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延绵数百里，横亘于川陕之间，山势雄奇，岩悬壁绝，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素有“秦川锁钥”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巴人英勇善战，出兵助武王伐纣，助秦王灭六国，刘邦据巴蜀之地，在巴山建牟阳城筑巴峪关，得巴人以争天下。

1932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1.5万人，翻越秦岭来到大巴山的南麓，寻求新的立足点。12月20日，西北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通江两河口。从此，开始了川陕根据地建设。

1933年春，革命的浪潮发展到了李章凡的家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农民协会、儿童团等各种组织也相继成立了。

▲红军在四川通江留下的“赤化全川”标语

红军的到来，让穷人们看到了救星，纷纷踊跃参加。“那时，我爷爷是当地的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他见我父母很难养活我们3儿1女的庞大家庭，就动员在家中排行老二、8岁的我参加红军的儿童团，说是少一张嘴巴吃饭多少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就这样，爷爷把我送到了红军儿童团。”李老说，当时儿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破除迷信，站岗、放哨、查路条。当时为了便于通知，我们就在最高端的山顶上放一棵消息树，把身体趴在地面听远处来的脚步声，如果是敌人来了或有情况，就把消息树放倒，以通知群众做好准备。当时大家无论站岗、放哨还是查路条，都非常认真负责，从不叫苦叫累，总是不知疲倦地去完成每一项任务，而且每一项任务完成得都很圆满。

采访时，李老的儿子李宗仁插话告诉记者：“我家老爷子可以哟，建国后的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还曾给他提了官，封他做了团长嘞！”

“有这种传奇故事？”

面对记者一脸的好奇，李老笑得一脸灿烂，连连摆手道：“是哟是哟，但这团长不是那团长！”

究竟怎么回事？

那是个艳阳天，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带着警卫员策马前来开会。当他们路过岳家镇一个险要的路隘时被几位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拦住去路。一个儿童团员毫不客气、神气十足地将红缨枪往他们面前一横，大声说：“过来，查路条！”

▲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跳下马来微笑着说：“呵，你好厉害！”旁边的警卫员也适时提醒一句：“小鬼，徐总指挥来了，你就别查要路条了。”儿童团员们严肃认真地说道：“不管什么总指挥，不查不行！”

听到此言，徐向前笑着对儿童团员们说：“如果我没有路条呢？”话刚落，原先那位横枪的儿童团员将红樱枪向徐向前胸前一指，十分干脆利落地回答：“没有路条，就跟我们走！找我们首长去谈话。”

这时，警卫员见状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欲上前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徐向前摆摆手阻止了，说：“他们做得很对，我们要遵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旁边来的一位红军连长认出了徐向前，连忙过来含着笑对儿童团员说：“孩子们，我来作保，真的是徐总指挥啦！还不赶快敬礼！”

这一群可爱的孩子这才一个个向着徐向前行起了军礼，表示歉意和敬意。

徐向前慈爱地抚摸着他们的头，连连夸奖他们是“好样的”，尤其对那位“横枪以对”的团员更是赞赏有加：“小鬼，你胆儿真大，我看你们儿童团干脆由你当团长得了！”

这个“胆大”的“小鬼”，就是李章凡。

也因了徐向前的这话，李章凡果然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1933年9月，是李章凡终身难忘的季节，因为这个时节让他由“团长”转为了红军战士。

“时间过得太久了，记不得具体的部队番号了，只记得是归红30军指挥的部队，我们的连长是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湖北人，打仗很勇敢，经常抱着一挺‘捷克’机枪就往前冲，不怕死！”李章凡深情地回忆说，他还记得他当红军后的第一仗，正是在那一仗中他从敌人手中缴获了第一支枪。

李老回忆说，那天早晨，连队正在出早操跑步，忽然哨兵报告，在驻地的西北面发现了敌人，距离他们还远，大约有200多人，正向平昌县方向走。当时连长一面用电话向在营部的教导员报告，一面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命令一排向前，三排向后，他带二排向敌人中间，将敌人冲断成两部分，逐一消灭。

这股敌人是田颂尧部曾南夫旅的残部，被红军打败逃命至此，敌人本来就疲惫不堪，像惊弓之鸟，做梦也没料到会突遇我们，结果未放几枪就一个个跪在地上投降缴枪。“我当时也不知道害怕，挥着大刀就跟着大家一起冲出去了。我冲到一个敌人面前，将大刀一举，大声叫缴枪，敌人就乖乖地把枪交给了我。那个敌人块头比我大，个子比我高，可是他还是乖乖地把枪交给我这个小兵了。这说明敌人当时有多狼狈，呵呵，残兵败将真是不堪一击！”说起这一幕，李章凡得意得直笑，半天没合上嘴来。

