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体制改革解决不能腐的问题

董亚炜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如何让现在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能腐的问题。

一、制度建设与不能腐的有效机制

所谓的不能腐是我们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从源头上防止权力滥用的问题，将权力关进位度的笼子里。我们在上一讲谈到了反腐败的根本取决于我们掌握权力的人的一个党性，包括党的宗旨意识。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他掌握的权力非常巨大，而这个权力又不受监督，结果是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即使一个人的党性意识再强，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如果这样的一个权力没有监督，不需要对权力负责的话，那这样一个权力就极易导致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中国共产党员可能会经受得住生死的考验，但不一定能经受得住权力、金钱、美色和利益的诱惑，从这个角度而言，制度建设就非常关键。

如何使制度建设成为权力的笼子，是我们反腐败过程中治本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反腐策略，中央领导提出了从不敢腐到不想腐再到不能腐的这三个步骤。而不能腐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中央领导、中央纪委也提出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让法律制度真正地成为一种具有根性约束的制度。党的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制度保障，但是党的制度建设，包括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它是一个涉及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党内党外的问题。

我们为了规范党的权力的运行，中央纪委、我党出台了很多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范了出国出境的办法、公车使用的一些办法、规范了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的制度，我们切实解决并规范了一些享受标准待遇的问题。这些问题、这些法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权力过于集中成「一把手」腐败重要因素

但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些法律的制度，党内规定的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起到约束权力的这样一个作用？这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体制，这个体制是邓小平当年在1980年8月18号，党和领导制度改革中尖锐提出的党的领导体制的问题，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尖锐地指出，他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变成了个人的领导。」

现在反腐败的这样一个案件中，对反腐败案件进行一个分类整理，这个腐败贩子往往是「一把手」或是在「一把手」期间犯的事，这说明一个问题：「一把手」的权力如何进行监督？「一把手」的权力过大，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很多的官员也反映，我们目前对于「一把手」的监督往往存在权力大而监督弱的问题，制度多而针对性不强，主体多而效果不佳的问题，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责定位和体制机制还存在不适应的因素。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纪委书记或纪委派出机构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反腐败体制中的一个难点和关键性的问题。

当然，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这样一种强力反腐的条件下，中央纪委对纪检体制也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调整。

比如双重主体责任的问题，所谓的双重主体责任是党委负第一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再如，我们对纪委，尤其是纪委人员的产生也作出了调整。比如由原来单纯的地方党委决定任命变为现在又上级党委和地方党委同时决定这样的一个体制的调整。

同时，我们也对纪委的派出机构作出了一个调整。如原来派驻的纪检组长都是驻在部门的党组成员，要在党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往往有些纪检组长分管很多的业务，这就产生了纪委的职责和其主体责任不清的问题。针对这样一种现象，现在很多地方的纪委，包括派出机构都明确了自身的监督职责。如派出机构不再分管驻在部门的业务，主要履行其监督职责。从目前的这样一些纪检体制的调整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如纪委由上级纪委来任命的话，在很多程度上可以解决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问题，但这样的一些体制的调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一把手」监督的问题。

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仍然存在著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太难的问题。纪委书记监督同级党委书记太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根本的体制的一个问题。

三、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这个问题可以跟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天2月17号在中央党校省部班上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跟大家结合起来。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贯彻的落实中提出了说，我们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那特别谈到了，何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其中谈到了我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这个执政的问题，其意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一）提高党的民主执政水平

何为民主执政？这个民主执政是要解决好我们人民群众在我们党的权力行使过程中如何参与决策权，如何行使监督权，如何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我们今天「一把手」之所以发生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的「一把手」权力太大，这个「一把手」的权力往往集中体现在决策权的形式上，虽然中央对地方党委的工作作出了很多明确的规定及要求，如三重一大的权力，要上党委会，有些地方要经过全委会的表决，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往往缺少真正的人民的参与。党的决策权，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决策的权力，往往没有民主的过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的这样一个制度下，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或集中缺少了民主这样一个基础与环节。老百姓经常说，领导干部或「一把手」，他想听大家意见的时候，他就可以听，他不想听大家意见的时候，或大家的意见与领导干部的思路不一致，甚至这个决策与领导干部个人的私利不一致的时候，领导干部就可以不听大家的意见，人民的权力没有制度的保障，人民的权力没有客观上对我们党的决策权形成一种监督和制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体制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探讨一种决策、监督、执行，适当地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这样一种机制，只有从根本上使决策权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领导干部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才能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领导干部的决策或党委的决策才能真正地在阳光下进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个地方的决策有没有体现个人的私利，有没有腐败的行为，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向社会公开。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虽然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条例，但没有很好的跟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与人民参与的决策结合起来。

