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1958出生
1966-1971年(8-13岁)跟随母亲批斗扫街
1972-1975年 (14-17岁)高中,14岁养母去世,16岁养父去世
1976-1978年 (18-20岁)临时工
1978-1983年(20-25岁)顶替父亲进工厂养牛
1983年,大黑牛羊奶厂与回民奶食品总厂合并后,成为洗瓶工
1958年,牛根生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家时有5个孩子,牛根生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家里交公粮没钱,父亲狠狠心,把牛根生以50元卖给别人。
牛根生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养母当过国民党的官太太。
牛根生后来在回首这段岁月时说:当初跟养父母在一起生活时,吃什么总是分成三份,一家三口人1人1份,买东西也买成三份,这个习惯多年不改。「别人家的父母都是自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孩子吃。而我们家却不是这样。每天三餐,两顿窝头,一顿馒头。父母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很不解,委屈地说:隔壁他妈妈只吃窝头,不吃馒头。」「母亲瞪了我一眼: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家里一人一份的,该你吃的,不少你一勺,也不多你一碗。」她要是规定了我出去玩半个小时,那就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家。她比秒表还能掐时间。即使晚回去了一两分钟,那也要挨打。她打我前,还会问:该不该受罚?我说:该!马上就劈头盖脸一顿打。挨打时,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女人。后来,她就不打我了,改饿我。我正当长身体的年龄,每天饭量大得惊人,挨饿比挨打还要难受,饿得我头发晕,当时,只恨自己没有力气去杀了她。
在帮母亲做针线活时,小牛根生有时候会随便做好糊弄交差。她也不生气,只是告诉牛根生「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偷工减料就要重做。如果一次性做好了,就不用重新返工了。」后来牛根生的管理风格深受她的影响。
一件偶然的小事,也对牛根生的影响颇深,母亲给了他两毛钱,结果他慷慨地和几个小朋友分了一起花,这让大家一下子对他刮目相看,以后别人欺负牛根生时,这些小兄弟便会凑过来教训他们。「从那以后,我想办法让自己的钱与大家一起花,慢慢等我成了『孩子王』后,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懵懵懂懂中,感觉到自己似乎有价值了。」那个时候的牛根生,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家财」可散,然而,他的慷慨仗义,却在他的同龄人中广受欢迎。
由于养父母的背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8岁的牛根生父亲被当成「反动派」关了起来,而牛根生则跟著母亲没完没了地挨斗,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要陪著养母扫大街,一扫就是5年。
「文革」时,养母被拉去批斗。她当时已经病得很严重,牛根生就扶著她一起在大街上走。「当围观的人朝我们身上丢石子丢鸡蛋时,我只能慌乱地用手去挡。」 「再艰苦的岁月,我和母亲也一起熬过来了。我们一起吃过苦,却再也没有分享过幸福。」
当时母亲病得太重了,站都站不住,挨批斗时,小小的牛根生在一旁搀扶著——还是让同学看见了,这意味著从此班里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不高兴了,都会对牛根生又推又打发泄私愤,而年幼的牛根生只能蹲在角落里抱紧自己的脑袋倔强地忍受。
牛根生后来说:不还手是打不死的,如果一旦还手被打死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当然这不是说我就是愿意挨打或者挨骂的人,其实忍受挨打和挨骂是为了将来不挨打不挨骂。「那时我就想,我要努力学习,学习好总会有人承认吧!可是成绩好仍然代替不了家庭成分好,那时候我就只有一个理想,我该做出什么事情才能被别人承认、不被人欺负呢?」多年以后蒙牛诞生第一天开始,面对各种方式的竞争,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靠著这种方式牛根生才能生存下来,并还能长大。
