。統觀之，清代東北邊防戰略思想演變經過了四個階段：有國無防、劃界設防、封禁防內、實邊固防。目前關於清代東北邊防戰略思想的研究尚付缺如，有鑑於此，本文即論述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不吝斧正。

　　順治年間的有國無防

　　清軍入關前，經過努爾哈赤、皇太極及多爾袞 的多年努力經營，清政府己經實現了對東北的統一，包括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上游、松花江、烏蘇裏江流域及濱海地區和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己經納入清政府管理範疇。居住在巴加爾湖以東至黑龍江上游地區的索倫部、黑龍江上中游的達虎爾部、黑龍江中、下游的鄂倫春部被清朝劃爲“索倫三部”，向清政府交納馬匹、貂皮等特產。居住在烏蘇裏江和松花江地區的赫哲部、黑龍江下游的費雅喀部、黑龍江北岸的奇勒爾部、庫頁島上的庫耶部、綏芬河及濱海地區的恰喀拉部及居住在嫩江流域的錫伯部多從事漁獵經濟，也向清政府交納貂皮等特產，以示臣服。爲管理邊疆地區民族，清政府還對費雅喀等部落實行噶柵管理，以村寨或者氏族爲單位“各設姓長、鄉長，分戶管轄”。[1]

　　清軍入關後，清政府的最主要和重要任務是奪取對全國的統治。全力入關，南下統一爲首要任務。政府治理重心的轉移，使得清政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入關和南下江南的工作中，對東北故鄉的管理暫時弱化。入關之際，清政府任命正黃 旗內大臣何洛會爲盛京總管，留守東北，於遼河下游平原各城邑要衝，分派八旗駐防，兵力僅1600餘人。迨至順治末年，盛京地區的總兵力僅爲 6100餘人。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政府派遣八旗兵2000人駐防寧古塔，統轄松花江、烏蘇裏江、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的廣大地區。至順治末年，吉林總兵力3100餘人。不僅如此，這些微弱的兵力也只是駐紮寧古塔城，很少對北部和西北疆界進行巡察。

　　總體而論，順治年間的東北邊防重心在遼河中下游，也就是東北南部，黑龍江流域、外興安嶺和庫頁島、日本海的濱海地區則基本上依靠當地民族武裝自衛。順治年間，沙俄侵略軍侵入黑龍江流域，就遭到當地民族武裝的強力反擊，在反擊失敗後，當地民族首領方纔向清政府在東北官員申訴，尋求武裝保護。故此，順治年間的東北邊疆基本上處於有國無防的狀態。

　　康熙雍正年間的劃界設防

　　康熙雍正年間的劃界設防是以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和《布連斯奇條約》爲前提的。這兩個條約均是兩國在平等基礎上籤訂的，也是兩國邊界問題的重要文件。這對清朝東北邊防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同樣也促使清政府對東北邊防建設進入條約劃界、劃界設防的新階段。

　　清初東北邊防薄弱的狀況給正在積極向東擴展的俄國以可乘之機。俄國在16世紀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展。明崇禎五年（皇太極天聰六年，公元1632年），俄軍在勒拿河畔修建雅庫茨克城，以此爲據點進一步向黑龍江流域入侵。明崇禎十六年（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以波雅科夫爲首的俄國侵略軍越過外興安嶺，侵入黑龍江流域精奇哩江（今結雅河）中游達斡爾頭人多普蒂烏爾的轄地後，四處搶掠，滅絕人性地殺食達斡爾族人。順治七、八年間（公元1850——1851年），俄國人哈巴羅夫先後兩次率軍侵入黑龍江，殺害中國居民 1600餘人。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以切爾尼科夫斯基爲首的俄軍侵入雅克薩，四處燒殺搶掠， 嚴重危害了清朝東北邊疆安全。[2]

　　面對俄國侵略，清政府積極備戰以收復領土。康熙帝一面加強吉林軍事力量，積極修建戰艦，屯田備糧；周撥水師駐紮黑龍江中游的璦琿城，阻遏俄軍；另一方面也加大對邊疆民族的管理，設置索倫總管統一管理索倫三部，把部分索倫部、達虎爾和赫哲部等編入“新滿洲”，協助清軍戍守邊防。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經過激烈鏖戰，清軍取得雅克薩大捷，爲中俄邊界談判創造有利時機。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從法律上確定了額爾古納河和格爾必齊河以東、沿外興安嶺直至鄂霍次克海爲中、俄兩國東段邊界。清政府派遣官員查勘中、俄東段邊界，按照《尼布楚條約》規定，在國界線上立石碑或鄂博等界標，東北邊防由此進入劃界設防階段。

