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1903年以前出生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译作，多为与其兄鲁迅合译之作。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有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省义乌人。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译著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1920年8月），《马克思底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1920），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等。1977年10月29日逝世于上海。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人。译著有：《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赵元任（1892—1982）：字宜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作曲家。1982年2月24日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逝世。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我国最优秀的双语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译作品，数百篇散文小品。1976年病逝于香港。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人。中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诗人。主要著作有《美学散步》。他还翻译了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罗丹等美学大师和艺术大师的很多论著。译著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等。曹靖华（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五里川路沟口村人。中国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苏俄文学翻译。第一部译作是契柯夫的独幕剧《蠢货》，代表译作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由鲁迅出资出版于1931年。翻译近30种苏联文学作品。主要译著有《三姐妹》、《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苏联作家七人集》、《一月九日》等。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湖南新化人。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早期从事过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晚年主要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校译工作。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国现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译著有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等。丰子恺（1898—1975）：原名丰仁。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博学多能，著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1975年9月15日卒于上海。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与蔡泳裳合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士》。抗战期间，译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福州人。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译著有《先知》(散文诗集)叙利亚凯罗.纪伯伦著，1931，新月、《印度童话集》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中青、《吉擅翅利》(诗集)印度泰戈尔著，1955，人文、《印度民间故事》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上海少儿、《泰戈尔选集.诗集》与石真合译，1958，人文、《泰戈尔剧作集》(4)1959，戏剧、《马亨德拉诗抄》(尼泊尔)与孙用合译，1965，作家、《燃灯者》(诗集)马尔他安东.布蒂吉格著，1981，人文。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程淑等为笔名。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著名文学家、学者。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译著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西塞罗文录》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土比亚著，1936，商务；《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7，商务；《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1967，文星；《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浙江义乌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优秀***员,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冯雪峰主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1976年患肺癌去世。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中国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文论《诗与真》等。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义大利文，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曾将王维和陶渊明的诗作译成法文，并翻译有《浮士德》上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作品，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译作有《水仙辞》、《一切的峰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蒙田试笔》、《罗丹论》、《交错集》、《歌德与悲多》、《汶集外》等。II ：1909年以前出生柯伯年（1904—1985）：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论著、马列主义著作等。罗念生（1904—1990）：学名罗懋德。四川威远人。古希腊文学学者，翻译家。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翻译书目：《儿子的抗议》(中篇小说)英国哈代著，与卢大野合译，1929，远东图书公司；《醇酒.妇人.诗歌》1930，光华；《傀儡师保尔》希腊施笃谟著，与陈林等合译，1931，光华；《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36，商务；《俄狄浦斯王》(悲剧)希腊索福克勒斯著，1936，商务；《特罗亚妇女》(悲剧)希腊欧里庇得斯著，1944，商务；《阿里斯托芬喜剧集》1954，人文；《欧里庇得斯悲剧集》1957，人文；《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索福克罗斯悲剧二种》1961，人文；《蛙》(剧本)希腊阿里斯托芬著，1961，人文；《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1962，人文；《诗学诗艺》(理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与杨周翰合译，1962，人文；《诗学》(理论)希腊亚里斯多德著，1962，人文；《义大利简史》英国赫德、韦利合著，与朱海观合译，1975，商务；《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1980，湖南人民；《琉善哲学文选》(政论)古罗马琉善著，1980，商务；《伊索寓言》1981，商务；《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1983，湖南人民；《希腊罗马散文选》1985，湖南人民；《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1988，北京；《伊索寓言选》1988，人文。巴金（1904—20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另有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笔名。四川成都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与翻译家。从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优美的文字翻译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兰等国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日、苏、英、法、德、匈牙利、波兰、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等国文字。