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戊戌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内外部环境都很好，唯一就在于领导变法的人和方式不对。

内部环境，洋务运动后，大部分贵族、高官，以及国内中层甚至底层，对于外国的事务并不太陌生，对于洋人的东西也不是特别排斥，而甲午之战后，人心惶惶。老路走不通了，必须变革，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的，这一点多数人都是懵懂的。

外部环境，列强虽然对于清政府的无能和失败非常失望，但是支持中国向现代化转换。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可能为欧美资本主义提供巨大的市场，一个衰落的农业国对任何一个资本社会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领导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依然是旧文人，办法还是旧中国的办法，想做一个张居正或者商鞅，而且手段急促，跟脚不稳。

给旧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动手术，那就不能急，得缓缓图之。

先造舆论，搞大讨论，逐渐形成共识，让多数民众和社会精英了解改革的意义，以及改革的大概方向，必要时还得给出大概的步骤——得有个总设计师。

其次需要先从简单或者最急迫的来，让旧的和新的共存一段时间，让所有人有个过渡和适应阶段，尽可能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比如最急迫的就是军队改革，把甲午战败的军队解放、削减番号（这个可以看做是战后的善后处理。辅助对立功的军队大量奖赏，让被削减的军队说不出话来），省下来的经费编连新军；而那些没有明显错误的可以先缓一缓、放一放，对旧军队不断筛选，其优秀者进入新军，最后残留的要给出路，或者安排为杂役、或者变为国营厂矿工人，这样虽然慢一点，但是稳。同时需要做大量琐碎的工作，这些琐碎的工作又可以安排大量的冗员，同时也方便鉴别。——至于政治改革，更不能急，得有大量说服教育安置等工作，得听取意见和建议，可行性研究、试点，不断改进，不断让人适应，不能一上来就下刀子啊，哪怕是先抓考勤、抓纪律、抓考核也行啊，一上来就下刀子，谁也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啊。经过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改革，把政治改革、体制改革这种要动大手术的放在最后，影响力就小多了。

例如科举考试，事关根本，一刀切并不合适，可以循序渐进，按照比例每年减少录取名额，同时拓宽官员渠道，为新派人才打通进入官场的通道，逐步替换，减少动荡，安抚人心。对于旧学中优秀人才并不抛弃，让大量秀才、举人也参与进改革中，甚至可以举办秀才、举人培训班，对他们进行为其数月或一年的新式教育，把多数人都补充进体制内，以便让他们成为改革的支持者而不是阻挠者，只淘汰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尽可能缩小打击面。但是一刀切只能让这些人对改革产生仇视，进而对体制和整个王朝产生仇视。

还有，变法尽可能在体制内变法，不要抛开体制进行变法。例如在军机处选几个军机大臣成立类似变法委员会的机构，作为变法的大本营。那些愿意参与变法、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鼓励参与，不支持的逐渐淘汰荣养，逐渐引入康、梁以及其他新派人物，包括支持变法的地方督抚和各部尚书进入这个委员会，让后将这个委员会不断扩权，等到十年左右时间，这个委员会就演变为新的内阁，原来的军机处成为上书房一样的荣养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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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戊戌变法，光绪以康梁为总负责人，几乎是彻底抛开了传统的军机处和六部，把几乎所有的朝廷机构都推向了变法的对立面，天真地以为皇帝的一纸诏书就能让下面人奉行无渝，而且手段激进，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变法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不考虑安抚。出了事没法解决，竟然想著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政治家搞的这个份上，简直就是幼稚的要命。

光绪试图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同时大量裁减冗官之时，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这完全就是皇帝对朝廷彻底失去了信心，试图仅仅依赖几个变法派就能改变整个国家。

变法期间，先后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几乎是一天一个诏书，急迫而杂乱，政策出台之前没有任何可行性分析，也没有征求广泛意见，更没有一个统一规划，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也不管有没有可行性，也不管符不符合实际，就这么大刀阔斧开干。遇到难题的时候，只想著是下面人不得力，对付「不得力」的下属，一刀切地开革，当时因为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大臣们和百官感觉皇帝和维新派这就不叫改革、不要施政，完全就是瞎胡闹。

所以光绪和康梁主持的改革，几乎把所有同情改革的官僚全推到对立面去了。你看后来慈禧发动政变，百官中一个出头的都没有，反而觉得慈禧做得对。

不可能，如果变法成功，八旗老爷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实证明他们会紧握权力到大青果完蛋

没有，中国的经济基础不支持。

没有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的空头皇帝无法指挥一场至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隔壁的日本倒幕派掌握了较大的实权，终于推翻了幕府的统治，从而为实现明治维新提供了政权基础。而希望康王二人的一帮秀才组织武装力量推翻西太后和背后的封建势力，显然不太可能：

第一、手握重兵的藩镇，如袁世凯等人基本上是一个墙头草，根本不会拥护改革派和光绪皇帝，只是在寻找自己的最大利益点。

第二、社会民间民智尚未开化，希望一群类似阿Q的愚民们来响应这样运动，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这样既无天时有无人和的情况下，戊戌变法失败是必然。

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很成功。大皇帝颁布了变法诏书，这体现了国家意志。

可是，反对力量太强大了。就是慈禧、袁世凯支持，也很难推行下去。

改变国家体制，几乎就是和整个官僚集团对抗。必须换人，可是换谁？根本没人。

你看看后面的民国初期，各种利益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忙得不亦乐乎。

最后，又请出袁大头。还不是因为他有人，势力壮吗？

洪宪其实也是君主立宪那一套。大头搞不成，光绪来也白搭。时代变了。

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也没用，中国从古至今就没产生过君主立宪的土壤，只有改朝换代的传统。

参考曲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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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法的本质依旧是在封建制度下，没有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各个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无论是初衷还是另一种结果，都将是社会变革的小修小补，它所体现的革命性比较弱

如果是汉皇帝，差不多

百日维新时的大清，整个官僚系统从根部乱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变革，但要对整个传统行政势力而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推动学生留洋、洋务运动依然不能够被官僚系统认同甚至会被排斥，体制上丧失了改造的动力。

后来的发生的庚子之变就充分证明了这股势力的强大。

一个变革团队的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成熟的政治品格、非凡能力、雄才大略、有完整的变革团队和变法的方案。这些作为变革的当家人光绪一条都不占。

光绪团队最高四品衔，都是官场后生。以这样稚嫩的新生力量去推动腐朽成熟的行政系统变法似乎太理想化了。

从百日维新中下发的诏书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基本是让执行的官员无所适从，头天的圣旨还想著怎么对付，第二天可能收到决然不同的诏书，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微小的改变其背后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没有几个官员会为大清的命运去思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看我们现在的官场也是可以得出结论的。所有的改革中体制的变革是最难的，而戊戌变法刚好改的就是最难的这一块，

后来所有改革举措都是「石沉官海」注定是一场闹剧。

越来越多的史料研究表明，光绪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商讨杀死慈禧，告密者也非袁世凯，而是康有为弟弟康广仁面对刑讯逼供中供述。

我们对戊戌变法绝大多数的信息基本是来源「康梁」二人对世人的叙说，康有为一生见到光绪就两次，以康南方人的口音与北方语系上成长起来的光绪真难想像他们会交流融洽。他后来的很多叙述是值得商榷的。

上无太后理解，下无百姓支持，内无权臣帮助，外无国外救兵，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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