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海禁遏止不了走私貿易，更衍生不少副作用。

一八七七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結束多次中國地質地理考察，著了《中國》一書，首次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後來法國漢學家沙畹接受並發展李希霍芬觀點，指出「絲路有海、陸兩道」。概念一出令後來不少學術界人士研究及探討「海上絲路」，包括我們熟悉的國學大師饒宗頤。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網上圖片)

朱元璋建立明朝，推行「海禁」，禁止合法海上對外貿易。然而，對海外貿易需求並未有戛然而止，民間興起走私。萬曆年間學者沈德符《野獲篇·海上市舶司》載，「在沿海則臺、溫、福、興、泉、漳、潮……人熟勾引，百人為舟，方舟為黨。冒給般由，開洋謝利，一遇負販之舶，弱肉強食，殺戮剽掠以為常。」特別在明中葉後，朝廷朝貢貿易衰落，當時幾乎僅存海外走私貿易愈發繁榮，據《明史》載，福建到呂宋「商販數萬人」，足見走私規模。

明代為何在海禁下，民間為何不惜一切，令海外走私貿易「猖獗」？可先從宋元海上「絲路」發展來看，使海上貿易成為發展趨勢。從世界史來看，在公元十五世紀中葉時，西方奧斯曼帝國扼守著「陸上絲路」要道，嚴重阻礙傳統東西方貿易，及後催生歐洲地理大發現，海上絲路通道成為東西方貿易重要咽喉。另一方面，宋元時異常繁榮的「海上絲路」，也影響中國經濟結構，當到了明朝時，遇上悄然巨變，實施了「海禁」，即使如此，卻迫使宋元以來異常繁榮的「海上絲路」上的國際貿易，由明轉為暗，轉化為走私貿易。

1985年《人民畫報》刊載南宋時期「海上絲路」示意圖 (網上圖片)

在昔日的兩宋時期，朝廷重視商業程度不亞於今天。《宋史·食貨志》載：「天聖以來，國用浸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加上當時船舶製造業為世界翹楚，使得海上貿易繁榮如虎添翼。

兩宋時期，更有製瓷、造紙、絲織、印刷及金銀玉器等行業高度發展，為兩宋的海上貿易提供足夠輸出商品，也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場。產品高度發展背後，也令國家結構轉變。據《宋會要輯稿》載，高宗趙構曾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所以，我們將南宋視作為繁榮商業社會，也不為過。

《清明上河圖》局部，可見宋代繁榮 (網上圖片)

待到元朝建立，趨勢非但沒有被扼制，更獲得進一步發展。元朝還在南海設立「霸權」，控制海外貿易獲取暴利。海外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非可能短時間內能夠扼制步伐。此外，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時出現一大批世代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團體，擁有廣泛基礎下，團體到了明初實行「海禁」時，都一再試圖去突破禁令，從事走私。

據《明太宗實錄》載，由洪武至永樂年間，大量違禁下海的閩廣海商，「或避罪遣，或苦飢寒，流落諸番與之雜處」，明初官軍「既不能憐情招撫」，反而「更加迫害」，使得不少中國商人在海外建立據點。

當時，不少沿海民眾將走私看做是正大光明的事，走私海商在官府看來是犯人，在民間卻被視為英雄。如明官王文祿《百陵學山》載，在漳州：「至一村，約有萬家，寇回家，皆雲：『作客回』，鄰居皆來相賀，又聚數千。」民間觀念上變化，賦予走私貿易道德合法性，參與人士行為得到社會輿論支持。

《天妃經》中的《鄭和航海圖》(網上圖片)

事實上，明初時期朱元璋發出「禁海令」，卻大力推廣朝廷朝貢制度，當中也包含海外貿易的屬性，並設有市舶司掌管：當外國使團來華「朝貢」，一般有大批商團隨行，除貢品還帶有其他貨物。貢品進貢朝廷後，剩餘就會先由官府選購，剩餘才能在朝廷控制下「互市」。

其實流入到「互市」的商品，在質量極貧乏，被官府大批選購的大宗商品，在獲取暴利高價賣給商人後，再經由商人轉賣民間，價格已超出普羅購買力。當中可見巨大利潤空間，也成為民間海外走私貿易滋長溫牀。也許正是走私貿易屢禁不止，才令隆慶帝宣佈廢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