　　該階段的邊防內容主要有四點：一是巡察邊界；二是設置卡倫；三是加強黑龍江地區軍力；四是開展軍屯。首先是巡察邊界。黑龍江將軍每年五、六月間派兵至格爾畢齊、額爾古納等界河及其附近地帶進行巡視，謂之察邊。[3]其目的是查看界碑、鄂博有無毀損，邊境線內側一帶是否有越境俄羅斯人等建蓋房屋、開墾、放牧，或者採礦等情況，“遇有越境之俄羅斯，即行捕送將軍，請旨辦理。”[4]

　　清初東北巡邊的範圍可分爲兩大區域，黑龍江將軍和布特哈總共負責巡察黑龍江上、中游和外興安嶺以南地區，吉林將軍所屬的三項副都統衙門巡察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地區。黑龍江將軍“歲以四五月間經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墨裏勒克、楚爾海圖等處巡視。”[5]“察視（額爾古納河）東岸沙草有無牧痕，防侵界也。”[6]在察邊時，各部須按指定路線，對各自承擔邊界區域巡邏，並與指定的巡邊部隊“會哨”。“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諮報理藩院，而邊界寧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7]

　　布特哈總管負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的邊界巡查。[8]布特哈總管每年6月派出官兵與捕貂人員前往精奇里江、牛滿河、西林木迪河的上游及外興安嶺地區巡查。此外，每隔3年，布特哈副總管要親率佐領等官兵從水路巡查至外興安嶺一次。黑龍江副都統每年則派員巡查外興安嶺西段的格爾必齊河。三姓副都統每年夏季派出弁兵巡視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地區，並在特林地區設立機構，徵收貂皮等賦稅。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畢納依嶺（即沙賓達巴哈）。額爾古納河東岸的呼倫貝爾地區也因此成爲邊防前沿。爲防衛此段邊界，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遷移索倫、巴爾虎和鄂倫春等部族3000牲丁駐紮在呼倫貝爾，設呼倫貝爾總管統轄之。

　　呼倫貝爾地區邊防形勢確定後，清政府遂沿着邊界線修築卡倫防線，擔負起警戒任務。清政府在額爾古納河東岸設立12座卡倫，在黑龍江北岸設立8座卡倫。每座卡倫，額設官員1名，士兵或9或10名，置有卡房，攜眷駐守，每月巡察，或一月一更，或三月一更。[9]駐紮卡倫的官兵不僅要查明所管卡界內有無遷移而來的外人，而且要巡視是否有俄國人等擅自越界，在清朝境內擅自貿易、打草、打獵或築屋居住、開墾、採礦以及放牧等違法行爲。若遇可疑之人即行捉拿，送卡官，並呈報有關部門處理。此外，各駐卡官兵還得定期沿着卡倫間道路巡察、會哨，對邊界實現有效監控。

　　增加邊防前沿黑龍江地區的軍力，也是康熙雍正年間東北邊防戰略的重要內容。沿邊設卡和巡查邊界是邊防一線需要，邊疆腹地縱深軍力部署則是邊防的重要內容。通過條約劃界，中國東北與俄國東部的邊界己經明晰，這樣黑龍江和吉 林兩地就成爲清朝東北的邊防前沿。康熙雍正年間，清政府不斷加大在黑龍江和吉林腹地的軍力部署，先後修建璦琿城、新璦琿城、齊齊哈爾城、墨爾根城、白都訥城、吉林城、阿勒楚喀城、三姓城、 布特哈、呼蘭、呼倫貝爾等軍事重鎮。軍事城鎮的修建構成東北邊防的重要支撐點，成爲軍力輻射源和邊防後援基地。與此同時，清政府加大東北駐軍數量。雍正末年，黑龍江和吉林兩地的八旗兵力均達到萬人以上，盛京則有兩萬餘人。軍力增加和軍事城鎮的增築，對該時期的東北邊防起到積極作用。

