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被雅典人民法庭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判处死刑。苏拒绝逃亡，饮毒酒而死。

苏的死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我们更应该从中发现其真正原因，而非一味地抱怨恶法和暴民。那么先从他的罪名谈起。

1、藐视传统宗教

流行于世界的三大教在当时还没有产生，那么雅典的传统宗教是什么呢？古希腊地区信奉奥林匹斯众神，雅典是崇拜雅典娜的中心并奉她为保护神。雅典娜是智慧和胜利女神，亦是农业和园艺的保护神，司职法律和秩序的女神。为什么雅典娜以至奥林匹斯众神们有如此多的头衔和如此大的神力呢？神力是好理解的，毕竟没有一个民族的神不是法力无边的。当然也许有人会奇怪，古希腊的宗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神，那还叫宗教吗？我们可以发现如今信众最多的两大宗教都只有一个上帝，一个神灵，而古希腊不是。粗略地说，一个神的即是一神教，多个神的即是多神教。一神教的神往往是无所不能的完美化身，多神教的神却只在专业上精通，而且常有人类的欲望和劣迹，东西方的神话俱是如此。多神教的信仰是松散的，主张万物皆有灵，即泛灵信仰，前奥林匹斯神话即是自然的泛灵信仰，宙斯的奥林匹斯神话体系则渐渐转到了人身上。

古希腊人信奉神不是因为有原罪或是畏惧他们的力量，相反的是渴望解释和得到这种力量，与其说是崇拜神，不如说是崇拜人。既然崇拜人，但又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管理，群体之间的联系必然是松散的，这种松散又更加弱化了群体组织。爱琴海地区的破碎土地促使了古希腊文明的诞生。城邦与城邦之间是独立的，公民与公民之间也是独立的，但他们都需要相互依赖才能生活，于是才有了对于法律、正义、公平的需求，也就产生了奥林匹斯诸神。雅典作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之一，它的诉求智慧和胜利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即智力和武力，却唯独没有道德。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有众多的演说家，辩论家，科学家，立法者，统帅和勇士，却很难看到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物。那些名盛一时的人们就像他们崇拜的神一样有卓越之处，同时也有著不堪入目的地方。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渴求智慧和武力以至荣誉和权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智慧不是求来的，拾人牙慧到最后不过是一桶泔水。武力可求来，但只有武力的人也难免死于武力，不能长久。急功近利的盲目狂热逐渐诞生了，这样才给了野心家和投机者舞台。苏可以说是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当然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无法去改变这种社会现状，但他具有影响力，这是野心家们最害怕的。那么怎么打倒苏呢？苏有著极高的社会声誉以及一批门徒信众，为人也没有什么漏洞，看似无懈可击，若没有正当的理由一定会给自己招来恶名。但为什么一定得是一个人呢？同样可以发动群众去杀死自己的伟人，野心家们就混杂其间，暗暗的鼓动和推进，「深藏身与名」。

前文提到，古希腊的传统宗教是其文明的代表，也是城邦和公民精神的具化，「蔑视传统宗教」即是反社会，反雅典，这是一顶又大又高的帽子，扣上去后就两眼一抹黑，谁也说不清了。从雅典公民的投票中可见一斑：第一轮280票对220票——死刑；第二轮360票对140票——死刑。苏在第一轮投票后坚称自己无罪反而有功的行为激怒了公民们，许多公民改换阵地，苏最终毫无争议的被判死刑。

有一种问题：苏格拉底到底要不要赴死？他明明可以逃走的，但却要去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城邦制度，这是迂腐的吗？也不见得。城邦的审判由公民集体做出，被宣判死刑说明苏已经被雅典的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抛弃了。作为一个有志于改变社会的思想家，这比死刑本身更难以接受，伟大的人物首先是活在现世之后才是后世的。当然，苏的死看似不过是一个人的死，其实更是公民和城邦精神的死，是独立自主意识的消亡，这会在下文阐述。

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在，还能动弹，我绝不会放弃哲学，绝不停止对你们的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苏格拉底

