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性泽死刑冤案于2017年10月26日获得再审无罪宣判定谳，前此被囚禁4,322天的死牢，于2018年5月向台中高分院提出刑事补偿（原名：冤狱赔偿），请求以每日5,000元计算，用以弥补司法错误对他所造成的多重伤害。但承审合议庭于8月30日仅判决补偿他每日4,000元，共计1,728万8,000元，究竟是否适当？有无不公平的适法性问题，引发众议。

有关刑事补偿金额的决定标准，依照《刑事补偿法》（以下简称《刑补法》）第6条第1项规定，是以每日最低3,000元到5,000元补偿。而第8条规定，在决定补偿金额时，应审酌一切情状，并且要注意：第一，公务员行为违法或不当的情节；第二，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及可归责事由的程度。以本案来说，台中高分院再审确定判决认定郑性泽确有遭受刑求取供的情形。因此，当年参与调查的公务员行为应有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存在，殆无疑义。而从郑性泽被囚禁时间长达14年，其不仅丧失人身自由，几已耗去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再加上释放前每天面临可能随时遭受执行枪决的恐惧，以及余生的怨怼等情节观之，其所受损害至深且巨，郑性泽要求每日以5,000元最高额补偿实不为过。

不过，台中高分院法院补偿合议庭审理后，认为员警苏宪丕被枪杀时，郑性泽人在现场，身上也持有枪弹，认为其违法不当之行为在先，依社会一般通念及客观情状，其自身行为具有可归责的事由，因此，认为以补偿每日4,000元为适当。

值得推敲的是，所谓依社会一般通念的标准不免过于抽象，而且再审确定判决已明确宣示：「原判决关于共同未经许可持有手枪、杀人及执行刑部分，均撤销，改判被告无罪。」是以，刑事补偿庭以请求人另所犯前已执行之持有枪枝罪，作为可归责事由而予酌减金额，自有重复评价之违误。

犹记得苏建和等三死囚案，三人曾遭羁押4,170天，于2012年获判无罪确定后，声请刑事补偿每人2千多万元。惟刑事补偿庭不顾原确定判决认定苏建和有遭受刑求逼供之事实，并且排除使用该非出于自由之供述作为证据。讵补偿庭未经合法调查，竟率称原判决「未认定三人确系遭警方刑求」等语，要求三人对自白犯罪负过失责任，属于可归责事由，而从最低3,000元遽减为每日1,300元（苏建和、刘秉郎）、1,200元（庄林勋），裁定补偿每人500余万元。

更离谱的是，承审受命法官当庭竟要求苏建和等三人作出承诺，将来获得的补偿金要全部拿来作公益，不能纳入自己荷包，他才能以每日最高5,000元裁定补偿，有如开恩赏赐，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其执法态度令人寒心！这也凸显了刑事补偿决定的法官有时不免私心为用，不惜违反原确定判决认定事实及证据，而有导致失出失入弊端存在，具见我国刑事补偿制度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苏建和等三死囚冤案无罪确定后声请刑事补偿，法官竟当庭要求他们全数拿来作公益，令人心寒。（图／取自网路）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5月23日司改国是会议第一分组决议，要求应尽速研议检讨现行《刑补法》第4、7、8条有关自招嫌疑、可归责事由、一般社会通念等之审查条件，避免无辜受害者受无罪平反后，再次由法院审查其犯罪嫌疑或有无过失等，形成二度伤害。此外，并应考量人身自由之价值无高低之别，每日补偿金额应改采固定之基本数额计算(例如参考德国相关法制)，且若对无辜受害者之个人及其家计影响重大，而仅给付固定基本数额不符公平者，得增加给付。对此，笔者建议我国似可参照司法院2018年8月7日颁布的「刑事案件量刑及定执行刑参考要点」，在现行「刑事补偿事件审理规则」中增订「刑事补偿金支付标准」，作为补偿机关取舍的依据，以免顾此失彼，有失衡平。

俗称「冤有头，债有主」，虽然《刑补法》第34条规定，补偿经费由国库负担，但执行职务之公务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法，致生补偿事件者，补偿机关于补偿后，应依《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该公务员求偿。惟基于种种利害关系的考量，补偿机关（法院、检察署）转而向所属承审司法官求偿的案例可说是凤毛麟角，或最后不了了之。

冤案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许多冤案都跟刑求逼供脱不了关系，司法检警机关应避免重蹈覆辙，否则不仅无辜者受冤、家属受累，倒楣的还是全国纳税人，司法公信不彰，也由是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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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友辰，执业律师、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著有《苏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