译著有《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1927）、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处女地》（1944）、《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1948）、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1950）、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1950）、巴甫罗夫斯基的《回忆屠格涅夫》（1950）、《草原集》（1950）、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1950）、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1951）、迦尔洵的《癞虾蟆和玫瑰花》（1951）、屠格涅夫的《木木》（1952）、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1954）、与肖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1959）、《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著)（1979）、等等。吕叔湘（1904—1998）：江苏省丹阳县人。中国语言学家。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在现代汉语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出版于1942年，下卷出版于1944年。《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语法修辞讲话》是普及性著作，1951年6月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1952 年出版单行本。《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于1979年。吕叔湘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人，并在语言文字的应用和语文知识的普及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吕叔湘还翻译过一些人类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他的译文以明白晓畅见称。《文明与野蛮》(1984年商务印书馆版)。戴望舒（1905—1950）：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抗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1950年在北京病逝。译著有《少女之誓》(小说)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开明、《鹅妈妈的故事》(童话)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开明、《义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 l928，亚细亚、《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尚志、《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光华、《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水沫、《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水沫、《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金马、《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开明、《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天马、《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中华书局、《义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商务、《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商务、《密友》义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三通、《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怀正、《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译诗集》1983，湖南人民。焦菊隐（1905—1975）：原名焦承志。天津人。著名戏剧家、英文、法文翻译家。所译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左拉等人的作品，影响较大。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译作有《海涅诗选》（1956）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78）等。由于他在研究歌德、译介海涅作品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1983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歌德剧院颁发的歌德奖章；1987年又获该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戴望舒（1905—1950）：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抗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6年发表魏尔伦的诗。翻译书目：《少女之誓》(小说)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开明；《鹅妈妈的故事》(童话)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开明；《义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 l928，亚细亚；《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尚志；《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水沫；《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光华；《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水沫；《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水沫；《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金马；《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开明；《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天马；《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中华书局；《义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商务；《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商务；《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商务；《密友》义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三通；《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怀正；《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作家；《戴望舒译诗集》1983，湖南人民。孙大雨（1905--1997）：原名铭传，笔名子潜。浙江诸暨人。对美国文学的中译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有卓著的成绩。译著有（义大利）契利尼《自传》，（英）罗伯特?勃朗宁《安特利亚?特尔沙多》，弥尔顿《欢愉》，莎士比亚的《黎琊王》、《威尼斯商人》、《奥赛罗》、《哈姆雷特》、《麦克白斯》；用英文古韵文译了屈原的《离骚》及宋玉、潘岳、刘伶、陶潜、韩愈、苏轼的诗歌和散文。1997年1月5日卒于上海。施蜇存（1905—）：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事英语翻译。主要编译作品有《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后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等。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中国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从1925年起开始发表译作，以小说、剧本为多，间有理论。小说有《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司汤达尔小说集》等；剧本有《爱与死的搏斗》及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戏剧集。其中莫里哀喜剧27部，是国内最完整的译本。他的译文讲究诚和信，文笔流畅，通晓易懂，雅俗共赏。他有《福楼拜评传》、《莫里哀的喜剧》、《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等专论。傅雷（1908—1966）：字恕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文学翻译家。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田德望（1909—2000）：河北顺平县人，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他翻译的瑞士作家凯勒的作品《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小说堪称德语文学翻译作品中的范本。田德望毕生研究但丁，是国内最著名的但丁研究专家。1986年退休以后，他集中精力翻译但丁的《神曲》，并在临终前几个星期完成了《神曲》的最后一部《天国篇》的定稿，历时十八年译出了但丁用15年写成的《神曲》，堪称但丁的知音。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不仅是一部真正做到「信、达、雅」的杰出中文译本，而且也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正因为此，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不仅获得了我国的「彩虹」翻译奖，而且获得了义大利文学遗产部的国家翻译奖。为了表彰他在但丁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义大利总统于1999年接见了田德望，并授予他义大利「总统一级骑士勋章」。 