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海禁遏止不了走私贸易，更衍生不少副作用。

一八七七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结束多次中国地质地理考察，著了《中国》一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来法国汉学家沙畹接受并发展李希霍芬观点，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概念一出令后来不少学术界人士研究及探讨「海上丝路」，包括我们熟悉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网上图片)

朱元璋建立明朝，推行「海禁」，禁止合法海上对外贸易。然而，对海外贸易需求并未有戛然而止，民间兴起走私。万历年间学者沈德符《野获篇·海上市舶司》载，「在沿海则台、温、福、兴、泉、漳、潮……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冒给般由，开洋谢利，一遇负贩之舶，弱肉强食，杀戮剽掠以为常。」特别在明中叶后，朝廷朝贡贸易衰落，当时几乎仅存海外走私贸易愈发繁荣，据《明史》载，福建到吕宋「商贩数万人」，足见走私规模。

明代为何在海禁下，民间为何不惜一切，令海外走私贸易「猖獗」？可先从宋元海上「丝路」发展来看，使海上贸易成为发展趋势。从世界史来看，在公元十五世纪中叶时，西方奥斯曼帝国扼守著「陆上丝路」要道，严重阻碍传统东西方贸易，及后催生欧洲地理大发现，海上丝路通道成为东西方贸易重要咽喉。另一方面，宋元时异常繁荣的「海上丝路」，也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当到了明朝时，遇上悄然巨变，实施了「海禁」，即使如此，却迫使宋元以来异常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的国际贸易，由明转为暗，转化为走私贸易。

1985年《人民画报》刊载南宋时期「海上丝路」示意图 (网上图片)

在昔日的两宋时期，朝廷重视商业程度不亚于今天。《宋史·食货志》载：「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加上当时船舶制造业为世界翘楚，使得海上贸易繁荣如虎添翼。

两宋时期，更有制瓷、造纸、丝织、印刷及金银玉器等行业高度发展，为两宋的海上贸易提供足够输出商品，也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场。产品高度发展背后，也令国家结构转变。据《宋会要辑稿》载，高宗赵构曾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所以，我们将南宋视作为繁荣商业社会，也不为过。

《清明上河图》局部，可见宋代繁荣 (网上图片)

待到元朝建立，趋势非但没有被扼制，更获得进一步发展。元朝还在南海设立「霸权」，控制海外贸易获取暴利。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非可能短时间内能够扼制步伐。此外，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时出现一大批世代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团体，拥有广泛基础下，团体到了明初实行「海禁」时，都一再试图去突破禁令，从事走私。

据《明太宗实录》载，由洪武至永乐年间，大量违禁下海的闽广海商，「或避罪遣，或苦饥寒，流落诸番与之杂处」，明初官军「既不能怜情招抚」，反而「更加迫害」，使得不少中国商人在海外建立据点。

当时，不少沿海民众将走私看做是正大光明的事，走私海商在官府看来是犯人，在民间却被视为英雄。如明官王文禄《百陵学山》载，在漳州：「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作客回』，邻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民间观念上变化，赋予走私贸易道德合法性，参与人士行为得到社会舆论支持。

《天妃经》中的《郑和航海图》(网上图片)

事实上，明初时期朱元璋发出「禁海令」，却大力推广朝廷朝贡制度，当中也包含海外贸易的属性，并设有市舶司掌管：当外国使团来华「朝贡」，一般有大批商团随行，除贡品还带有其他货物。贡品进贡朝廷后，剩余就会先由官府选购，剩余才能在朝廷控制下「互市」。

其实流入到「互市」的商品，在质量极贫乏，被官府大批选购的大宗商品，在获取暴利高价卖给商人后，再经由商人转卖民间，价格已超出普罗购买力。当中可见巨大利润空间，也成为民间海外走私贸易滋长温床。也许正是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才令隆庆帝宣布废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