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为一个即将沉没的王朝尽职尽忠，最后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绝笔。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笔下既有“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清平乐》）的凄美，又有“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的哲学况味。

他是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静安，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学者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其：“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难掩崇敬之情：“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王攸欣对其推崇备至：“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胡适亦鲜见地厚此薄彼：“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所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一去，国学少了半壁江山。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 《人间词话》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 《人间词话》

“人生只似风前絮， 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采桑子》

“窗外绿阴添几许？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得樱桃去。坐看面梁双燕乳。 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

— 《蝶恋花》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 《浣溪沙》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 《人间词话》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亸。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劝君莫厌尊罍大，醉倒且拼花底卧。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 《玉楼春》

“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

—《浣溪沙》

“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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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士之家。四岁时，生母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奔波于外，从小仰赖祖姑母抚养。“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他的爱子王潜明因突染伤寒，不幸病逝，而诸子女中，他最心疼有加的就是这个长子。

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晚年丧子，由此可见，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丧离与孤苦，让人不得不怀疑“无常”之境，是否会终将一切席卷而去，徒留断瓦残垣，空对满目疮痍。

苏珊·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单向街》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一种深刻的忧郁”的人，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敏感、孤僻、隐藏的激情、爱沉思、身体孱弱、行为古板等等，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在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1925年冬，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合影。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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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曾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8 年，绝意科举的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伴下乘“王升记”轮船来到上海。初抵上海，繁华的“十里夷场”足使王国维眼花缭乱，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陌生。王国维在同学许家惺的引荐下入《时务报》馆，从事文书和校对工作。

《时务报》是一家鼓吹变法改良、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是当时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由此，王国维实地感受维新变法的时代潮流，近距离接触新学和外来思想。

早在1894年，王国维接触新学，对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每期都读，这次有机会感受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王国维这次到上海，虽有一定的求学色彩，但主要目的还在谋生。在报馆有了栖身之地，而所从事的打杂工作使得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聊。当时的《时务报》馆内因为“粤派”和“浙派”之争，主笔梁启超已经离开报社，主持事务的是浙江人汪康年。汪康年醉心维新事业，致力于办报，却未能赏识这位身边日后成为学术大师的王国维，甚至冷眼相待，克扣王国维月薪。

在报馆工作，王国维收入极微，生活清苦。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维新人士，虽然梁启超等学者的离去让他有些失落，但庆幸的是，他结识了康门弟子欧矩甲。王国维尊后者为师，欧氏向王国维讲授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的“康学”要义，宣传变法思想，并指点他攻读《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矩甲离开《时务报》馆之际，曾规劝王国维到《译书公会报》等专门译介西学的报馆里谋取新职，王国维表示认可。

“戊戌变法”期间，《时务报》一度改为官办，报馆内部再度出现“粤派”和“浙派”之争，汪康年按照“依旨据实昌言”之意，将其改名为《昌言报》，以摆脱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期间，王国维因为足疾回老家治病，病愈再度返沪，《时务报》馆已经关闭，他也有幸回避了这场乱哄哄的“争报”闹剧。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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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顺利开学，这是近代较早的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学制三年，旨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它是罗振玉实现农业兴国抱负的具体实践。王国维是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正供职于《时务报》馆，每天只能学习3小时日语，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应付报馆事务，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研究什么。“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比之苏东坡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

就读东文学社是王国维治学生涯的重要开端，较以他16岁时主动购买《前四史》、接受传统文化，就读东文学社则是他开辟眼界、全面接受外来养分的重要开端。在东文学社，王国维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新式教育，他不仅学了日语和英语，而且还接触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就读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为日后树立科学思想起了积极作用，也预设他进一步研读外国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契机。两年半的东文学社学习生涯是王国维学术事业的起点，社中的两位日藉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是王国维从事哲学事业的领路人。在两年半时间的学习中，王国维在藤田丰八指导下，大量阅读西方学术书籍，开始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逐渐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西方哲学不仅为王国维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而且也成为他的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博爱主义的伦理观、直观主义的美学观影响尤巨，几乎伴随王国维此后的一生。

▲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为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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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罗振玉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最大收获，与罗振玉结交成为他一生学术与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足一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同时孜孜于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天涯漫漫，跬步必积。