　　此外，在東北軍事城鎮附近均有大量軍屯，這是維持軍力的重要支撐。康熙、雍正年間，璦琿城、新璦琿城、齊齊哈爾城、墨爾根城、白都訥城、吉林城、阿勒楚喀城、三姓城、布特哈、呼蘭、呼倫貝爾等軍事重鎮附近有大片墾田。康熙年間，清政府始於黑龍江將軍轄區築城設防，大興屯墾，派副都統馬喇、郎中博奇等官員前往黑龍江督理農務，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其中，郎中博奇因課耕有方，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而獲得康熙帝嘉獎。

　　乾隆至同治年間的封禁防內

　　乾隆朝是清代歷史發展的重要節點。就邊疆治理而言，順、康、雍三朝對邊疆經略採取積極態度，而從乾隆朝開始，清政府的治邊政策逐漸轉變爲防內爲主、防外爲輔，突出表現爲乾隆五年對東北全面封禁。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4月，兵部 侍郎舒赫德向乾隆帝提出了嚴禁內地民人移居奉天的8項規定，並得到乾隆首肯，這就是封禁政策的出臺。此後，清政府又相繼頒佈了關於吉林、黑龍江和蒙古地區的封禁令，清政府對東北地區封禁全面展開。

　　乾隆五年東北封禁政策的出臺，有着深遠的歷史緣由和嚴峻的現實背景。東北地區，幅員遼闊，土壤肥沃，資源豐富，極具經濟開發價值，是清皇室、滿洲貴族以及普通滿洲旗人的利益所在。 同時，東北又是清統治者的龍興之地，承載着滿洲民族興起和國家發展的歷史記憶。另外，作爲清朝統治的戰略大後方，東北邊疆還是清朝統治全國的兵源地。總之，東北是“根本之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6月，奉天府府尹王國安即將赴任，康熙特地叮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遊手之徒。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己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蕃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近金世鑑奏，請將旗下餘地俱與百 姓耕種，徵收錢糧，所增錢糧亦復有限，所見何淺陋也。”[10]“俟滿洲蕃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一語，充分表明了清政府對東北邊疆管理的總體規劃。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4月，奉天地區米價騰昇成爲清政府封禁東北的導火索。乾隆帝認爲：盛京爲滿洲根本之地，所關甚重。今彼處聚集民人甚多，悉將地畝佔種。盛京地方，糧米充足，並非專恃民人耕種而食也。與其徒令伊等佔 種，孰若令旗人耕種乎！即旗人不行耕種，將地畝空閒，以備操兵圍獵，亦無不可。”[11]他御令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前往奉天，會同盛京將軍額爾圖查勘並詳議。舒赫德認爲：奉天地方爲滿洲根本，所關實屬緊要。理合肅清，不容羣黎雜處，使地方利益，悉歸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己立有產業，未便悉行驅逐，須緩爲辦理，宜嚴者嚴之，宜禁者禁之。數年之後，集聚之人漸少， 滿洲各得本業，始能復歸舊習。”[12]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4月，舒赫德和議政王大臣經過商議，最終確定8條具體措施，開始對奉天地區的封禁。[13]

　　繼奉天之後，清政府不斷出臺政策限制內地民人移居吉林、黑龍江和東三盟地區。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9月，吉林也開始封禁。寧古塔將軍鄂彌達奏稱：吉林、伯都訥、寧古塔等處，爲滿洲根本，毋許遊民雜處，除將現在居民逐一查明， 旗已入永吉州籍貫，立有產業之人，按畝編爲保甲，設甲長、保正，書十家名牌，不時嚴查外，其餘未入籍之單丁等嚴行禁止，不許於永吉州之山谷 陬隅造房居住，仍查明本人原籍年貌，五人書一名牌互保，五人內如有一人偷挖人蔘，私賣貂皮，擅墾地畝，隱匿熟田，及賭博滋事者，將犯枷責遞解外，仍將連保四人一併遞解。[14]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3月，黑龍江正式封禁。黑龍江將軍博第奏稱：黑龍江城內貿易民人，應分隸八旗查轄，初至詢明居址，令五人互結註冊，貿易畢促回。病故、回籍、除名，該管官月報。如犯法，將該管官查議。其久住有室及非貿易者，分別註冊，回者給票，不能則量給限期。嗣後凡貿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買旗屋，私墾，租種旗地及散處城外村莊者，並禁。再，凡由奉天、船 廠（吉林市）等處及出喜峯口、古北口前往黑龍江貿易者，俱呈地方官給票，至邊口、關口查驗，方準前往 。”[15]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政府要求蒙古地方官員封禁。乾隆帝諭令：“蒙古地方，民人寄居者日益繁多，賢愚難辨，應責令差往之司員及該同知通判，各將所屬民人，逐一稽考數目，擇其善良者立爲鄉長、總甲、牌頭，專司稽查，遇有蹤跡可疑之人，報官究治，遞迴原籍……其託名傭工之外來民人，一概逐回。”[16]