李老说，那次战斗，从开始他们冲出去到全部结束只用了半个小时，打得真痛快，200多个敌人，其中有一个营长，两个连长。除打死的外，没有跑掉一个，共缴获100多支步枪，两挺机枪，那次战斗我们连也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缴的那把枪是汉阳造，连长当时就发给我了。经过那次战斗，我们全连人人都有枪了，再也没有徒手的战士了。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和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四川各路军阀的统治利益。红军不仅打得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焦头烂额，溃不成军，而且造成了“赤化全川”的战略态势。红军西抵嘉陵江东岸，如跨江而进，可横扫岷嘉流域，控制川西平原，直逼成都，东至万源地区，进而可据下江东的万县、夔门，端掉刘湘老巢，扼住全川咽喉；沿长江而上，则涪陵、重庆亦岌岌可危。因而，各路军阀如坐针毡，成都和重庆的豪绅巨商、达官贵人，纷纷转移资财，逃往武汉，全川为之震动。盘踞重庆至下江东一带的刘湘，眼看田颂尧快垮了，杨森快垮了，刘存厚完蛋了，红军再打下去，势必轮到他头上，覆巢之危就在眼前，岂能坐视不管？

1933年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成都，将四川军阀部队编为六路，分布于川陕苏区的东、南、西周边地区，准备以绝对优势兵力对红军发动进攻。

▲刘湘

参加六路围攻总兵力共110个团，约20万人。另有空军2个中队，飞机10架。从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1000余里弧形线上形成了对川陕苏区的合围态势。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川陕苏区的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反围攻作战方针：采取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不断杀伤、消耗敌人，削弱敌人进攻力量；抓住敌人的弱点，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反击，各个歼敌；对退却之敌，实施大纵深迂回战术，分割包围，速战速决。

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红4军、红9军、红33军及红30军2个师共20余个团，布防于万源、宣汉、达县一带的东线，抗击刘湘精锐部队和刘存厚的第五、六路军。

由副总指挥王树声、30军政委李先念统一指挥的红31军、红30军的90师和红9军的27师等10个团，布防于北起广元、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以北一带的西线，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军。

另以红30军2个团置于通江与旺苍的边境监视陕南敌军之行动。

从1933年11月16日敌人开始发动总攻，至1934年1月中旬的两个月内，红军东西两线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人进攻，共毙伤敌人1.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期总攻计划。1933年12月至1934年春季，红军节节胜利，使敌人的第二期、第三期总攻计划相继破产，再次付出了3.5万人的惨重代价。

1934年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会议，制定了第四期“剿匪”计划，共投入兵力140余个团，再次向川陕苏区发起进攻。

“我们红四方面军决定从西线敌人左侧依托巴山进行反击，首先打击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成功后转入反攻，由北向南横扫西线敌军，然后转进东线。东线的红军在万源至通江一线有力地阻击了敌人后，撤到根据地后方，纵横仅一、二百里范围。刘湘集结了总兵力的五分之四，约80余个团，10多万人压向东线，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7月上旬，我们红四方面军决心实施‘万源保卫战’，决定从东线开始反攻。西线将敌第一、二、三、四路军钳制于原地，利用万源附近有利地形，以少数部队坚守防御。主力在二线休整，以备反攻。”李老激情难抑，大声地告诉记者，7月11日，“万源保卫战”打响。

▲万源保卫战纪念碑

“当时，我们红9军和红4、红30军各一部退守万源以南一线阵地，巧妙地利用这一带山势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依山挖堑壕，设障碍，准备大量滚木擂石，严阵以待。16日，川军向万源东南、西南大面山及川西之南天门发起猛攻。红军依托有利地形，以短促而激烈的火力和滚木擂石给川军以重大杀伤。8月初，刘湘见久攻不克便颁布重奖严惩例，许以3 万元作为夺下万源城的赏金，并宣布擅自弃阵者军法从事。由此，更加艰苦的拉锯战开始了，敌我双方轮番冲击，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所在的连130多人打到只剩下35人，而连长在一次抱着机枪反冲锋中身中9弹，当即牺牲。我们接过连长手中的机枪，个个杀红了眼，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直到将敌人打退下去。”李老说，也就是在有名的“万源保卫战”胜利后不久，他因伤被组织安排回家养伤。对此，李老感到特别地遗憾，因为离开队伍卸甲回去养伤就与红军成了永别——1934年12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川陕苏区机关、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先后迁至旺苍坝（今旺苍县城），广元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西渡嘉陵江长征的集结地与战略出发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广元开始长征。

建国后，李老被组织定性为“失散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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