在现实中，很多腐败案件是由于人民权利的缺失所造成的，包括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一个地方在上一个项目的时候，如我们进行PX项目的时候，为什么这样一个项目在很多地方不断地出现？如在江苏启东发生了，在云南昆明也发生了，在四川成都也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现象不断地发生？为什么群众对于政府的重大决策不认可、不满意？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民群众没有真正地参与，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充分地被当地的党委和政府所吸纳，这是一个民主执政的问题。

正好9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60周年的纪念讲话上也特别谈到：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充分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价值理念。总书记也特别谈到了，何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不像我们经常在现实中看到的，有的官员问人民、问记者说，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存在的理念，我们党存在的宗旨，我们党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让人民真正地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社会的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党委的决策权可以很好地或应当可以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跟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很好的结合。

在这方面，地方做积极的探索，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当然你要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要让领导干部具备民主执政的能力。民主执政，这是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它与传统的党在革命年代的执政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传统的革命年代，我们往往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的方式。在计划体制时代，我们也往往采取一种全国一盘棋，指令性计划的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个计划体制条件下，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动作出的安排。当然，今天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民的利益更多地要通过市场，人民利益的表达更多地要通过社会来完成，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地调整，政府要想很好地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没有很好的渠道、很好的制度、很好的机制来得到表达和保障。

当然，我们党今天在这方面也在做大量工作，根据中国特色不断地探索一些新的机制，如我党传统的信访体制，我们党所探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如何保持一种经常化的直接联系的制度。我们如何探讨一种人民群众既要有选举权，同时也要有决策权，让人民群众真正地享有一种比西方民主国家更高、更发达的民主权利，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工作去做，这是一个民主执政的问题，这更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从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从源头上使人民群众真正地对我们党的决策权参与进来，使人民群众对我党的决策权进行客观的约束和制约，我们党委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问题，包括政绩工程、非科学决策、损害群众利益等这些权力滥用的问题。所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首先要做的是考虑到群众民主执政的问题。

（二）提高党的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个方面，如何使党委政府依法执政的问题，在最近9月5号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特别谈到了一个新的提法，我们的政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不能乱做，法律明确规定的，一定要去做，这是一个依法执政的新理念，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什么是最高标准？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是政府行为的最高标准，所谓腐败的问题，所谓权力滥用的问题，一切都应当以法律作为标准。依法行政，这是一个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或最低的要求，因为法律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法律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民主程序，经过我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体互动的条件下形成的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把法律放到第一位，克服我们以前存在的权大于法，克服我们以前存在的领导的个人意志大于法的这样一种权力滥用的现象。

邓小平所说的，何为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不以领导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何为制度？制度是对领导人的意志有硬性约束的这样一个制度，而法律它是这样一个制度的最高体现。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权大于法，领导的指示大于法，往往是腐败、权力滥用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和原因。今天发现的很多腐败案例，都是领导人没有完全地按照规章、制度、法律来行事，没有一起腐败案件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当然这对我国的法律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个法律是否具有针对性，这个法律是否具有操作性，这个法律是否能体现人们的根本利益，这个法律的制定过程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是遵循了法定程序等，对我们的法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不管怎么说，依法行政是我们党今后要坚持的一个很重要的执政理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是反腐败的一个根本的重要措施，从治标到治本是我们最重要确立一种很好的制度，而这种很好的制度就体现为一种法律。