　　乾隆朝開始的東北封禁政策實則是以犧牲邊疆發展爲代價的消極的邊疆管理政策，它造成了邊疆地區長期處於人煙稀少、交通不便、邊防薄弱等諸多弊端。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8月，沙俄侵略軍佔領中國黑龍江口的廟街，並逐步控制了包括庫頁島在內的黑龍江下游地區。鹹豐八年（公元 1858年），清政府被迫簽訂《璦琿條約》，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讓。此後，沙俄勢力不斷向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 領土進行滲透，並在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割佔了烏蘇裏江以東40餘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與此同時，英國也在營口開設通商口岸，這樣東北大地在南、 北、東三個方向均受到資本主義列強的軍事和經濟侵略。在面對外敵入侵時，邊疆地區就變成了國防鬥爭的最前沿，一旦抵禦失敗，就會造成割地失民的危險。上述東北邊疆的割土喪地的慘痛教訓，促使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原來的邊疆治理政策。

　　光緒宣統年間的實邊固防

　　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6月，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報，沙俄從水陸分赴琿春，進入興凱湖查勘地界，並在烏蘇裏江一帶建房墾殖。雖經黑龍江將軍在黑龍江地區極力阻止，但仍無法阻止沙俄向烏蘇裏江侵略的腳步。[17]接到奏報後，清廷一面嚴飭吉林地方官員監視沙俄行動，一面諭令積極組織吉林地方團練嚴密設防。[18]9 月，吉林將軍景淳和黑龍江將軍特普欽聯銜奏上《會籌保護參山藉杜夷人侵越》一折，認爲“綏芬、烏蘇裏等處山場，向禁居民潛往，地方空曠，以致俄夷人船得以闖入。”進而提出開發參山的建議，“惟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該處地廣山深，伐木、打牲、採菜、捕魚均可獲利，明春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似此厚集人力，漸壯 聲威，夷人當不俟驅逐而自退”。[18]這實際上提出了憑藉民力以保衛東北邊疆的政策。

　　景淳和特普欽進一步提出了更加富有遠見的主張，“以中國之曠土，居中國之民人，利之所在， 自必羣相保衛，可杜夷人強佔之計，不煩兵力而足御外侮”。[19]]這個主張在當時富有卓越見識。這在本質上就否定了清政府長期以來實行的 封禁東北的政策，認爲封禁政策導致了東北邊疆地區土曠人稀，國防薄弱的窘境給沙俄列強的侵略以可乘之機。唯有把中國的民人安居在中國邊疆上，才能憑藉強大的人民力量抵禦外敵入侵，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這實則是寓兵於民、移民固邊、以民禦敵的先進理念，同時也是後來“移民實邊”之雛形。清政府接到奏報後，雖然依然擔心招募的民人是否馴良，但考慮到並無其他良策，只好基本同意。

　　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再次上奏，強調“黑龍江地處極邊”，“地方情形，今昔不同”，沙俄不斷窺覬邊地，迫使黑龍江成爲抵 御外敵的戰爭最前沿。如果“前因招墾恐與防務有礙，今因防務轉不能不亟籌招墾”。此外，黑龍江地區己經聚集了大量從事私墾的流民，一時難以驅逐，“與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拋棄如遺，而仍不免於偷種，莫若據實陳明，招民試種，得一分租賦，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曠土既有居民，預防俄人窺伺，並可藉資抵禦，亦免臨時周章。”[20]總之，弛禁招民開墾可以達到4個有益目標：充實邊陲，以御俄人”、“安插流民，以杜私墾”、“招墾徵租，以裕俸餉”、“封禁參、珠，不若放墾之有益民生”。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對東北邊疆形勢切實深入地分析，迫使清政府認識到今昔形勢之不同，若依然沿襲前代封禁的政策，不但會影響到皇室對東北人蔘和東珠的佔有，更會影響到其龍興之地的安危。清政府出於利弊分析，最終同意特普欽的請求，相繼在黑龍江和吉林的局部地區實行開禁放荒，招民開墾，東北邊疆的歷史進入一個發展新時期。

