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制度、体系、模式剧烈变化调整的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经济困局，恢复经济增长，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变革手段。新的技术发明、新的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变革、阶级政治力量的角力互动等原因使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2014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正聚焦于此。

（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走向

当前，资本主义正处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成为国内学者共识。而如何认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何判断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2014年成果颇丰。

首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除垄断性以外，还兼有全球化、金融化的特征。李国平等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财富创造方式的趋同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并且在后二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如何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刘元琪认为金融化的全球垄断本质是金融部门借助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将全球一切经济因素引入金融市场，逐渐控制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经济领域的利润的生产和汲取。户晓坤总结了从列宁到奈格里等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对于金融资本研究的逻辑及其异同。他认为列宁是从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来研究金融资本，以「帝国主义」来表述其瓜分世界的本质。然而，以奈格里为代表的学者试图以「帝国」这一概念来说明金融垄断资本瓦解民族国家边界、对于世界以及人心的巨大征服力量和渗透能力，去中心化的「网路权力」、「混合构造」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从而在资本逻辑的背后寻找新的全球计划的可能性。

其次，从80年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特别是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剧烈冲击，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特征。程恩富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为发动金融战争和掠夺财富而形成了新型高度垄断格局。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华尔街垄断财团大规模掠夺财富的手段，甚至美国政府也被其操纵通过反复救市而掠夺普通民众的财富。刘元琪以列宁对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为基础，论述了金融资本在上述五个特征的新发展，即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加强、资本输出变为双向、金融内在的不平稳性以及危机趋势以及金融资本的部分技术性和历史意义。马锦生通过分析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实现机制和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揭示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所导致的债务经济运行机制不具有可持续性。2008年的危机会促使美国经济进行一些结构性转变。齐兰等学者认为危机后，垄断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国际直接投资短期受挫；美国启动金融改革，再工业化战略初见成效；美元回流循环出现下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下降。今后其变化将会呈现三重态势：一是垄断资本全球化态势将长期存在，垄断资本区域化逐渐加强；二是过度金融化现象有所遏制，金融化与再工业化及经济实体化同时并存；三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开始削弱，国际货币多元化态势增强。此外，李滨等提出跨国生产和跨国金融替代了传统的民族的生产和金融是目前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以此为基础，他们总结了全球的政治结构的一些新变化。如：当今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是资本「帝国」，世界统治是其重要特征；跨国垄断资本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的改造者、调节者、利用者，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跨国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带来了全球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

另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研判。张晨等通过厘清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二者的关系，说明了「黄金时代」后，资本主义试图建立一种更有效资本积累体制的失败。此种失败充分体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社会主义成为其唯一的替代方式。朱安东等基于阶级分析的视角，分析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走向，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大资本将进一步右转，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王湘穗通从世界体系的角度，阐述了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他认为随著美式体系的衰落，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不再是中心---边缘结构，而是网路式结构，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状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劳资关系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孙寿涛认为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历数量上的历史性增长的同时，其内部构成也经历了一轮「信息化重组」。随著「黄金年代」时期形成的以「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解体，二战后「黄金时代」劳资关系体制的「协调」特征逐渐消逝，资本与劳动之间日益表现出疏离和 「离斥」的特点。董晓杰基于法团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工会的兴衰。他认为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的法团主义模式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转变，是美国工会制度环境恶化，工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既是「中产阶级」逐渐消亡的时期，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出现局部复苏的时期。宋丽丹指出虽然「黄金时期」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终究暴露了它的绝大多数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这一研究反驳了「告别工人阶级论」，说明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成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姜辉指出由于受「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表象蒙蔽，全球化条件下工人全球流动和全球分工的影响加之工人阶级构成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工人阶级出现了逐渐「消失」的假象。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体。同时，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正在经历著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经受著难以形成明确的阶级认同、阶级意识；难以形成强大的集体组织和行动能力等问题的挑战。童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出现了局部有限的复苏，并表现出新的特征，如：工人阶级归属感逐渐增强、联合意识日益凸显、抗议行动逐渐升温。其原因主要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梦逐渐破碎；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的理念遭到质疑以及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积极应对推动。此外，宋丽丹认为目前世界年轻人口数量较大，经济地位普遍较低且无保障，更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因而他们的反抗也更为普遍和激烈。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青年抗议浪潮具有抗议浪潮的斗争矛头直指金融资本和信息技术青年抗议浪潮中的作用突出两大特点，而各方政治势力对青年力量的争夺可能决定了此种抗议活动的最终走向。

