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獨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維持時，我們該怎麼辦？

在生命臨近終點的時刻，我們該和醫生談些什麼？

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

對於這些問題，大多數人缺少清晰的觀念，而只是把命運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

《最好的告別》（原名為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一書是由作者[美] 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創作的關於衰老與死亡，你必須知道的常識。

作者阿圖·葛文德醫生結合其多年的外科醫生經驗與流暢的文筆，講述了一個個傷感而發人深省的故事，對在21世紀變老意味著什麼進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

該書用富有洞見、感人至深，並為我們提供了實用的路線圖，告訴我們為了使生命最後的歲月有意義，我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

作者阿圖·葛文德選擇了常人往往不願面對的話題——衰老與死亡，梳理了美國社會養老的方方面面和發展歷程，以及醫學界對末期病人的不當處置。書中不只講述了死亡和醫藥的侷限，也揭示瞭如何自主、快樂、擁有尊嚴地活到生命的終點。書中對「善終服務」「輔助生活」「生前預囑」等一系列作者推崇的理念，都穿插在故事中作出了詳盡的說明，相信會給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中國社會以啟迪。

阿圖·葛文德一直在和死亡打交道。作為哈佛公共健康學院教授，他關心對老人的照護；作為從醫多年的外科醫生，他時常得向患者傳遞遺憾的訊息；作為患者家屬，他與身患絕症的父親一起承擔死亡的打擊。

葛文德記得，一位罹患轉移性前列腺癌的老人曾熱切地對他說：「別放棄我，只要我還有任何機會，你們一定要讓我嘗試。」彼時，葛文德還是低年資的外科住院醫師，他不忍心告訴患者實情，無論醫生做什麼，他最多隻能活幾個月了。

在《最好的告別》一書中憶及此事，如今的教授依然唏噓不已。在經歷巨大痛苦後，一個又一個不服輸的患者在重症監護室離世，血管裏留著化療藥物，喉頭插著管子，肌膚裏還有新的縫線。

他們沒有機會反思自己的一生，甚至沒能清醒地和家人告別。「我們根本是在縮短、惡化餘下的時間。」葛文德不客氣地把過度治療稱為「現代社會纔有的悲劇」。他想知道，人應該如何優雅地抵達生命的終點，在最後時刻活出價值。

很不幸，他在自己的父親——一位硬朗的老醫生身上得到了觀察的機會。

一次打網球時，老葛文德感到手指刺痛，漸漸又覺得麻木，檢查結果顯示，他的脊髓裏長了個瘤子。手術可以緩解病情，但無法根治，最終，腫瘤將迫使他癱瘓。

在權衡了現狀和手術的風險後，老人決定維持現狀，暫不進行手術。他開始更頻繁地看望孫輩，從美國飛回印度老家探親，並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熱愛的慈善事業中。

像葛文德的父親一樣，除了「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求生本能，很多時日無多的老人越發希望自己剩餘的生命過得有質量。「如果我能夠喫巧克力冰激凌、看電視足球轉播，那我就願意活著。」一位哈佛大學的老教授說。「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衛生間。」另一個老婦人告訴葛文德。

然而，為明天拼搏了一生的人們終於學會活在當下之時，卻被自己的身體囚禁了。一個現實的困境是，對醫院、療養院或是家人而言，保護老人的人身安全已屬不易，很難再讓他們按照個人喜好生活。一位在療養院被集體照護的老人對葛文德抱怨，自己「像個犯人，僅僅因為老了就被投進監獄」。

曾任柯林頓、奧巴馬兩屆美國政府醫改顧問的葛文德認為，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會隨著經濟發展得到解決。有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醫療發展會經歷三個階段：

國家極度貧困，大多數人得不到專業治療；國家經濟發展，醫療投入增加，人們求助於衛生保健系統；國家收入攀升至最高水平，即便罹患疾病，人們也有能力關心生命質量。

但更多時候，人們犯的錯誤不是做得太少，而是太多。當走路開始變得困難時，老葛文德接受了手術，隨後的放療讓他苦不堪言。實際上，是否繼續治療差別已經不大。

繼續還是放棄？無論作為醫生還是兒子，這都是艱難的抉擇。「醫生對病人的瞭解越來越少，而對科學的瞭解越來越多。」葛文德在書中反思，面對死亡這個註定要贏得戰爭的敵人，人應該戰鬥到全軍覆沒，還是享受最後的時光？

與死神拉扯多年以後，葛文德醫生從父親老葛文德醫生身上學到了撤退的智慧。把臨終的個體當作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抵制醫學幹預的衝動，鼓勵生，也善待死。

最終，老葛文德停止化療，回家接受「善終服務」。有姑息治療醫生為他提供緩解癥狀的藥物，有健康助理幫他洗澡、穿衣、打掃衛生，他享有24小時緊急電話護理支持，甚至選好了最合自己心意的殯儀館。

最後一次清醒的時候，他喫了水果，仔細看了每個孫輩的照片，然後呼吸越來越緩，直至停止。他身上沒有插管，取代呼吸機站在他牀邊的，是他的家人——就像他活著時一樣。

部分書籍內容介紹，摘自《中國青年報》2015年12月16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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