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死刑存废】死刑是小灯泡案的唯一解？
▲从被害者角度来看，现状的社会安全机制能给的支撑有限，被害者能做的，只能期待司法给个慰藉，但让加害者走上死刑台，其实是反应了这个社会心无余、力也不足的廉价制度。（图／记者李毓康摄）
明日（7月3日）是小灯泡案的刑事第一审宣判。该案王姓被告在诸多事证显示下，是杀害小灯泡的凶嫌，应无争议。但在刑度拿捏上，是否会判处死刑，应该是更多人会予以关注的部分。在该案件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小灯泡的父亲有以下的发言：
我希望合议庭能严肃的思考，在我们尚未有能力处理被告重返社会其再犯风险的情况下，任何极刑以外的量刑，极可能将社会大众置于被剥夺下一个无辜生命生命权的风险之上，这对人权不也是一种严重的戕害。
这段发言纵然未有直指他的诉求，但请求处被告死刑，应该就是这段话的结论。部分媒体引用该段发言，便直接认定小灯泡的父亲强烈的将责任放在凶手身上，进而塑造一个典型加害人予被害人的对立感。殊不知，他的发言其实有著很多转折、价值冲突判断，以及其他的期许。
我们再来看小灯泡的父亲在上面结论前的其中一段话：
在过去的两年，我和我太太希望我们整个社会，大家可以一起来好好检视这个案件及其他类似的案件，……，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其相对应的家庭、学校及政府相关的劳工、卫福及警政等单位，还能多做一些什么来减少这种事情发生的机率。……社会支持远远不够的状况下，我反对由被害者一方担负此类风险……。
对于此类争议，已经有不少关于国家刑罚权行使、死刑效果优劣的论述。回首过去，四年前发生的郑捷在捷运里的随机杀人事件，仍令人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纵然郑捷已经伏法，这数个月来所发生的杀人案，手段之凶残也还是让人不忍直视。诚如小灯泡父亲的发言，我们有没有办法做甚么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精神压力多半高于身体压力的现代社会；人际互动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对人民的保护义务，也远远高于以往。
没有人能确保在有效、适足的社会安全网架构下，诸如此类的凶杀案能完全不再发生。只是，如果能够降低那一丝一毫发生事故的可能，至少就能不让部分的家庭（无论加害被害）遭到不幸；而我们也比较知道如何能够让人慢慢远离伤痛。可惜的是，在这段发言文字中，我们知道从被害者角度来看，现状的社会安全机制能给的支撑极其有限，再加上社会在本案的反馈上可能不是想追求真相，而是追求激情与点阅率时，被害者能做的，或许只能期待司法给个慰藉。
而，在前述的社会安全机制（可能）达成前，我们该怎么自处？为人父母，希望致凶手于死，化大爱是为了让凶手与世隔离，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那份自责与懊悔，在现状下，或许只能藉著凶手的死来得到一点释放。某种程度来说，让加害者走上死刑台，其实是反应了这个社会心无余、力也不足的廉价制度。
郑捷案发生后，东海大学曾发表一个声明，其中提到：
而昨日突然出现的脱序与犯罪行为，更让我们深深了解，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每一位东海人身边的天使，除了可以预防遗憾，更能让这个校园充满了彼此的关系，流动著我们的故事。
事实上，笔者的朋友圈中也发生过某位友人的友人甚至是案件当事人，在找不到情绪出口下选择轻生的遗憾结果。这样的不幸，其实也能有类似的防护机制。我们或许无法要求自己关心世上的所有人，但只要一个人能多帮另一个人，其实影响就已经深远，而不需再将国家的制裁当作情绪上的唯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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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