2000年10月6日病逝于北京。III ：1920年以前出生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围城》已被译成多种外文。他本人对翻译理论也有独道的见解，提出化境说。卞之琳（1910—2000）：曾用笔名季陵，祖籍江苏溧水，江苏海门人。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雕虫纪历1930-1958》（1979）等；译著有《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英国诗选，附法国现代诗作者》(其中英诗部分，省北京局务印书馆双语对照本)、《西窗集》、《哈姆雷特》、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切的名作《维多利亚女王传》（1935）。2000年12月2日因病在京去逝。萧乾（1910—1999）：萧乾，蒙族，原名萧炳干，北京人。著名记者、作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译有《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1990年，八十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应南京译林出版社之约，著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历时四年。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主要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及文艺作品的翻译。与别人合译《新哲学大纲》，参与郭大力等人的《资本论》翻译工作。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冯亦代（1913—2005）：原名冯贻德，浙江杭州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翻译家、作家和编辑出版家。译作有匈牙利海依?尤利乌斯《生活的桥梁》，英国毛姆《毛姆短篇小说集》，美国霍华德?法斯特《萨科与樊塞蒂的受难》、海明威《第五纵队及其它》等近20本书。素以选题严谨、译笔简洁准确著称。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因翻译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而成为最早将海明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之一。2005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京。叶君健（1914—1999）：笔名马耳，湖北红安县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1933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欧期间，习得丹麦、瑞典等多国语言。1949年以后，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于中国大陆在文学翻译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占重要地位。主要译作有《安徒生故事全集》、《乔婉娜》、《总建筑师》、《幸福的家庭》、《卡尔曼》、《南斯拉夫当代童话选》等多部。用了40余年的时间来翻译、编辑、整理、注释、评析安徒生童话。1944年至1949年，叶君健在剑桥居住5年，利用业余时间直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20世纪50年代又重新将译文校订一遍，编成共16册，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1978年，这部童话全集再次修订出版，合并为4卷本。丹麦媒体称：「因为译者理解安徒生不单是一个为孩子讲故事的人，而是一个哲学家、诗人、民主主义者，崇尚进步，反对落后和不仁的权势人物。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当做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 他最早有系统地将安徒生引入中国，以翻译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与美国译本同被评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而于1988年获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颁赠「丹麦国旗勋章」。杨宪益（1915—）：天津人。著名翻译家。1940年与英国姑娘戴乃迭订婚后，同返中国。1952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与夫人共同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离骚》、《九歌》、《招魂》、《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等中国古今名著100多种，很多已被公认为翻译作品的经典。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其妻戴乃迭（1919—1999），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于北京逝世。在她逝世后，杨宪益再无译作产生。万紫（1915—）：专业翻译家，从事英文、俄文翻译工作五十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我们的夏天》、《大伟人华尔德传》、《欧文短篇小说选》、《新东方夜谭》、《一块牛排》、《热爱生命》等。汝龙（1916—1991）：江苏苏州人。1936年开始文学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契诃夫小说选》、《复活》、《阿尔塔莫诺大家的事业》等。王佐良（1916-1995），现代诗人、英国文学专家。会英语、精德文。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诗的境界》、《英国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读穆旦的诗》等。上中学时，他已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多首。在西南联大写的两首诗被闻一多先生选入他的《现代诗钞》。上世纪40年代是他写诗的旺盛时期，写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亚》、《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去国行，1947》、《伦敦夜景》、《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节》、《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英国诗史》等著作。吴奚真(1917—1996)：辽宁沈阳人。翻译家。主要从事英文名著中译工作。译著有《孤军流亡记》、《人类的故事》、《教育心理学》、《英语散文集锦》、《希腊罗马英雄传》、《名人隽语》、《麦帅为子祈祷文》、《远离尘嚣》、《人类的故事》、《希腊罗马名人传》、《嘉德桥市长》等。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译著有《欧根?奥涅金》(1957)、《唐璜》(1980)、《英国现代诗选》(1985) 等。1977年春节因病去世。孙家晋（1918—）：主要编译作品有《克雷洛夫寓言》；托尔斯泰《哥萨克》；莱蒙特《农民》（春、夏、秋、冬），显维拉《旋涡》；《泰戈尔抒情诗选》、《纪伯伦散文诗选》、《心笛神韵》等。侯浚吉（1919—）：主要从事英、德文翻译，从事翻译工作五十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钢与渣》、《诱拐》、《库密阿克一家》、《绿地狱》、《歌德传》、《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包文棣（1920—2002）：从事俄语翻译。主要编译作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1、2）；《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中、下（1、2）]；《别林斯基选集》（四）（合）；《论外国文学》等。IV ：1930年以前出生吴兴华(1921—1966)：天才诗人，同时也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译入中国的第一人。对中国古典文学有著深厚的造诣，同时又精通英、法、德文，熟悉西班牙文、拉丁文、义大利文等多种语言。他那现已佚失的《神曲》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他译的莎翁剧作《亨利四世》受到学界广泛推崇，此外，他还为现在流行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本作了大量校译工作。方平（1921—）：主要编译作品有《新莎士比亚全集》（合）、《勃朗宁夫人传》、勃郎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卜伽丘《十日谈》（合）；艾﹒勃朗特《呼啸山庄》等。钱春绮（1921—）：从事德、法、英语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席勒《威廉﹒退尔》、《尼伯龙根之歌》、《席勒诗选》；歌德《浮士德》、《歌德诗集》、《歌德叙事诗集》、《歌德戏剧集》；《海涅诗集》、《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德国诗选》、《尼采诗选》等。王道干（1921—1993）：浙江绍兴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艺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翻译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蜚声海内外，在汉语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他的笔下诞生出的一系列杜拉斯作品如《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广场》、《埃米莉? L.》、《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物质生活》等，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有相当一批如今驰骋文坛的作家从中获益良多。由此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一个「《情人》现象」。袁可嘉 (1921- )，浙江慈溪人。中国现代诗人、现代文学批评家、诗界资深翻译家。