2、引进新神

雅典本是多神教信仰，又没有严格的教义，众神如繁星，为什么引进新神会成为一个罪名呢，这种原始的宗教虔诚的确在古希腊地区有著难以言说的影响力：第一个在雅典教授哲学并成为伯利克里的顾问和老师的阿那克萨戈拉，曾因为说某些天体是石头而被指控为不虔敬，被迫离开雅典。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因为说神不可认识，也曾受审并被判处犯有不虔敬之罪，在逃离雅典的时候死于船难。从未谈论虔敬的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受到雅典反马其顿统治的牵连，也被控告为不虔敬，他担心遭受厄运而逃离了雅典。不虔诚的确是一项重罪，而苏为什么会被套上这一罪名？这与苏的思想主张密不可分。

苏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强调「美德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是「善」，知识是可敬的，但并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而人的心灵是先天就有的」。我们可以看出，苏把道德与知识并举，强调自身的修养与学习，而非接受别人的灌输。前文提到，雅典社会的急功近利已成一时风尚，人人求智慧，要武力，争名利，野心家和投机者们应时而生。而苏的思想就像乱军中的一杆大旗，召唤著迷失的公民们，并且旗下已聚集起了一批人。这明显违逆了狂热者和野心家的愿望，缺乏了公民基础，他们就算爬上了位子又能去统治谁呢？再说狂热也是会降温的，苏倒好，当头一盆冷水，都说趁热打铁重要，别说趁热了，民众们都快结冰了。苏急于改变雅典社会的风气，投机者们同样著急，一方忙著浇水，一方使劲添柴，如此下来，怎能不直接碰撞？利用神灵是个不错的办法，对于雅典以至整个古希腊地区都崇拜的奥林匹斯众神，苏又能有什么高明的解释呢？

梅雷多说:"我认为你根本不信神灵」。对此，苏格拉底的驳斥是这样的：「你说我相信并且传授有关灵机的事」→「如果我相信有关灵机的事，那就必定是我也相信灵机了」→「而灵机是神灵的一种」→一个人不可能既相信灵机又不信神灵。

的确，很难想像雅典人会真的认为苏格拉底是阿那克萨戈拉那样的无神论者。而且，古代雅典也没有明确的国家宗教，苏格拉底即便真的引入新的神灵，也不会构成犯罪。必须注意的是，雅典人之所以会以「不信本邦崇敬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作为控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因为他们把苏格拉底当作和普罗泰格拉一样的智者，这从阿里斯多潘的《云》中可以看的出来。

事实上，苏格拉底与雅典人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信神、是否引入新神，而在于信的是怎样的神这个问题上。

苏格拉底说：「我这样一个人是神灵赐给城邦的」、「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到处奔波，还在遵照神的意旨检验我认为智慧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本邦公民还是外邦侨民。如果我发觉某人并不智慧，我就协助神指出他不是智慧的人」。如果苏格拉底屈服于雅典人的意志，放弃哲学研究，不再考查别人，这才是对神的不虔诚。恰恰是出于对神的虔诚，苏格拉底才会敢于坚持自己的行径，才会有这样的表示：「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在，还能动弹，我绝不会放弃哲学，绝不停止对你们的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雅典人不能认同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神灵的存在？他是苏格拉底的道德指南，专门庇护苏格拉底从事他的哲学活动。换句话来讲，苏格拉底事实上是引进新的神了，但是这种新的神灵不同于雅典引进过的其他神灵，他不能为雅典人所接受。斯特劳斯说，苏格拉底引进的其实不是新神，而是哲学的理念。他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神的虔诚结合起来了。雅典人所崇敬的那些神灵、那些神灵的故事，在苏格拉底看来其实是不真实的，因为苏格拉底眼中的神应该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希腊神更像是拥有伟大力量的凡人，他们身上带有著人类的劣迹和恶习，诸如虚伪、好色、贪婪、残忍在众神身上屡见不鲜。人们崇拜他们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本无虔诚可言，而他们竟能恬不知耻地把虔诚高高举起来作为一种罪名，从这方面看，苏格拉底的执著是正确的，强调道德的苏格拉底自然看不上他们和希腊众神以及浮躁的雅典城邦。

