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跳湖自殺，年僅50歲。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是他留在口袋的遺言。

1927年9月21日，梁啟超在王國維墓前對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做悼詞，「……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而顧頡剛悼王國維：「他的學問，恐怕一般人要和別的老先生老古董們相提並論，以為他們都是研究舊學，保存國粹的；這是大錯誤。學問的新舊決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

「靜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學、文學、心理學、法學等，他的研究學問的方法已經上了世界學術界的公路。自從跟了羅氏到日本，始把這些東西一齊丟掉，專註於考古學及史學。他對於商代甲骨、周秦銅器、漢晉簡牘、唐人寫本、古代生活、種族歷史、社會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學的方法，不過這一點他因為和遺老的牌子有些衝突，所以諱莫如深而已。……他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做經書（聖道）看而當做史料看，聖賢不當做聖賢看而當做凡人看；他把龜甲文、鐘鼎文、經籍、實物，作打通的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跡；他已經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

1928年6月3日，王國維逝世一周年忌日，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垣先生兩人。」胡適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蔣復璁說，「要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統就不能不想到靜安先生的道德與學問，在『五四』後講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條路子是他開創而有光輝的成績。」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中寫到，「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對於王國維到底為何自沉，外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其中有個看法我覺得最有道理：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里說道，「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以王國維沉浸之深，痛苦之切，應該就是如此吧，不然任正非也不會說王國維是中國最痛苦的靈魂了。

在時代巨變面前，除了王國維「殉道」，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國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先生。

1918年11月的一天，梁濟曾問兒子梁漱溟一個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年25歲，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1918年11月14日，梁濟投北京積水潭自盡。後來，梁漱溟終其一生都在思考、研究人生和社會的問題。他說人生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人和物，人和人，人和自己。

故人已去，薪盡火傳。

今天我們重新看王國維、李鴻章，實際上他們就是歷史的歪瓜裂棗。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有時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們從來不讓你們去比論文數量這些東西，就是想讓你們能夠踏踏實實地做學問。但做得也不夠好，為什麼說不夠好呢，就是我們的價值觀也不能完全做到統一，統一的價值觀是經過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現在我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們儘力去做。

哲學就是解決人的思想認知問題，當下的精英們都在說認知模型、思維框架升級，實際上，這個根底就是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振興中華要靠哲學」，因為只有人的思想問題解決了，人的行為邏輯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好現在的事情，為下一代打出一個更好的前站。

中華之崛起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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