四年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职清政府学部。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人间词话》便于此诞生。

王国维写出划时代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后，时世也愈发纷乱了，辛亥革命一起，王国维随着罗振玉等清室遗老东渡流亡。这一批人应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他们几乎都是一代学者，他们珍视的传统文化随王朝一起现出末世衰乱的景象，眼见一个整体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他们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凭悼者，更是一种文化的凭悼者。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祖何处？”王国维在疲于哲学中的“可爱”“可信”之争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怀疑，都化入诗词和文学研究中了。王国维把人生看作“天下至弱者”之一，侧身天地，俯仰悲悸，草草生死，终古难度！这与帕斯卡尔称人类为“能思想的芦苇”是相通的。他的词集名为“人间”，也无非出自忧生、悲悯一念而已。

▲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由于成就斐然，名声日隆，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应召任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这是他人生的最后驿站。当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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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心无旁骛，躬行慎独。讲课时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谨严。学生去讨教，他有问必答，遇到自己知识上的“盲点”，他直言“弗晓得格”(不知道)。

先生性情冷僻，但只要和人谈起学问，便欣悦异常。

他曾说：“以学问为羔雁，”“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而私学则更像学术自由争论、辩难的阵地，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的范所，师生间也容易多一些感情交流。中国文化的传播到了深刻处，就有了一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类似佛家的传心。这是说对一个整体意义不可能分割而授，只能顿悟而得。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的气质。倘若如西方学术一般，分科严谨、条理精密，以固定清晰的概念统而授之，难免对国学内蕴有损。这应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康有为、章太炎等力主废科举之后，又发出了斥学校教育的言论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代大师，他学识高蹈，满腹经纶，又殷殷不倦，诲人以诚。庶几满城桃李，高徒门生遍及中国的学界。

▲王国维书赠冯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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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治学上严谨，在政治伦理上也一样地一丝不苟。他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学者文人，像事鸿铭、林琴南那样的对西学破口大骂，他有相当深厚的西学素养，溥仪曾说：“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王国维不只是立足于文化旧营垒的人，他研究传统不可避免地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运用科学的新方法，但他明白不可随意比附，所走的只是中国文化本位的路子。他并不是表象的那样保守，但他对国学的衰落却露出了绝望的忧伤情绪。王国维曾因困扰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研究中不能两全时，而放弃了哲学。在传统和西学又难两全时，他能放弃什么？这是两种大文化之辩，而且时代已经做出了选择，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进行，那么不知不觉、不可抵挡，就像一贯坐马车的权贵，开始改乘汽车了一样，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终于放弃了，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

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不喜享乐，憎恶满嘴仁义道德，却做尽腌臜之事的伪君子，厌弃恶浊之世，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污水横溢，蝇营狗苟之辈难以同道。

一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旌其高节，以示敬重，校方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却被王国维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者。

不卑事权贵，亦不溷从异道，这就是王国维。

一九二七年，溥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而王国维坐着一辆人力车来到颐和园，悄然自沉。称：“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王国维早已痛心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而作为旧文化最后的象征——紫禁城，也人去楼空了。时局纷乱，也要波及他的书房了，他走前的一日对学生说：“我受不得一点辱！”后在遗书上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才及中天而殁，甚至遗书中也未多说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只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了。

不慕权术，不通钱术，只埋首于学术，砥志研思，苦心孤诣。如此，方铸就了一代无人比肩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一生，叩问于哲理，精求于史学，痴迷于文学，往复于“人生”。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如浮萍失根，鸿鹄失飞，无得归所?

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堂吉诃德挺着生锈的长矛向风车冲锋，王国维没有长矛利剑，这具盛载着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身躯是他对精神圣殿的最后祭献。

与其说他捍卫的是一种难以折从污道的人格，不肯苟活以自辱的尊严，不如说，是在以一己之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困境下，用形体之寂灭，换精神之永生。

做学问如他，由发轫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渐达修炼如禅一般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至境界全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枯坐如僧，苦行至臻。极致于学，亦极致于生。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其自沉两年后，屹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授亲自撰写碑铭，用金石般的文字，称其“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