牛根生是养母唯一的孩子,但并非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已经有了跟他前妻生的一个女儿,比牛根生大12岁。「后来听别人说,在我被抱养前,姐姐口口声声说,要是我进门就把我掐死。可当我进了家门,姐姐却欢喜得不得了,天天抱著我去这转去那逛。但这个姐姐也没带我几年,就进了毛线针织厂上班。」「母亲是在我14岁时去世的,14岁的年龄,并不理解她的离去意味著什么,只知道终于没人管我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了。当时,我曾高兴得三天三夜没睡觉。这也能看得出她管教我的程度是何等的严厉,但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只是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不懂事。没有温情、冷血,那时的她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养母走了之后,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继母对牛根生极为苛刻,却对自己的孩子娇宠备至。牛根生开始怀念养母,她所给予牛根生的爱不但伟大而且正确,她没有宠坏过牛根生,她让牛根生懂得了很多人世间的情理。大爱若恨,正是母亲的爱独特的表达方式。牛根生庆幸自己被她抚养,「一路走来,我越发意识到,她所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牛根生16岁时养父去世。从此牛根生彻彻底底变成了孤儿。
大黑牛羊奶厂
高中毕业后,牛根生干了两年的临时工,随后顶替去世的父亲,1978年20岁的牛根生父亲去世(父亲去世时工资每月46元钱),牛根生「顶班」进了父亲的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场,成为一名养牛工人,跟牛打交道,喂牛、挤奶,或者做所有和奶牛有关系的生意,一干就是5年。
这个时候,20岁的牛根生在社会上已经人缘奇好,而且颇具声望。「每天到牛奶场来的人中,有一半是找领导走后门买奶的,一半是找我的」,牛根生回忆,这群穿著喇叭裤的「时尚青年」频频出现,让厂长也急了,干脆把他从白班改成夜班。
渐渐地,愿意「追随」牛根生的不仅仅是那些小兄弟了,牛根生也成了女孩子心中的英雄,其中包括后来的牛嫂,众多女孩子中最漂亮的、对自己追求最热烈也是最忠诚的邻家小妹。多年以后,牛根生依然得意洋洋地跟记者炫耀:「当时追求我的女孩子有三四个,所以我老婆是『竞争上岗』的。」牛根生结婚时是条件最差的时候,没有父母,又刚参加工作,每月只有十八块钱。结婚的花费全部是借的债,根本没钱买新衣服。一开始,岳父岳母对这门婚事坚决反对,甚至上门砸了牛家的大门,准备结婚的新房窗户玻璃也全部被砸碎,最后,牛根生上门跪地相求,总算勉强拿到岳父岳母的「不管你们了」的「圣旨」。
牛根生早年的成长,离不开老厂长孙有亮。1981年,牛根生准备结婚。此时他的养父养母都已去世,「有一毛钱散俩五分」的牛根生则身无分文。距离婚礼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厂长孙有亮把他叫了过去,对他说如果有困难就说。年轻气盛的牛根生想都没想,就当场拒绝了。
然而,下班的路上,牛根生反复思忖,太需要钱了,其实很希望别人能帮助自己。想到不好意思直接回去找,便打了个电话给孙厂长,理由则十分坦率:对领导有看法,认为你借钱是假的。孙有亮听后,只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过来拿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保护牛根生的自尊,孙有亮就有意避开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私下把500元的存折交给了牛根生。「拿去用吧,看够不够,用完了你再给我存上就行了。」500元,当时他的月工资也就20块钱。正是老厂长对牛根生的这种信任,导致了牛根生对整个社会的信任,从心灵深处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
时至今日,每每提及此事,牛根生眼里总还闪著感动的泪花:信任是最大的无形资产。老厂长农民出身,共产党员,当过海军一个小舰的舰长。
1990年,年轻的杨文俊刚刚结婚,需要拿出4000元购买住房。就在举目无亲的杨文俊为此犯愁的时候,牛根生给他送来了2000元钱。「要知道,牛根生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少积蓄,这2000元钱是他一大家子省吃俭用省出来的。更何况,以我当时40元的月收入,他简直看不到我在短期内还钱的可能性。」受此影响,后来的杨文俊本人也成了一个关心下属的散财者。
对此,牛根生认为,他因为一个简单的「报答老厂长」的动机,最后不仅报答了全社会,最终也「报答了」自己,老厂长是引导他步入正轨的领路人。
1983年,牛根生因打群架,被派出所关了64天。「当时所有的小混混干过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干过。」这一年,牛根生有了女儿。
1983年,孙有亮领导的厂子与郑俊怀领导的厂子合并后,孙有亮退休。
伊利生涯
郑俊怀出生于1950年9月,大学毕业后郑俊怀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市农业局工作。1980年1月,他出任呼市奶牛公司招待所所长。在招待所任职期间,郑俊怀灵机一动聘请了一个外地炸油条的师傅,经营起吃油条喝鲜奶的生意,结果招待所门前天天排起长队购买油条、鲜奶,郑俊怀为招待所月赚2万元,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个不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