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后行，知行合一，先行后知。无所谓谁对谁错，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尽一样，但实际上事物深层状态下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这里的「不变」指的是宇宙运行的固定条理，不由人的个人意志而转移，即「万物归一」处的那个「一」。

先知后行，给俗世被名利欲望所牵制的凡夫提供了一个「近道」的入口，先明理，认识事物，不断扩大认知范畴，从行为的引发根部进行自我塑造，进而引导行为举止不做出格之为。

知行合一，为那些有志于圣道的人指出一条便捷的通道，虽说至简至易，然而实际上落实起来却是相当困难，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淘汰掉了那些志不切的人。

先行后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渐行渐知，从切身感受上慢慢悟入，指导生活不脱节，不脱离天理，做事不违背天地良心，如此亦能不断与圣境对接相印。

对于「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讲，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都与对哲学本质论的回答密切相关。朱熹主张「理在气先」，把「理」作为万物的本体，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与之相应，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本质在于把握事物里面的「理」，不断地「格」物，便会知「理」，于是也就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与「格物致知」论相应，朱熹对「知」与「行」的关系也有他的独特看法，他的观点是：第一，知与是不可分的，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第二，「论先后，知为先」，即知得才能行得，穷理才是致知。先要有对于理的认识，才可能按照理去践行；第三，「论轻重，行为重」，即人在把握理，知晓圣人德性相对是比较容易的，而有了理，有了德性之后，道德践履才是重点，如果只停留在知，而不去践履，就没有用，等于是无知，所以要人们应该努力去践履道德。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实际上是在他的「心学」本体论基础上提出的「知行观」，他提出「致良知」的基本观点，认为「良知」是先天地存在于个体中的，而「致」「良知」的过程是自觉的，也是自解的，在他看来，知行是一回事，不能一分为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是第一。第二，王阳明认为，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良知是人行为的指导，而只有依照良知的要求去行动才是真正的致"良知"的工夫。第三，王阳明一方面强调了致「良知」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又重视致「良知」的功夫，两者要统一，即「知行合一」，但是，他虽然解决了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的弊病，但却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完全否定了认识、知识的客观性，把一切都归于个体的「心」，彻底的主观主义。

王夫之是在他的「心论」的基础上来论述知与行的关系的，他认为：「仁义者，心之实也，若天之有阴阳也。知觉运动，心之几也，若阴阳之有变合也。」这即是说，「心」先天具有的仁义之性，「心之实」是主要的，而「心之几」，即「心」具有的认知能力、能动的反映能力是次要的。根据这一基本观点，王夫之认为，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观点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都有缺陷，因为他们在知行的关系上「立一划然之秩序」，而表现出「惮行之艰，利知之易，以托足焉」，其结果是「异尚而同归」，而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观。

王夫之的观点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这是说，作为天道之「诚」与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结果的「明」是相互资借，互用而为为体的，知与行相互作用以实现其功用的。诚与明、知与行的功能各不相同，而正因为有分别才有互相作用。他还说：「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很显然，「知」虽以「行」为功，但「行」并不以「知」为功，这是在强调「行」具有第一位与目的论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的一种超越，已经超出了纯粹德性与德行的道德认知问题，在广义认识论的范围里肯定了实践的决定作用，有积极的意义。

感谢师友的邀请，员外对三位大师的学术没有系统的了解，他们的分歧可能是知行意义上的不同造成的，这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学问的根本要落实到自身，这三种观点，可对应三个阶段，我们看自身修学处于什么水平，再去选择努力的方向。

一行先知后:行人尚不明白根本，所以需进行各方面的理参事为，虽然是盲目的笨功夫，但也有好处，一旦豁然，后面就容易了。这对应一部分不爱探究知识，但却喜欢做事的人。

二知先行后:先见到根本，然后再事功一保任。员外认为很重要，没有这一知，你行起来就会迷惑。我们看到大部分人都是有所喜好，不是执著于名，就是执著于利，在行上出不来，原因就是知不够，没见性。也有知到了，但一行又迷失了，这也不行。所谓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仁守之功就是力行不怠，才能做到君子时中。颜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一善就是知，弗失就是行。学人试问自己做到这一步了吗？