　　雖然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乾隆朝以來的封禁 稍作修改，但總體上依然抱殘守缺，恪守祖訓。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大地爆發，俄敗日勝，日本佔據長春以南的中國大地，俄國依然佔據長春以北的中國領土。在戰爭中，東北大地遭到了空前浩劫，人民慘遭塗炭。列強的侵略行徑嚴重影響到清政府在東北的行政管轄權。“東三省比歲以來，疊遭變故，創鉅痛深，爲二百餘年所未有”。“自日俄戰定，兩強勢力分佈南北，一以哈爾濱爲中心，一以旅順大連灣爲根據，囊括席捲，視同固有。名爲中國領土，實則幾無我國容足之地。且其開拓展布，有進無退。恐不數年間，而西則蔓延蒙古，南則逼處京畿，均在意計之內”。[21]

　　東北邊疆危機己經威脅到清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然而，清政府在東北開禁問題上依然是猶豫不決，時開時停，徘徊往復；朝廷官員對東北開禁也是爭論不休，尚未形成統一意見。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黑龍江將軍奏請開墾舒蘭所屬荒地，遭到清廷否決。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 清廷再次否決了黑龍江將軍的奏請，並頒佈了“永遠封禁之旨”。迨至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 黑龍江將軍再次奏請放墾通肯荒地，而御史楊晨也奏請將山東災民資送東北墾荒。對此，光緒帝仍堅持封禁以維持東北旗人生計。他諭令：“東三省山場荒地，系旗丁遊牧圍獵之區，乾隆、嘉慶、道 光、同治年間，歷奉諭旨，嚴禁流民開墾，深恐有礙旗人生計。”通肯爲歷來封禁之地，“該處荒地一經開墾，勢必將牧獵之場漸行侵佔，旗丁生計日蹙，流弊不可勝言，豈容輕議，顯違聖訓。所有通肯荒地，著依克唐阿仍遵光緒十年、十三年兩次永遠封禁之旨，實力奉行，毋任奸民潛往私墾”。不惟通肯一隅，“嗣後該省無論何處，斷不可招民墾荒，致滋後患”。同時，楊晨請將山東災民資送東三省墾荒之議也被清廷否決。[22]這表明，清廷 決策層內部在封禁與開禁問題上仍有分歧，此時的開禁也只是局部放墾而己。清政府還是更多考慮到維護皇室和滿族的利益，而不允許一般民衆，特別是內地漢人進入東北進行開發，致使東北邊疆長期處於人口稀少，資源不能充分開發，邊防力量較爲薄弱的窘困。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4月，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強迫清政府割讓中國 大片領土，並賠償白銀高達2.3億兩。鉅額的賠償讓財政本己極爲困頓的清政府更加困苦。6 月，齊齊哈爾副都統增祺奏請開墾東三省閒 荒。[23]7月，光緒帝諭令軍機大臣：“東三省爲根本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當留有餘以養民，是以雖有閒荒，尚多封禁。今強鄰逼處，軍食空虛，揆度時宜，不得不以墾闢爲籌邊之策。”清朝隨即廢除封禁，全面放墾。“黑龍江之通肯河一段，著即開禁，與克音、湯旺河、觀音山等處，準旗、民人等一律墾種，每年所得租銀，即留備軍餉之用…… 至青山木稅，前往戶部議駁，今著一體試辦。漠河金廠，據戶部片奏，近年辦理有名無實，並著密加查訪，實力整頓。至蒙古杜爾伯特諸部閒荒，事涉藩部，毋庸置疑。其奉天大圍場及大淩河牧地，吉林寧古塔、三姓等處，均有閒荒可墾，並著盛京、吉林各將軍查看情形，實力興辦，詳細覆奏。”[24]此後不久，清廷還開放了東北礦務，允許商民開採。“荒務礦務，一律設局，派員經理。”[25]從清廷的一系列諭令，我們不難看出，清政府己經放棄了原來的封禁，改爲全面開禁，“墾地、殖民，爲籌邊第一要義。”[26]