主要著有十四行诗集《南京》、《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新诗现代化论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欧美现代主义在中国》等。许渊冲（1921—）江西南昌人，英文、法文教授，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中文专著《文学翻译六十年》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不朽诗三百首》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英文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屠岸（1923—）：笔名叔牟。江苏常州人。现代诗人、翻译家。著作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诗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南斯拉夫剧作家努西奇的讽刺喜剧《大臣夫人》、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与方谷绣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济慈诗选》等。草婴（1923—）：专业翻译家。从事俄语翻译。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　品[《新垦地》（1、2）、《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任溶溶（1923—）：上海人。1945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用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译过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科洛迪（意）《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小飞人》、林格伦（瑞典）《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内斯比特（英）《四个孩子和一个护生符》、罗大里《洋葱头历险记》、伊林娜（苏）《古丽雅的道路》和盖达尔《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等。年过八十时花一年多的时间重新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这个版本获得丹麦首相安纳斯。弗格。拉斯穆森亲自授权。 董乐山（1924—1999）：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1946年后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著有《译余废墨》等；翻译或主持翻译第一版《美国新闻史》、《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苏格拉底的审判》、《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著作。叶治（1924—）：从事英文翻译工作50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城堡》、《德莱塞短篇小说选》、《文静德美国人》、《木桶的故事》、《有se人种的世界》、《危险的夏天》等。汤永宽（1925—）：从事英语翻译。主要编译作品有骆加斯（罗马尼亚）《安娜﹒努左》；《泰戈尔散文诗》、雪莱诗剧《钦契》；卡夫卡（奥地利）《城堡》；海明威（美国）《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不固定的圣节》；索尔贝娄（美国）《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高莽（1926－）：笔名有乌兰汗等。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作家、漫画家。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后来又翻译过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玛雅科夫斯基的《臭虫》、《丝绣花巾》、《泥土和陶瓷》等等。施咸荣（1927—1993）：浙江人。文学翻译家和美国文学研究专家。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尤以对黑人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研究见长。施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美国文学简史》（合著）、《西风杂草：当代英美文学论丛》、《美国黑人奴隶歌曲》、《美国通俗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等论著；译有《最幸福的人》、《马戏团到了镇上》、《斯巴达克思》、《美国黑人短篇小说集》、《希腊悲剧故事》、《王冠上的宝石》、《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战争风云》、《富人，穷人》及《土生子》等，共14部；主持编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外国通俗文库》、《现代外国科幻小说选》。施咸荣是我国第一部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编辑。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此书，他负责主持、组织及审定工作，后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文革」后，他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经过长期努力，中文版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在1981年问世，这套书带给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吴钧陶（1927—）：从事英文翻译工作50余年，主要编译作品有《马克吐温十九卷集》、《错箱记》、《狄更生诗选》、《爱丽丝奇境历险记》、《幻影》、《精选古诗英译》等。韩世钟（1928—）：主要从事德语翻译工作从事文学翻译50年。主要翻译作品有《莫斯科七战士》、《织工》、格林童话《灰姑娘》等篇、豪夫童话《冷酷的心》等篇、《海涅文集》卷三、《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等。叶麟鎏（1929—）：从事英文翻译工作50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圣诞节前夜》、《约旦先生来了》、《波特中短篇小说集》、《有钱人和没钱人》、《愚人船》、《鲁滨逊漂流记》等。陈良廷（1929—）：从事英文翻译工作50余年。主要翻译作品有《都会一角》、《马尔他黑鹰》、《教父》、《藻海无边》、《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册》、《乱世佳人》、《爱伦坡短篇小说集》等。潘庆舲（1930—）：从事英文、俄文翻译工作50余年。作为我国波斯语言文学界有　突出贡献的学者，曾获伊朗总统亲自授予的最高总统奖。其主要翻译作品有《波斯短篇小说集》、《九亭宫》、《波斯诗圣菲尔多西》、《珍妮姑娘》、《美国悲剧》、《逾越节的求爱》等V ：1945年以前出生柳鸣九（1934—）：湖南长沙人。我国著名的学者、理论批评家、散文作家、翻译家。学术专著有《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论文集有《论遗产及其他》、《采石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理史集》、《凯旋门前的桐叶》；散文集有《巴黎对话录》、《米粒波桥下人流水》，《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翻译与编选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马尔罗研究》、《法国浪漫派作品选》、《莫泊桑精选集》、《都德精选集》、《局外人》等。主编有《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种）、《世界流派小说经典文库》（十八卷，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世界心理小说名著丛书》（十三卷）、《世界散文经典》（八卷）、《雨果文集》（二十卷）等。叶廷芳（1936—）：浙江衢县人。主要从事现代德语文学研究工作。译著有《迪伦马特喜剧选》、《假尼禄》、《溺殇》等。是最早译介现代德语作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译者。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曾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选》，校读《傅雷译文集》全十五卷。译有《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及《粟树下的晚歺》。曾编《翻译论集》。撰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锺书的译艺谈》、《译「译作」》等文。国学大师季羡林：「学问在中西之间」季羡林先生走了，走的时候虽然已是高龄，依然让人感觉突然。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羡林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纵观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颇广，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或者某一两个学科的名称来加以概括。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中西之间」四个字或许可以说明他的学问范围。季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梵学、中亚的古代语言、印度文学、佛教语言、文献和历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所有这些，大部分与印度古代文化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关。中国古代把印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大片地域称做「西域」或者「西方」，季先生的学问，就在这中西之间、中印之间。如果依照国际学术界近代以来使用的名称，这大致属于东方学的一部分。季羡林先生1935年赴德国。