所以，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对中国的制度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上实现党和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条件下，对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反思下，我们一定能确立一种很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确立一种很好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能很好地解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基本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治本之策，绝对不是自我变质，绝对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具有清醒的意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权力一定要受到监督，权力要适当地分权，人民要行使民主权力，民主要有选举，选举要有竞争等这些一般的规律，但同时，大家也要注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必须把握好我们前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习总书记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讲话中特别谈到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我们的目标，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前提和目标，包括我们的方向丢了，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总书记说了，发挥我们的优势，包括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把我们的优势搞得没有了，不是要把我们的优势变成劣势，更不是要把我们的优势丢了之后完全地套用西方国家的体制。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总书记在这一次60周年的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谈到了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确立了一个既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制度，同时我们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又具有坚强的领导。我们在发展民主的时候，我们不能群龙无首，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权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障人民的决策权，我们还要保障人民的民主管理的权利，我们还要保障人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色的发明，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政党，或西方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把群众路线从理论、实践、理念的角度贯彻得这么好，群众路线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理念是我们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党的政策中，参与到我们党的民主管理过程中，在这方面，从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现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都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价值理念。

我们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要充分地发挥好党的领导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在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地方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探索，比如地方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可以邀请人民代表直接参与党委会的一些决策，比如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创造了政治协商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方式，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人民群众进行商量，这是中国特色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丢掉。

第三个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合作下的多党制度。多党制度，其目的是要把全社会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之间的政党制度不像西方政党制度那样之间党争、倾轧、互相排挤、互相竞争，为了自己取得政权的地位不惜互相踩台，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为了社会的团结，当然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这一次王岐山同志为什么要去政协常委会作反腐报告？并且提出了欢迎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社会对我们政党的监督固然重要，但政党的监督却最为重要。

因为政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政党既然是政治组织，其组成人员都属于社会精英，他们比较熟悉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也比较熟悉政治运作的过程，政党的成员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同时也具有民主监督的能力，在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主行使的能力还不是很高的条件下，依赖于政党的监督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监督内容。在这方面十八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特别重视政治协商和协商政治的作用，但我们需要不断地给各个政党提供一种监督的平台。真正地让这些政党在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敢讲真话，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的保障，不至于说很多人担心的，我对这个执政党进行监督之后，执政党对我进行政治上的一种限制或是一种抱负等，那这些都需要对我们的政党制度不断地作出完善。

我们的这样一个体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要在发挥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前提下不断地进行完善，我们的优势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的优势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固步自封的，而是要借鉴世界上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经过我们的吸收为我所用，这一点中央、中央领导的思路也是非常明确的，如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反思苏联的当时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很多历史经验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没有法治的这种行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这一次总书记讲话中也谈到了依法执政首先是要依宪执政，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其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但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断地要进行制度的完善，在今后的执政中，包括我们党在今后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事业中，我们也要不断地探索依宪执政、依执治国的具体渠道，真正解决违宪的问题。比如一个镇政府真正地违反了宪法，一个地方政府真正地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这个条件下怎么办？真正地怎样把宪法作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来行使领导，这都是新问题。

与此有关的，我们还要探索怎么样保持司法在党的领导下的独立权力，很多官员的腐败行为，包括很多地方政府乱作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法律的约束所造成的，那政府在触犯法律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样对政府行为作出约束，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体制问题，这是民告官的问题，现在很多具体的行政诉讼中，很多行为，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地方司法部门是无法对政府行为作出干涉的，不仅没有办法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作出规制，而且往往是地方的司法系统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往往地方的司法系统都是在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我们都经常看到的，到地方去调研的时候，无论是拆迁，还是发展，还是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往往政府、司法都是一体化的，司法没有正确地行使自己的司法职能，反而是在替政府完成地方政府规定的发展的任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司法体制上进一步地完善。

再如我们如何处理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包括对官员的监督，以及他与我党的组织部门，和我们党对干部领导的问题，如何使地方人大选出的官员真正地对人民代表负责，真正地对人民代表承担责任，那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大家经常都认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橡皮图章」，为何会这样？地方代表的很多权力往往是一种走过场的行为，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比如人大代表真正选出的官员往往都是党的组织部门，甚至是党的「一把手」，内定的，人民代表也是一个工具而已。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谈到了如何保持或维护人民代表大会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权力，也需要我们从机制上、体制上不断地作出完善。总之，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从政治体制，尤其是我们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这样一个角度进行改革，从权力的源头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反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治本之策。

