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議“貧窮的哲學”，中國先賢並不讚美貧窮

有人說：中國先賢多讚美貧窮。例如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以後，思想家、文學家、詩人，更多有讚美貧窮者，中國一般人都受了這些人的影響，都以貧窮爲可樂。因爲一般人既都以貧窮爲可樂，所以也就少有人去努力生產事業，開發富源了。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至少一部分是吃了這些先賢的虧。

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究竟原因何在，我們於此不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地說，中國的生產事業不發達，其原因並不在上文所說底方面，並且，中國先賢並不讚美貧窮。

中國先賢非但並不讚美貧窮，而且亦讚美富貴。舊日商店門口底對聯，往往是：“洪範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洪範》所說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易·繫辭》說：“崇高莫大乎富貴。”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的本身，是可欲底，這是沒有人能否認底。

富雖是可欲底，但求富並不是一件道德底事。用正當底方法求富，固然亦不是不道德底事。不是不道德底事，不一定就是道德底事。是道德底，與是不道德底，中間還有一箇中立底地帶。求富雖不是道德底事，但爲大衆求富，卻是最大底道德底事。例如仁是最大底道德，仁者愛人，愛人者絕不希望人窮。他只希望人富。古人所謂聖君賢相，發政施仁，絕不是想叫天下人都“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是想叫天下人都能“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現在所有政治上、社會上底各種主義，其所以號召者，在於此，其所以有道德底根據者，亦在於此。

富的本身是可欲底，雖是可欲底，但與道德是無干底。雖與道德是無干底，而有些道德的行爲，卻非藉此不能表現。譬如糖果酒肉，其本身是可欲底，但亦與道德無干。雖與道德無干，但父母以糖果與子女，其行爲卻是慈；子女以酒食奉父母，其行爲卻是孝。在有些情形下，孝慈非借這些東西不能表現。我們不能因爲這些東西的本身沒有道德底價值，遂以與這些東西有關底行爲亦皆沒有道德底價值。我們亦不能，因爲與這些東西有關底行爲，有些有道德底價值，遂以這些東西的本身，亦有道德底價值。我們不能，因爲有些人常說這些東西，而遂以爲他們必不注重道德底價值。我們亦不能，因爲有些人常講道德底價值，而遂以爲他們必不注重這些東西。

然則孔子對於顏回的陋巷等，又何以談得津津有味；而其自己亦要“浮雲富貴”呢？於此我們說，陋巷等的本身是不可欲底。孔子所以稱讚顏回者，並不是，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是，顏回雖在如此底環境中，而仍“不改其樂”。其樂並不是樂陋巷等，而是別有所樂。宋儒常教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其所樂何事，我們於此不論。不過我們可以斷定地說，其所樂並不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這些話所注重者是“不義”，及“不以其道得之”。求富貴雖不是不道德底事，但用不道德底方法，以求富貴，卻不折不扣是不道德底事。這些事當然是不能做底。若專以求富貴爲目的，而不計其求之方法是否道德底，則必至“大則弒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

於此我們可知，我們先賢，並不以貧窮本身爲可欲而讚美之。富本身是可欲底，而且還是爲有些道德底行爲的實現所必需。不過富的本身是與道德無干底。而我們先賢又常注重道德底價值。所以有些人以爲，先賢必不注重富。不過這以爲是起於人的思想的混亂，如上文所說。

另有一問題亦起於此類底思想的混亂。在民初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有些人以爲宋儒提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不講人道。他們看見我們先賢，常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爲先賢大概都是些草菅人命底劊子手，一定是視人命如兒戲底。這些人的這些以爲，又是錯誤底。生是可欲底，其本身固亦與道德無干，但救人之生，卻是最大底道德。《論語》說：孔子下朝回來，見他的馬棚爲火燒了。他只問“傷人乎”，“不問馬”。因爲人命至重也。孟子因爲齊宣王不忍殺一牛，而斷其能行仁政。因爲孟子所謂仁政，是從不忍人之心，發出來底。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就是仁之端。孟子教人把此端擴而充之，以成爲仁人。宋儒對於孟子此點，特別發揮。他們萬不料後世會有人說他們不講人道。

但何以又要“殺身成仁呢”？這並不是因爲殺身的事的本身有什麼好處，而是因爲不能“求生害仁”。所以孔子說：“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亦說：“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話着重在“二者不可得兼”。我們不能因爲先賢常說殺身捨生，而即以爲他們不以爲身與生的本身是可欲底。亦不能因此，即以爲他們以爲，殺身與捨生的本身即是可欲底。

又有些人讀《孟子》，見因爲齊宣王問了一句“何以利吾國”，被孟子大加駁斥，而孟子卻又發表了許多經濟計劃，叫人能“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他們即說：孟子所說底不是利嗎？何以孟子只准百姓點燈，不許州官放火呢？他們不知梁惠王所謂利吾國者，是爲自己求利，而孟子所講經濟計劃，是爲大衆求利。利的本身是可欲底。爲自己求利，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事。但爲大衆求利，則一定是道德底事，道德底事是義不是利。所以大學雖講“理財”，而仍說：“君子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以義爲利，並不是不講利，而是不爲自己講利，而爲大衆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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