在德国期间，季先生发表了两篇论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诸异本》(《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943)；《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4)。在第一篇论文里，季先生利用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吐火罗语及其文献的研究，对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课题，正可说处于「中西之间」。第二篇论文则是讨论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语言特点。由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早期佛教典籍的传播史上有著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流行的地域又与中国新疆连接，研究这种语言的特点和它在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外，季先生1949年在德国发表的《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判断佛典的年代和来源的标准》(《哥廷根科学院学刊》语言历史类，1949)一文，实际上也写成于这段时间。这几篇论文，在研究印度中世语言、尤其是佛教语言的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作为重要文献被引用。从这几篇论文可以看出，季先生从事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从分析语言特点入手，结合其他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样的论文,还有1947年直接用德文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的《巴利文的 A siy ati》。上面这几篇论文，如果说从大的学科划分而言，还在印度学的范围内，那么，季先生后来所作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就不囿于印度学，而更多地涉及中国，更多地显示出「中西之间」的特点。这样的局面,也可说是客观的情形使然：首先，古代印度，作为南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上与东亚的中国有极多的接触，中印文化交光互影，例证比比皆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后来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题目。季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自德国返国后，在清华任教的最初10年里，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注意。季先生在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上，明显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中印两大文化之间，陈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间的中间区域，即中亚地区古代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季先生从一开始就极为服膺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识，他在德国学习的虽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亚的语言，但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却大量来自中国古代翻译的佛教典籍。他在涉及中国的学问方面，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从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古语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转到与中国有关的题目上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国内，要继续完全从事印度和中亚古语言的研究，客观条件(如最重要的图书资料)与欧洲的德国相比，相差太远。季先生因此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转向梵汉比较，或是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的题目。他把这种情形开玩笑地称作是「有多大饭碗，吃多少饭。」自然，先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梵文的研究。1946年春,根据国内的情形和客观条件，季先生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题目作了调整。到北京大学的第二年(1947年)，他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浮屠与佛》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亚古语言方面的功底和娴熟于各种佛教佛典的长处，对汉文中「佛」与「浮屠」(佛陀)两个译名的来源、出现的先后作了细密的考证。「佛」与「浮屠」二名的来源,表面看来细微末节,实际则反映出与佛教在中国最早传译的过程有关的诸多重要问题。这篇文章,由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发前人之未发，体现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点。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和印度国家间关系很好，文化交流比较多。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季先生是其中之一。中印之间，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交往，表面看，是中国从印度学来的东西多，印度从中国学去的东西少，因此，曾经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单通道」(One-way traffic)。季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印之间两、三千年友好的关系，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互相渗透。为了说明他的看法，季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以及《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几篇文章，说明中印之间不是「单通道」，而是「双通道」(two-way traffic)。季先生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当然还不限于佛教和以上讲到的几个题目。文革以前，他把印度最著名的几种古典梵文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译成了汉文。「文革」期间，他被安排在宿舍楼看门，其间偷空悄悄地将总共将近两万颂诗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全部译成汉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七篇八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史诗，可是，印度语言以外真正的全译本，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季先生的翻译，使用的也是诗体。「十车翻蚁蛭，百国追彦踪」，《罗摩衍那》翻译的完成，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但季先生又不限于简单的翻译，他同时就印度古典文学以及近代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的生平和作品，写了许多文章，包括像《〈罗摩衍那〉初探》这样的专著。在国内，要研究印度文学，这些文章和书，都不可不参考。季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只是就印度文学论印度文学，而往往是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纵和横的对比。这些研究，在中印之间、中西之间，说是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更合适。在佛教语言和文献研究方面，季先生在1986年还撰写有一篇长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这篇文章中，先生通过对文献本身以及其语言的分析，对大乘佛教的起源、阶段的划分、般若类经典的来源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先生也撰有一系列文章，最主要的有：《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1965)、《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论释迦牟尼》(1981)、《商人与佛教》(1985)、《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1987)。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名著。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从19世纪开始，便著手翻译和研究，并利用书中的材料，在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历史、语言研究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作为玄奘的同胞，中国学术界对这部书，过去虽然也有人作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整体的研究尚付厥如。北京大学的向达先生曾经积极倡议由中国学者重新整理这部书，可惜后来因「文革」而中辍，其间向先生也不幸去世。「文革」以后，工作重新开始，由中华书局组织一批学者，季先生总负其责。