腐败的产生，权力之所以得到滥用，是因为权力从来源上没有对人民负责，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同时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大胆地借鉴、吸取西方民主体制中的一些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般要素，如前述的，选举的要素，我们如何让人大代表，包括让人大代表真正地在人大机构中行使其选举权，这也是很重要的。只有真正的选举，官员才能真正的压力。

如果一个地方的市长，他想当这个市长的时候，他要对地方的人民代表进行演说，他要争取地方人民代表的认可，那他就要做大量的工作，如一个地方的市长在一个地方的任期之内，你干得是否好，你能否继续在这个地方干，那时候不是我们的组织部门说了算，而是人民代表说了算。人民代表真正地行使自己投票的权利，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们的领导的眼睛就不能仅仅盯著组织部门，就不能仅仅盯著上级，甚至不能通过一种权钱交易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取自己的官职，他就应当考虑最多的是我怎么样好好地去干工作，我怎么样让人民代表满意，我怎么样为一个地方的人民，为一个地方的发明谋取最大的利益，从而获取人民代表的支持，这种选举的方式是民主国家的一种较普遍和先进的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需要探讨和借鉴的，这些方面都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官员不能腐败的问题。

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除过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要从源头上解决腐败的问题，是要很好地去探讨、去研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今天的腐败案件表明，大量的官员的腐败都是在市场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如一个地方城市的发展，一个地方土地的交易，一个地方投资项目的立项，一个地方市场竞争过程中政府官员所发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在政府与市场的管理中，我们政府的权力没有明确的边界，政府的权力在资源的配置中仍然起著关键的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应当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的职能如何科学地定位，我们如何建立一种真正的公共服务的政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如果说这些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就很难解决从源头上权钱交易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利用公共权力来为个人谋取私利的问题。我在前一讲讲了，如果一个人的党性意志薄弱，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的时候，那他显然就会做出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当一个人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的时候，资本家就会冒著杀头的危险去追逐高额的利润。」如果今天不真正地建立一种政府与市场之间明确边界的这样一种法治政府或真正地确立一个明确的市场定位的政府的话，我们也很难从源头上杜绝官员腐败的问题，这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比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如何发挥有形手的作用问题，有形手的作用是不是就等同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控制，比如政府现在对土地的这样一种垄断，或土地作为政府的一个基本要素，有没有市场化的可能。再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如何实现对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监管的问题。今天的人民群众对央企的这样一种群体，对一些重要的行业，如石油、煤炭所产生的腐败问题，大家引起了高度关注。我们今天查办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涉及到关键的一些行业，如石油、煤炭等行业。那对这些行业，政府如何监管，这些行业是否可以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这些行业能否有竞争，这些行业的竞争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来确立？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政府的腐败、官员的腐败就很难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再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我们的政府如何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的问题，有的人经常说原来计划体制的时候，有些部门的权力还不太大。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了，有些部门的权力反而更大了。有的人说，正是因为这些部门的权力太大，所以才会不断地产生腐败分子。如我们今年看到的，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出现了很多被抓住的一些老虎，都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部门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反而扩大的一种结果。

从这些角度来看，在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的话，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就很难经得住利益的诱惑，我们的政府就很难变成一种真正的公共服务的政府，我们政府就很难变成一种把老百姓的民生放到第一位的政府。当然，这些问题对我们都是一种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现场经验的体制，这对于我们党的改革，对于我们党的执政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总之，如何解决官员不能腐的问题，它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治本之策的问题，那这个治本涉及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领导体制的问题，我们只有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领导体制各个方面逐步地探索，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才能最终构建一种官员不能腐的这样一种制度保障。根据反腐败从不敢腐到不想腐再到不能腐的三个环节，其实它是涉及到中国的改革，中国政治过程的各个方面，从不敢腐，体现的治标的策略，到不想腐，体现了我党的宗旨意识和我们党的先进文化的建设，再到不能腐，体现我们的制度建设。从这些方面可见，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反腐败是我党，是我们一代一代的领导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关反腐败的问题，我就探讨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