但苏格拉底又是深爱著他的城邦和公民的，为此才慷慨赴死，但是城邦和公民真的能痛改前非？显然是不能的，这不是一个人或是一座城能改变的历史潮流，后文再说。

「如果你能抓住死去的我，想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苏格拉底

2、败坏青年

青年是什么？

青年一词的含义在世界各地是不同的，而青年的定义随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更一直在变化。俄语称青年为「молодежь」，意为没有话语权的人;中国古语就有」青年「、」郎「等。18世纪青年联合会创办以来，「青年」一词正式出现，五四运动后，」青年「在中国逐渐被广泛使用。如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新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的人都可被称作青年。

那么，雅典青年是什么呢？首先，什么人能被成为雅典青年？外邦人和奴隶自然是不算的，妇女儿童也不太可能。雅典的青年更有可能是年轻的已经成为或是即将成为雅典公民的人。什么是雅典公民呢？父母祖籍皆是雅典，且拥有一定财产并能自备武器的成年男性即是了。可见雅典公民的标准是不低的，不是说生在雅典，是土著就是公民了。

其次，为什么败坏青年单独成一项罪名，而不是危害社会稳定之类的？假如苏格拉底去踩踏草坪，败坏花花草草，我想这当然罪不至死，罚点款了事罢了，顶多挨一顿鞭子。当时企图夺权破坏雅典民主的野心家们也不过就是被驱逐而已，按理来说，后者更该死。那么，重新回到之前的问题，青年是什么？每个中老年都是从青年过来的，相比于中年人，青年人缺少财富、阅历、权力和社会地位，那么他们拥有什么呢？一腔热血和冲劲。君不见有多少运动是青年人冲锋在前？尽管这些运动有的是有益于社会，有的是无益的。青年们就像一个个小火星，一个青年是脆弱的，成千上万的青年是强大的。能否成燎原之势就看领导者如何了。青年们又是迷茫的，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泼洒，看到了一点光亮就毫不迟疑地扑上去献身，可以说，青年是最容易被鼓动和利用的。青年们是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野心家眼中的肥肉，革命家的力量源泉。无论是革命家还是野心家，青年是他们必须争取的对象，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

雅典青年是未来的奴隶主，雅典的统治阶级由他们来构成，没有谁能够独自一人统治国家，获得未来的统治者们的支持是必要的。苏格拉底和梅雷多们都明白，但从结果来看，苏格拉底失败了，他的失败可以说是雅典民主败了，古典奴隶制民主政治开始瓦解。

3、反对民主

雅典的民主是什么？众所周知，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奴隶主贵族们的民主。

民主是什么？

民主一词恰巧源于古希腊"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那么显而易见，雅典的民主不在于居民的主权，而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奴隶主贵族们的少数服从多数式民主。由于是少数人的民主，少数人的统治难免会有敌众我寡统治不稳的忧患，所以对于统治阶级会有较高的要求，很明显，雅典也是如此，要成为雅典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要有良好的出身和财产以及武力。就算是落魄了，也得有个骄傲的样子，无此难以震慑平民和奴隶。可苏格拉底同属于奴隶主阶级，虽然生活清贫，但为什么会被其他人抛弃呢？具有各种美德和素质的雅典公民们是被猪油蒙了心吗？这和雅典民主的败亡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可以大致的回想以下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以其中心雅典为例）和古罗马。可以发现，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最初都有那么一个「王」来建立国家，确立国家结构，称为「王政时代」，之后王权逐步被新生的贵族架空，步入了贵族共和阶段，即少数人的民主，贵族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执政官登上舞台。但随著经济、社会的发展，平民们要求更多的权益，为数不多的贵族做出了极不情愿的让步，当然具体的政令及其实施还是需要执政官来执行的。天下哪儿有让马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事？随著一次次的调停和妥协，贵族和平民的差距缩小了，执政官却从吉祥物逐渐成了主角。

