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能靠保护令防恐怖情人吗
▲任何保护令的执行，多为被动式的处理，欲借由法院所颁布的禁制措施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恐因此落空。（图／CFP）
板桥发生恐怖分尸的情杀事件，引发社会震撼，面对如此凶残的犯罪，就算处以极刑，能否有效吓阻，实也是疑问。甚至如此次案件，行凶者已自杀身亡，再重的刑罚恐也无用武之地。所以，能否利用法律的防治机制来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许才是该思考的重点。
对恐怖情人的防止，自然会想到《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护令。而此法得适用的对象，除为配偶、亲属与家属外，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条第2款，也包括同居或曾有同居关系者。同时，得向法院声请保护令者，除家暴被害人，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条，也包括三亲等内血亲或姻亲，更将检察官、警察与地方主管机关涵盖其中。如此规定，就是在破除「自扫门前雪」、「清官难断家务事」等的传统观念与束缚。
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条第1项，总共列有13款的保护选项，以让法官能选择一或多款的禁制令。这包括禁止施暴、禁止接触、禁止跟踪、命施暴者搬出、命相对人远离特定距离等等，借由如此多元且具有弹性保护内容，就可有效避免被害人笼罩在暴力的侵袭之下。
只是法律的应然，总敌不过现实的残酷考验。比方说，法官要采取哪些禁止措施，虽为其裁量权，但往往得顾及当事人的意愿，若被害人仍存有与施暴者复合之希望，就可能使保护令未列有远离特定距离或禁止接触等之内容。则当施暴者逼近被害人，且已求救于警察时，在其不能逾越法院之权限下，就只能消极性劝离，致显得无助与无奈。
更麻烦的是，在警力有限下，任何保护令的执行，恐多为被动式的处理，原本欲借由法院所颁布的禁制措施，以来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的目的，就会因此落空。故若要让保护令真正获得实践，势必得修法将电子监控加诸于施暴者身上，以能使警察及早得知，并尽早为防制。惟如此的立法政策，却又陷入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间的冲突与抉择。
此外，不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如被追求者长期纠缠与跟踪之情形，于其无法声请保护令下，或可依《民事诉讼法》第538条，向法院请求暂时状态的假处分。惟此声请，必须有重大损害或急迫之危险，要件极为严苛，欲以此来摆脱纠缠者，显属缘木求鱼之想法。
若此路不通，就只能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9条第2款，通知警察前来劝阻，但不听从，也仅处以3000元以下罚锾或申诫，实难有效制止纠缠者，致凸显现行法制之穷。
总之，对于目前家庭暴力的保护机制，除得重新检视与修正外，内政部正研议的「纠缠行为防制法」草案，更得加快立法脚步。否则，恐怖情人的阴影，就使被害人时时面临恐惧，甚而是生命的威胁。（本文转载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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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著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