三知行合一:上面见性之后，又经过很长时间的行上的磨砺,周公坐以待旦就是这样。有人讲周公忙公务到天亮，那就太小看圣人了。实际圣人也是朝夕不替，所谓可离非道也。这样，到最后，事无则万象咸空，同归于寂;事来则一灵炯炯，寂寂又惺惺。一知即行，一行即知，终日无事于心，无心于事，知行合一也。

以上是员外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谢谢邀请！我是这样理解的:先知后行，是对中下乘人，即根性劣的人而说的，要求懂得道理以后才真正去落实。这种人用心正，相辅相成，也渐次即经过次第也达到上乘根器。知行合一，是对上乘根器的人而说的，他已经破了无明，见到本性法身，次第即行布圆融在一起。是上乘的人的修行方法，也叫无功用道，直趣圆满觉路。行先知后，这是指缘觉，辟支佛，遇到外面环境，他自然而然就明白道理，这种人应该是续愿再来的，在社会上教化众生，但引导诸众随根性以示渐次或圆融的修方法，相辅相成使众趣向觉路。

谢邀。

这几个人的知行观其实不难理解，许多人只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讳莫如深。

先来说说朱熹，这个人的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格物致知」，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惠施，认为任何人只要能够穷尽万事万物之原理，就能归纳和推理出天道，就可以成为圣人。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古圣推知天道，是通过天文观测和地理观察得出来的，而不是支离破碎地归纳万物得出来的天道。因此朱熹所谓「先知后行」从方向上就没搞对，把后人的思路都带歪了。

后来陆九渊受朱熹误导，搞得更离谱了，他认为古圣推知天道，不是靠读书，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书的。也不是靠格物，因为人人都能格物，为什么只有圣人才成为了圣人呢？陆九渊认为，圣人在没有书也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就能知悉天道，那么一定是他们的心智有特异功能。这就是异端邪说了。

再来说说王阳明，这个人其实很笨，他其实是学孟子学歪了。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为什么会失去良能和良知，从而变得不仁不义了呢？孟子认为，是人长大之后失去了赤子之心，失去了纯朴的本性。但是，孟子并不认为小孩子就是圣人，更没有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因为受陆九渊的影响，直接把陆九渊的那一套移花接木的嫁接到了孟子的思想上。进而主张，存在一个先验的心之本体，这个心的本体，不善不恶，凡是能觉悟这种心之本体的人，就是具有良能良知的人，就是圣人。其实，哪里有什么心之本体，全是王阳明凭空臆测的。后来，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学习了王阳明心学，就是知行合一，就能成了圣人。以至于再粗鄙的人，只要学了王阳明，干啥都理直气壮，狂妄自大。

王船山才是真正的大儒、真正哲学家。王船山强调的是一种实践哲学，他对朱熹和王阳明进行了否定，突出实践的优先地位。他说，「行而后知有道」，而且认为客观事物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不能认识是因为没有「行」，没有实践。后来，毛泽东把这一思想总结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毛泽东思想对王船山哲学有著传承关系。王船山的思想非常可贵，结束了宋、明两代文人错误的知行观，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对后世意义非凡。

「先知后行」，能把事情做好，不会的事情，应先问人、学习；「行先后知」，是从实践中取得知识的态度，比如有的人学历低，但会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在实践中取得的；「知行合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提高。

知行，本来没有分开，没有对立，没有分别，没有先后，没有绝对的彼此。

知行本就合一。一切本自合一。

各种理论都没有错，只是错在人们的分别。

对于不同偏颇的世人，真理才自然相应化作各自不同的方法应对、拯救、展现、自然演示真理法。

对于不合一者，故说合一法。

对于说先行后知者，就表演先知后行来纠偏。

反之亦是。

各种非真理现象，以及各种真理表现的现象，他们所有都是一体，都归于自然的变动。

内在本质实质实则没有先后，不可分。

知行合一包括了先知后行和行然后知，知-行-知构成一个认识论的闭环，让知越来越明确，行越来越中节，这是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分析可参看我号内文章，传习录有论述。

在后天的角度去窥道，，什么是大圆满？在座回答的问题就是以阳易阳。送十个字给诸位，道一，二心，得三，立四，行五。在送一句，后者学儒高上看，不知儒家教下来。以后代圣的学问别做了，王阳明得三就是全人也太看不起这文化了，他晚景还不是被因果害了。立起来了就不要那么多事。

改造自然的三个阶段，知行是习惯经验，行知是认识学习，行知是总结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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