那么就从梭伦说起。梭伦所处的时代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逐步明朗化，被摆上了台面，急需一位调停者来拯救伟大的雅典城邦和可怜的贵族。梭伦做的是很出色的，尽管他声威赫赫，荣誉卓著，但仍免不了两头受气。积怨已久的平民和短视促狭的贵族都对他不满，以至于后期梭伦负气出走。虽然不尽梭伦的个人意，但梭伦改革是雅典执政官脱离贵族成为领袖掌握权力的一个伟大突破。

梭伦离开了，全副武装的」梭伦「——庇西特拉图再次回到了雅典，他相比于那位失意的亲戚多了武力和决心，这次他登上高位执掌了权柄，成为了一位独裁者。可雅典是伟大且光荣的民主城邦啊！贵族们的「少」独裁「众」，成为了」一「独裁「全」，这是难以容忍的，但不得不忍，因为这位「梭伦」是佩剑上朝的啊！平民们的反应倒不激烈，他们才不管什么民不民主呢，反正都是被压迫，谁统治不是不是统治呢？社会的资源就像一个大蛋糕，只有那么多。庇西特拉图从贵族嘴里抢走了一大块，为了维持统治，必然要扶起平民和工商业者来抗衡贵族，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独裁者的治下，雅典的民主制度居然得到了发展，梭伦的公平理念得到了贯彻，平民的权益得到了捍卫，贵族吐出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庇西特拉图虽然不为贵族所喜，却得到了平民的拥护，不然怎么解释他死后其子为贵族所刺杀呢？一个被社会各阶层反对的人生存都是困难的，何况进行统治呢？

当然僭主难以长久，雅典依旧由贵族统治，贵族们逐渐意识到确立制度来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但这需要执政官的协助，执政官们再也不是他们忠心的仆人了。执政官们的改革看似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贵族们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一项项的措施只增加了在社会中的权威和声势。执政者们成为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平民们的统治者，贵族们反倒是退到了幕后，可惜距离「木偶」们太远了，柔弱的线控制不住「它们」了。

可以这么说，在雅典社会的历次改革中，贵族和平民的势力此消彼长，渐渐趋于平衡，但他们的矛盾难以避免，此时执政官就成为了一个决定性力量。贵族和平民都要仰仗他，讨好他，城邦的权力逐渐的集中于一人，就算是少数人的民主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到了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由伯里克利实行了真正统治，执政官也已经成为了摆设，伯里克利就像一个不登基的君主，一个合法的僭主，而民主制度却到达了顶峰，不得不说是个讽刺。集中起来的权力也许在英明的独裁者使用下也许会有更多的优势，但这一定会是对民主制度的摧残，雅典的民主顶峰正是其正式衰落的时候，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和说一个群体所能造成和改变的，从民主走向专制未必就是不好，就是倒退，这只能说是历史的选择，个人的努力显得有些渺小了。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经历了「王政」——「寡头」——「独裁」的过程，民主的希腊分崩离析，专制的希腊却能征服印度；共和的罗马时常被蛮族入侵，帝制的罗马却建立了伟大稳定的国家。这是历史的进程，民族和国家的兴衰著实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从民主走向专制，是社会资源从分散变为集中，社会分工从杂乱无序到统一管理。民主制度有益于个人的发展，集中的制度有益于国家和群体。苏格拉底想去恢复古典奴隶制民主政治，但已经崩坏的贵族已经难以自我支撑了，苏格拉底再厉害也不可能重新撑起一个腐败和臃肿的贵族阶层，当然贵族们居然抛弃了自己的救星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实上，历史的潮流从没有为某个人和群体改变过。苏格拉底没办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样不行，伟大的人物是不会死亡的，他肉体的消亡不会影响其思想的光芒。暴民政府或是僭主们也许称霸逞凶一时，但终究难以长久。其他人是活在现世的，而伟大的人既是活在现世，又是植根于过去，发光在未来的。

伟大的人物从没有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