1985年，工作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正式出版，原文、前言、注释等加在一起，约63万字，集合众力，可说是国内当时西域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校注工作中，季先生审阅初稿，进行修改，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前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由他独自撰成，长达10万字，实际上是一篇全面论述《大唐西域记》学术价值及其所涉及问题的长篇论文。1998年，季先生在德国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 )〈弥勒会见记〉》(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这是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接受新疆文物主管部门的委托，释读和研究在新疆吐鲁番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的成果，是季先生作为中国学者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贡献，其间也得到德国和法国学者的协助。通过新的研究，季先生不仅进一步说明吐火罗语在汉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且找出了吐火罗语中来自汉语的辞汇的例证，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双向现象。作为剧本的《弥勒会见记》，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则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中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此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西皆通、亦中亦西，辞章考据，既博且精，由细微而见大节，重考据亦通义理，季羡林先生一生治学的范围和路径，或许可以作如此的总结。译界泰斗，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先生生平简介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 - 2009年11月23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生于天津。 　　据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他出生于「甲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历1915年1月10日；阴历仍为甲寅年（1914年）冬季，未到乙卯年（1915年）春节。 　　1934 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 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43年4月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在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译余偶拾》于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册）。 　　1953年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均先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1993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此外他还写有英文自传体《白虎星照命》，义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名《漏船载酒忆当年》，于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薛鸿时译，印刷10000册。 　　[1]2009年11月23日早上6时45分，这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主要著作 　 　 自著作品 　　零墨新笺（随笔集）1947，中华书局 　　《离骚》英文版零墨续笺（随笔集）1950自印 　　赤眉军（中篇小说）1957，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译余偶拾（随笔集）1983，三联书店 　　 翻译作品 　　老残游记（长篇小说）1947，南京独立出版社 　　英国近代诗抄 1948，中华书局 　　离骚（楚辞）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屈原（话剧）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雪峰寓言 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唐代传奇 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与戴乃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白毛女（歌剧）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长生殿（戏剧）与戴乃迭合译，，1955，外文出版社 　　鲁迅选集（1—4卷）与戴乃迭合译，1956，人文出版社 　　宋明平话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6，外文出版社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与戴乃迭合译，1957，人文出版社 　　牧歌（诗歌）古罗马维吉尔著，1957，人文出版社 　　汉魏六朝小说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关汉卿杂剧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 古希腊阿里斯多芬著，1959，人文出版社 　　地心游记（长篇小说）法国凡尔纳著，与闻时清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文学史）与戴乃迭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故事新编（短篇小说集）与戴乃迭合译，1961，外文出版社 　　野草（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76，外文出版社 　　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1978—1980，外文出版社 　　史记选 与戴乃迭合译，1979，外文出版社 　　奥德修纪（史诗）古希腊荷马著，1979，译文出版社 　　呐喊（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彷徨（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三部古典小说节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聊斋故事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卖花女（戏剧）英国肖伯纳著，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古罗马喜剧三种 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1985，中国戏剧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文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6，《中国文学》杂志社 人物轶事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著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像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著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 　　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蟹)泽(蟹)东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晚年的杨老先生 与夫人合译全本《红楼梦》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著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钱锺书欣赏他的诗 　　近日，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去日苦多》封面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锺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以为钱锺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 帮助四千件甲骨文送交南博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杨宪益谈英语学习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 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 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 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 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蟹）命者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著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著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著，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白虎星照命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著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著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义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离骚》可以翻译吗？