　　全面開禁和移民實邊的政策一經實施，內地民人便大量湧入。日本人小越平隆在光緒二十四 年（公元1898年），“旅行於滿洲各處，其與目相接者，皆山東店，爲山東省移住之民所開設者也。於作（明治）三十一年五月，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一山東車，婦女擁坐其上，其小兒啼號，側臥輾轉。弟挽於前，兄推於後，老嫗倚杖，少女相扶，蹌蹌踉踉，不可名狀。有罵丈夫之少婦，有呼子女之老嫗，逐隊連羣，慘聲撼野。有行於通化者，有行於懷仁者，有行於海龍城者，有行於朝陽鎮者，肩背相望焉。（明治）三十二年四月，由奉天至吉林，日日共寢食於客店者，皆是山東之移住民，無非在浦鹽耕稼之人羣也。此等固無正確之統計，人口之調查，又其行程之道路，有由汽船者，有由木船者，有由陸路者，故其詳細不得而知。大約年年有七八萬或十萬內外而己。”[27]上述栩栩如生地記載， 真實地展現當時關內人民遷居東北的情景。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5月，內務部將清朝宣統年間 的戶口調查檔案匯做成戶籍表冊，記載東北地區的人口己經達到21581684人。[28]另據許道夫先生統計，從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至宣統二年 （公元1910年），東北人口由289. 8萬人增長至 2158.22萬人。[29]此兩組數據最爲接近。短短 60年，東北地區的人口己經增長了7倍。

　　內地人口的大量進入，大大改變了長期以來東北人煙稀少，邊防不力的狀況。隨着人口繁盛， 靠近邊界的地方開始出現農田墾殖、村落漸多的新氣象。清末十年，是清代東北城鎮發展最快的時期。遼寧省新增15個，吉林省新增40個，黑龍 江省新增43個。值得注意的是，新增村鎮己經靠近邊界地區。松花江、黑龍江、烏蘇裏江和圖們江等邊界江河的沿岸，呼蘭平原、嫩江平原和三江平原等毗鄰邊境的平原地區均有衆多城鎮形成。邊界附近人口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邊防力量。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邊務幫辦大臣吳祿貞積極組織延吉地區各族民衆，爲抵制日本對我國延吉間島的侵略發揮了重大作用。

　　總結

　　東北是清代特殊的地區，集龍興之地和邊疆重鎮於一體，故此，清代東北邊防尤爲重要。縱觀有清一代東北邊防戰略思想演變，其經歷了順治朝的有國無防、康熙雍正朝的劃界設防、乾隆至同治年間的封禁防內、光緒宣統朝的實邊固防四個階段。不同階段的邊防思想對邊疆安全造成了不同影響。有國無防階段，爲俄國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機。劃界設防，促使東北邊防走上條約劃界、巡邊守疆的新階段。

　　乾隆朝開始的封禁防內，是清政府消極御外、保守固化的邊防思想，也是清政府從防外爲主到防內爲主策略轉變的重要節點，這對東北邊疆開發和邊防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消極影響。這種消極影響還爲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和光緒等統 治者繼承沿襲，抱殘守缺，頑固不化地繼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晚清東北領土、主權喪失的禍患。 同時，我們也應客觀看到該階段的封禁防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內地大量民衆進入東北、開發東北的歷史進程，起到保護東北生態環境的客觀效果。人的活動是改變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晚清解禁後的東北大規模開發，也確實造成東北草地、林地的破壞，帶來一系列生態環境惡化現象。

　　甲午戰爭的慘痛失敗，屈辱賠償的巨大財政壓力，迫使清廷不得不面對嚴峻現實。在維護國家利益與旗人利益的心理鬥爭中，清政府最終拋棄了封禁防內的保守思想，全面開禁，一改原先東北經濟社會沉鬱落後的窘況。內地人民湧入東北邊疆，人煙繁盛，墾務興起，村鎮星羅，邊防力量大爲改觀，爲清季抵禦外敵入侵、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