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章／【浩鼎案省思】为检方不上诉喝采，但当初为何要起诉？
▲若检察官起诉时能自我节制，采取较严格的证据法则作为起诉门槛，当下即应对于前中研院长翁启惠所涉的浩鼎案，作成不起诉处分。（图／记者李毓康摄）
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因被诉职务收受贿赂罪，经检察官提起公诉后，历经2年审判程序，去年年底获判无罪。之后，检方内部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并由检察总长召开专案会议，认为依现有证据已无法让法官形成有罪心证，上诉二审改判有罪已无可能，因此决定不上诉。
依现况，检察官对于法院判决无罪的案件，鲜少有放弃上诉的情形，因为无罪判决会影响检察官的办案绩效，连带会影响年终考绩。现行实务即常见审判过程中，法官调查证据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当庭晓谕检察官撤回起诉，鲜少有检察官愿意撤回，大多表示：「请庭上依法判决。」每当无罪判决，检察官都不愿认错，上诉书写得比起诉书还精彩，导致案件更迭缠讼多年，就算最终获取无罪判决，被告都己经剩下半条命。
因此，本案一审获判无罪后，检方内部愿意深切检讨，召开「无罪案件审查会」，最终作出不上诉的决议，确实应该给予喝采！但仍有为德不卒之感，为何要在无罪判决后，才来检讨不上诉，却不愿意一开始就不起诉？
法务部自诩检察官起诉定罪率高达九成多，但有句话说「统计数字是最精确的，但统计数字也是最会骗人的」，这就要看数字怎么产生，以及怎么解读。
检方计算定罪率，不是以每件事实来算，而是以每个案件来计算，所以一个案件里有10件事实，只要1件成立犯罪，就算定罪，其他9件无罪都不算。在还有连续犯的年代，常见检察官就其中一部分被告已经坦承的犯罪事实起诉，然后将其他复杂未坦承的犯罪事实，以有裁判上一罪为理由，送请法院并案审理，法官调查了半天，最后就算只认定一件事实成立，也算定罪，对检察官的定罪率根本没有影响。
如今虽然已经废除连续犯，但还有集合犯、接续犯等，情形并没有改变。更让人气结的，贪渎案件的定罪率始终只有六成多，图利罪更是不及三成，而这类案件少则数年，多者十余年才能定谳，短命的没等到判决结果，就带著遗憾离开。所以，这样的定罪率只不过是数字游戏，有什么好值得骄傲！高起诉率未必换来高定罪率！
美国对于检察官的起诉，设有「审前检查程序」（preliminary hearing），由治安法官为之，或「大陪审团制度」（grand jury），由16至23人不等之大陪审团对是否提起公诉做出裁决，要达成「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才能起诉，目的就是为了慎重起诉。虽然「相当理由」也不够明确，但实务长期运作下来已经累积出一套规矩。
相较起来，台湾检察官在犯罪嫌疑认定上，缺乏一套规范，可说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尤其在面对名人、重大贪渎案件之际，常有个人英雄主义作祟及见猎心喜的心态，更常见由检察长指定特定红牌检察官来侦办，经常忽视该类案件多属于专业犯罪，证据采撷并不容易，一经起诉立即影响当事人的工作、名誉，却往往受制于办案时效、舆论压力，采取低度起诉门槛，在证据未调查明确前即迳行起诉，而被认为有滥诉之嫌。因此，建议检方要设置「起诉审查委员会」，由主任检察官或资深检察官对起诉案件，或至少对某些重大案件，作起诉审查，避免滥行起诉。
翁启惠的案子，关键在于其所取得浩鼎公司股票是否属于中研院技术转移的对价？其间的要点在于怎么证明有无期约受赂的合意，以及对价关系的存在。但检察官所提出翁启惠与浩鼎董事长张念慈间的电子邮件，根本上都属于传闻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且邮件内容也都是断简残篇的结果，并无法达到超越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有罪证明程度。如果检察官起诉时能自我节制，采取较严格的证据法则作为起诉门槛，当下即应作成不起诉处分。
当然，本案更曝露出现行生技产业产学合作及技术移转，对于利益冲突的规范严重不足，就像之前发生的「陈垣崇事件」，却未能及时除错，两次重大产学合作都发生争议，对于台湾生技产业的未来绝对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对于生技移转的流程、决策过程、授权金、技术移转的对价（金钱或股票）、冲突的回避等，都应该及早详尽规范，才能杜绝此类案件再发生。
追诉犯罪虽是检察官的天职，但检察权的行使应当自我节制，滥行起诉不啻是对人格的追杀，在起诉后还要面对漫长审判程序的煎熬，日后纵使被判决无罪，已经受损害的名誉也不会完全复原。况且，只要未曾被羁押，也得不到任何赔偿，起诉的成本真低，检察官也不用负担任何责任，不禁令人感叹台湾的检察官有权而无责。
翁启惠事件已为书生报国烙下无可挽回的裂痕，诚心期盼检察机关因此事件可以重新审视起诉门槛，台湾的人权保障才能再往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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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章，东大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国立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国立中正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