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煤油与壮阳药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著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著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著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酒气最香的囚犯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蟹）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著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著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著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著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著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著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著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蟹)产(蟹)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著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著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著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著，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著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著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著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著，白色卷发松软地围著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蟹）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著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著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著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 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锺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著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蟹)产(蟹)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蟹】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

陈登颐：一位纪念碑式的翻译家他出身名门，生性率真；他译著等身，淡泊超然；他醉心书斋，孜孜以求于人生的快乐。他就是我省著名翻译家陈登颐。这是一间凌乱的居室。简陋的家具上落满了灰尘。家具上摆放著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的插销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组合柜外，显然主人已经许久没有坐下来欣赏节目了。居室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著一排过时的组合式沙发，沙发带扶手的一侧已不知去向。散发著霉味的书籍堆在每一个房间的角落，以至于让来客找不到落脚之处。这里就是陈登颐的居所。镇江：珍藏童年记忆的地方1928年，陈登颐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个诗书世家。他的祖父陈善余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陈善余曾出任江南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江南图书馆由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陈登颐的父亲陈南屏不仅饱读诗书，而且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通晓英、日两门外语。良好的家学氛围，令陈登颐终生难忘，虽然已年逾八旬，提起幼时父亲手把手地教自己学习英语和日语的情景，陈登颐依旧津津乐道。陈登颐说，在教育孩子学习英语时，父亲有一套特殊的技巧在他嘴里，枯燥的英语和日语的语法总能焕发出神奇的魅力，这让他受用一生。1933年，陈登颐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变故，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镇江沦陷了。陈登颐和家人被迫流亡上海。上海:走上翻译之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栋漂亮洋房是陈登颐一家流亡上海后的住所。流亡的生活对于陈登颐一家来说并不好过，经济的窘迫使得陈南屏不得不告别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几所大学寻找教职以维持生计。陈登颐也开始了在上海的求学之路。不久，陈登颐进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我国新闻界前辈、著名新闻教育家顾执中于1928年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就毕业于这个学校。陈登颐入学后，有幸成为了顾执中的弟弟顾用中的学生，在这位精通俄语的良师益友的引导下，陈登颐开始学习俄语。也就是在这时，陈登颐的文学才华第一次得到了显露。有一天，顾用中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陈登颐写的那篇作文因为立意高远、文字优美，被顾用中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时过境迁，虽然陈登颐早已忘却了那篇作文的内容，可是提起这段往事，他依旧很开心。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陈登颐还自学了不少音乐知识，并开始学习钢琴。生活的压力一日紧似一日，为了补贴家用，几年后，陈登颐放弃学业，到上海市中兴保险公司当了一名办事员，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中兴保险公司就倒闭了，陈登颐被迫赋闲在家开始自学英语、德语、保加利亚语等多门外语。为了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里，陈登颐先后尝试翻译了苏联音乐家伊纽兴的著作《基本乐理》，阿伦斯基的音乐著作《和声学大纲》《曲式学大纲》并从此走上了翻译生涯。音乐出版社：与丰子恺相识1956年，陈登颐结束了自由职业的生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和他同在一间办公室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画家丰子恺的二女儿丰一吟。陈登颐因此得以和丰子恺相识。记忆中的丰子恺面容清癯，举止文雅，对待晚辈和蔼可亲，是一位令人敬仰和尊重的长者。结识陈登颐后，丰子恺向他讲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给陈登颐写了一封信，丰子恺的关爱令陈登颐受益匪浅。陈登颐说，正是因为受到丰子恺的影响，他才收敛心性，静下心来，专心于翻译事业。丰子恺的那封信更是被陈登颐珍藏了许久。青海：翻译事业迎来巅峰1958年，陈登颐支边来到了青海，在海西的大柴旦镇中学当了一名老师。大柴旦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这里虽然蕴藏著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可是生存条件恶劣，读书、翻译成为了那段时间陈登颐抗拒寂寞、挑战艰难的法宝。陈登颐说，那段日子，他非但不觉得生活枯燥，而且还时常为自己能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而暗自庆幸。在大柴旦中学执教的三十多年里，陈登颐相继翻译了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著的《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论文选)》、义大利著作《威尔第书信选》《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世界小说100篇》、英国文学名著《月亮宝石》、美国作家艾勒里·奎恩的文学著作《希腊棺材之谜》、以及《公正的判决》等数十部文艺作品、音乐理论著作、电影。其中《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更是将陈登颐的翻译事业推上了巅峰。《世界小说100篇》是美国大学的教学用书，其中收录了包括霍桑、海明威、莱辛在内的82位文学巨匠们的不朽名著，自1970年出版以来，畅销竟达三十年，至今已经重印了十版，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大约在1981年前后，陈登颐回沪探亲期间，他在上海国际书店买到了这部英文原版书后，立刻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了，回到大柴旦镇中学后，陈登颐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的翻译工作。与以往的译著不同的是，《世界小说100篇》内容丰富，作家们文风差异巨大，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那时陈登颐所能借助的翻译工具仅仅是一本破旧的英汉字典，翻译工作虽然十分艰难，但是凭著自己良好的学识和超乎常人想像的坚韧，陈登颐的翻译工作迈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82年10月，《世界小说100篇》的上卷终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时间读者好评如潮。紧接著，陈登颐便开始了对《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翻译工作。