此外，有学者关注到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及其劳工抵抗所发生的一些改变和新趋势。例如，邱林川讨论了富士康劳工问题、网路劳工抵抗、「21世纪奴隶制」及其内在的新三角贸易结构。他认为科技发展不一定意味著社会进步，劳工研究需要以史为鉴，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还须重视消费，特别是虚拟空间里的生产性消费行为。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研究

福利国家或者福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模式，其内涵特征、新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成为今年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是认识福利国家改革内在逻辑的关键变数，随著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理论无法较好地解释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冉昊通过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和「雇主中心论」的逻辑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提供了制度上的解释，而「雇主中心论」则进一步连接起了政府和市场，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北欧的福利市场经济模式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极具研究价值。刘玉安等认为虽然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遭遇了危机，但是其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北欧模式的持续性是由于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

此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福利国家或者福利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存在著的各种问题和缺陷。赵聚军认为由于部分国家不顾福利刚性和政府实际的财力限制，为了选票压力使福利水平脱离国家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议民主制度下的福利超载现在日益严重。「拉美化」现象是福利超载与民粹主义双重夹击下代议民主缺陷的集中爆发；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一矛盾的再次爆发。冉昊基于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总结了福利国家改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即：福利扩张和民主制度之间的悖论；阶级冲突和二次分配之间的消长；全球化带来的规则趋同性和资本主义内部差异带来的制度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沈跃萍认为发达国家以综合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再分配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不公平的发生和扩大。福利制度这个社会安全网没有使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化减轻反而愈加严重。彭姝祎的研究揭示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在于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建立一个优先考虑劳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伴随著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福利国家在经历了30 年迅速扩张后陷入多重困境，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它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巨大挑战，在各种批判和反思之后进入了调整改革阶段。福利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孙涛的研究认为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管理模式和资金支出结构有所变化。在未来「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正逐渐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转变。改革后的福利国家具有了更多竞争性、分散性、选择性和多元性。梁誉的研究阐述了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给付模式的变化：由于20世纪末以来，欧洲福利国家存在著较高的失业率、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不断增加的财政负担，各国重新审视了现金给付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逐渐从「高现金、低服务」的传统模式变为「社会服务导向型的」新型社会给付之路。这种革新的本质是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新定位，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共生」与互动。

（四）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

资本不断积累的逻辑内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限的资本积累与人们对于优质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存在著天然的冲突，自然环境逐渐成为资本持续积累的又一重界限。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特质，资本主义自身似乎并不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李娟基于近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双向度掠夺。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之中的全球扩张现实。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市场、技术、道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建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卢现祥等指出建立在资本主义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基础上的高碳「技术—制度综合体」是导致人类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根源。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做出了非物质化和技术层面的努力，但还是难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能力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

碳交易市场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碳排放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然而，谢富胜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碳市场切入，分析了其失灵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近几年来碳市场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冲击了碳市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本身就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必然包含著遏制资本积累的内容，而遏制资本积累的不现实性决定了碳市场的失灵。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同上述研究结论类似，靳晓春从「罗德戴尔悖论」入手，揭示了环境污染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价值积累与自然条件再生产的不平衡。当前所提倡的污染排放权交易实现的是资本对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和私人财富的增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但污染排放权交易无法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

总体来说，本年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丰硕且多样。除了上述四个主题之外，学者们还从地租、空间理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孟捷、龚剑以「阶级---垄断地租」为核心总结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并将其与垄断资本学派，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分析路径进行了比较。庄友刚总结了当代空间生产展示了新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异质化、特色化、高技术化、生活化以及市场化等。还有一些学者总结了马克思关于城市化的思想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逻辑，他们既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实现城市化以及城乡融合的实践方案，还主张需要将城市发展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加以研讨，并从空间生产、资本积累、集体消费等多重视角阐释城市社会运动和阶级矛盾的根源，力图解释当代城市发展的规律。

虽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规律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上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学者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多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思考与研究却并不多见。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新技术对劳动的组织形式、资本的积累模式、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等的影响，如何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揭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本年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既有从整体考虑，揭示资本主义特征、整体运动规律和走向的文献，同时也有用单个角度出发，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考察资本主义某国或某一种制度的研究成果。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分析方法，不应割裂开来。而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彼此兼顾。

再次，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经历了低迷之后，在近期已显著复苏，并且失业率也逐步降低。如何认识评判这一最新情况十分重要。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也应该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恢复的能力有所估计。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客观地评价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并对其变化形势进行密切地跟踪研究，而不是武断的得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结论。

最后，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社会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资本积累本身就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但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环境主义者所倡导的退回「自然的农耕文明」的应对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后现代」特征，事实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如何将关于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批判纳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去，是学术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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