现执教于青海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黄少政亲眼目睹了陈登颐翻译《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那份艰辛。1982年夏天，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的黄少政和陈登颐一起被抽调到有关部门批改当年高考考生的英语试卷，批改试卷的任务十分繁重，可是每天晚上，陈登颐都要加班翻译出版社催要的《世界小说100篇》中卷。那时天气炎热，房间里又没有什么制冷设备，陈登颐穿著一条大裤衩，一工作就是半夜。就在《世界小说100篇》上卷出版三个月后，《世界小说100篇》中卷也翻译完成了。1986年，洋洋160万字的《世界小说100篇》三卷本终于全部和读者见面了。陈登颐：优秀的翻译家《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许多学人认为是当年青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陈登颐的译笔流畅传神，典雅优美，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堪称翻译作品的典范之作。黄少政多年来关注陈登颐的译著工作。他说，陈登颐一生独立不羁、崇尚西哲「梭罗」式的心灵自由，虽然饱经罹难，始终不改六朝名士的超然姿态，以一个中学生的学历，潜心读书、译书数十载，修成矫健如椽的译笔，在中国西部蛮荒的达格达坂山(大柴旦的一座山)下，耸立起了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谨、谦逊、执著和沉静无言的丰碑。陈登颐的晚年是寂寞的，但他的洒脱依旧，读书翻译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陈登颐：一位纪念碑式的翻译家他出身名门，生性率真；他译著等身，淡泊超然；他醉心书斋，孜孜以求于人生的快乐。他就是我省著名翻译家陈登颐。这是一间凌乱的居室。简陋的家具上落满了灰尘。家具上摆放著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的插销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组合柜外，显然主人已经许久没有坐下来欣赏节目了。居室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著一排过时的组合式沙发，沙发带扶手的一侧已不知去向。散发著霉味的书籍堆在每一个房间的角落，以至于让来客找不到落脚之处。这里就是陈登颐的居所。镇江：珍藏童年记忆的地方1928年，陈登颐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个诗书世家。他的祖父陈善余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陈善余曾出任江南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江南图书馆由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陈登颐的父亲陈南屏不仅饱读诗书，而且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通晓英、日两门外语。良好的家学氛围，令陈登颐终生难忘，虽然已年逾八旬，提起幼时父亲手把手地教自己学习英语和日语的情景，陈登颐依旧津津乐道。陈登颐说，在教育孩子学习英语时，父亲有一套特殊的技巧在他嘴里，枯燥的英语和日语的语法总能焕发出神奇的魅力，这让他受用一生。1933年，陈登颐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变故，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镇江沦陷了。陈登颐和家人被迫流亡上海。上海:走上翻译之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栋漂亮洋房是陈登颐一家流亡上海后的住所。流亡的生活对于陈登颐一家来说并不好过，经济的窘迫使得陈南屏不得不告别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几所大学寻找教职以维持生计。陈登颐也开始了在上海的求学之路。不久，陈登颐进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我国新闻界前辈、著名新闻教育家顾执中于1928年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就毕业于这个学校。陈登颐入学后，有幸成为了顾执中的弟弟顾用中的学生，在这位精通俄语的良师益友的引导下，陈登颐开始学习俄语。也就是在这时，陈登颐的文学才华第一次得到了显露。有一天，顾用中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陈登颐写的那篇作文因为立意高远、文字优美，被顾用中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时过境迁，虽然陈登颐早已忘却了那篇作文的内容，可是提起这段往事，他依旧很开心。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陈登颐还自学了不少音乐知识，并开始学习钢琴。生活的压力一日紧似一日，为了补贴家用，几年后，陈登颐放弃学业，到上海市中兴保险公司当了一名办事员，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中兴保险公司就倒闭了，陈登颐被迫赋闲在家开始自学英语、德语、保加利亚语等多门外语。为了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里，陈登颐先后尝试翻译了苏联音乐家伊纽兴的著作《基本乐理》，阿伦斯基的音乐著作《和声学大纲》《曲式学大纲》并从此走上了翻译生涯。音乐出版社：与丰子恺相识1956年，陈登颐结束了自由职业的生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和他同在一间办公室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画家丰子恺的二女儿丰一吟。陈登颐因此得以和丰子恺相识。记忆中的丰子恺面容清癯，举止文雅，对待晚辈和蔼可亲，是一位令人敬仰和尊重的长者。结识陈登颐后，丰子恺向他讲述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给陈登颐写了一封信，丰子恺的关爱令陈登颐受益匪浅。陈登颐说，正是因为受到丰子恺的影响，他才收敛心性，静下心来，专心于翻译事业。丰子恺的那封信更是被陈登颐珍藏了许久。青海：翻译事业迎来巅峰1958年，陈登颐支边来到了青海，在海西的大柴旦镇中学当了一名老师。大柴旦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这里虽然蕴藏著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可是生存条件恶劣，读书、翻译成为了那段时间陈登颐抗拒寂寞、挑战艰难的法宝。陈登颐说，那段日子，他非但不觉得生活枯燥，而且还时常为自己能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而暗自庆幸。在大柴旦中学执教的三十多年里，陈登颐相继翻译了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著的《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论文选)》、义大利著作《威尔第书信选》《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世界小说100篇》、英国文学名著《月亮宝石》、美国作家艾勒里·奎恩的文学著作《希腊棺材之谜》、以及《公正的判决》等数十部文艺作品、音乐理论著作、电影。其中《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更是将陈登颐的翻译事业推上了巅峰。《世界小说100篇》是美国大学的教学用书，其中收录了包括霍桑、海明威、莱辛在内的82位文学巨匠们的不朽名著，自1970年出版以来，畅销竟达三十年，至今已经重印了十版，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大约在1981年前后，陈登颐回沪探亲期间，他在上海国际书店买到了这部英文原版书后，立刻被书里的内容吸引了，回到大柴旦镇中学后，陈登颐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的翻译工作。与以往的译著不同的是，《世界小说100篇》内容丰富，作家们文风差异巨大，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就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那时陈登颐所能借助的翻译工具仅仅是一本破旧的英汉字典，翻译工作虽然十分艰难，但是凭著自己良好的学识和超乎常人想像的坚韧，陈登颐的翻译工作迈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82年10月，《世界小说100篇》的上卷终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时间读者好评如潮。紧接著，陈登颐便开始了对《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翻译工作。现执教于青海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黄少政亲眼目睹了陈登颐翻译《世界小说100篇》中卷的那份艰辛。1982年夏天，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的黄少政和陈登颐一起被抽调到有关部门批改当年高考考生的英语试卷，批改试卷的任务十分繁重，可是每天晚上，陈登颐都要加班翻译出版社催要的《世界小说100篇》中卷。那时天气炎热，房间里又没有什么制冷设备，陈登颐穿著一条大裤衩，一工作就是半夜。就在《世界小说100篇》上卷出版三个月后，《世界小说100篇》中卷也翻译完成了。1986年，洋洋160万字的《世界小说100篇》三卷本终于全部和读者见面了。陈登颐：优秀的翻译家《世界小说100篇》的翻译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许多学人认为是当年青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陈登颐的译笔流畅传神，典雅优美，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堪称翻译作品的典范之作。黄少政多年来关注陈登颐的译著工作。他说，陈登颐一生独立不羁、崇尚西哲「梭罗」式的心灵自由，虽然饱经罹难，始终不改六朝名士的超然姿态，以一个中学生的学历，潜心读书、译书数十载，修成矫健如椽的译笔，在中国西部蛮荒的达格达坂山(大柴旦的一座山)下，耸立起了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谨、谦逊、执著和沉静无言的丰碑。陈登颐的晚年是寂寞的，但他的洒脱依旧，读书翻译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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