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华为晶元被断供事件，台积电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全球最优秀的晶元制造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标杆性企业。不但台积电，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表现也非常靓丽。预计今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规模和产值将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本回答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产业政策的变革开始，梳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外部环境演变、内部动力生成机制，揭秘台积电的生长密码。回答较长，将会分模块持续加更：

改写历史的，是那些突破现有体制束缚的人。

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技术官僚成为台湾政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由于时任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思维开放、大胆放权，一批长袖善舞的技术官僚得以抓住世界科技发展的机遇，奋力打破旧体制的羁绊，创新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路径，使台湾得以从大国的夹缝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科技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半导体则成为台湾这一波科技产业大发展中成绩最突出的部分。

推动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两个人和一院一区。因为两个人、一院、一区的出现，才有了今天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地位，才有了叱咤风云的张忠谋和台积电。

两个人，一个是孙运璇，一个是李国鼎；一院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一区是台湾新竹科学园区。

孙运璇是山东蓬莱人，1913年出生。13岁时，孙运璇随父亲闯关东来到哈尔滨，15岁考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预科班。在这所大学，孙运璇修学7年，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的孙运璇回到关内工作，并迅速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力专家。1945年台湾光复后，3000多名日籍电力技术人员被遣返回日本，加上之前盟军的轰炸，台湾电力系统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状态的十分之一。孙运璇临危受命赴台，带领技术人员和一批尚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用5个月的时间内恢复了台湾80%的供电。此后，孙运璇一直在台湾电力系统工作，并于上世纪50年代对台湾的电力格局做出了「火主水从」（火电为主，水电为辅）的重大改变。

台湾电力改以火力发电为主，意义重大。火力发电厂为台湾经济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的台积电，其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这要归功于孙运璇当年打下的雄厚的电力基础。

1969年，台湾「经济部长」陶声洋去世，孙运璇接任「经济部长」。履职4年后，1973年，孙运璇放出大招，仿效韩国「科技研究院」模式，创立「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这个工研院，由官方出资，但却享有特殊政策，可以高薪聘请海外学者回台从事科技研发，还可以将研发成果进行市场化转化。

这在当时的台湾，可谓破冰之举。

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台湾「立法院」。当时的台湾政坛虽然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在捍卫公有利益方面，很多「立委」的思维十分僵化。这些「立委」认为，工研院是用公有资金出资，却有独立的财团法人地位，当局没有控制、管理权，收益则会进入私人腰包。这是典型的「化公为私」，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面对众多「立委」的阻挠，孙运璇多方奔走游说，最后，设立工研院的提案在台「立法院」以勉强超过50%的票数获得通过。孙运璇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国鼎，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所学专业为核物理和低温超导。

1969年孙运璇担任台湾「经济部长」时，李国鼎在同一年担任台湾「财政部长」。这两个人，一个管经济，一个管财政，成为台湾政坛主导经济发展的技术官僚中的两面大旗。

与大陆的五年规划相似，台湾当局也有一个「四年经建计划」。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期间，台湾经济潜伏的问题显露出来了。彼时正处在台湾第六期四年经建计划执行期间。在李国鼎的主导下，台湾果断停止这个四年计划，重新制定了一个六年经建计划，将产业和投资的重点转向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领域。经过几年努力，台湾经济成功实现第二次转型。李国鼎也因此被称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杰出的『财政部长』之一」。台湾政坛甚至传出风声，李国鼎将出任「行政院长」。

就在李国鼎名声如日中天之际，1976年，他罹患心脏病。病愈后的李国鼎已无体力应付繁杂的财政工作，于是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分管方向为科技发展。

科技领域正是李国鼎的强项，于是，借著这一次的职务变迁，李国鼎也开辟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又一个春天。

1978年，孙运璇高升，担任台湾「行政院长」。李国鼎作为「政务委员」，等同于孙运璇分管科技产业的副手。两个人开始了又一次紧密的合作。

在孙运璇的大力支持下，1979年，李国鼎主持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作为台湾「现阶段科技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李国鼎又主持制定了《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案》。这个人才培育方案分为立即采取措施和中长程规划两部分，突破了许多陈规旧习，其最大的特色是为海外人才回台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这个过程中，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于1980年正式成立。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成立，解决了台湾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打通了台湾科技产业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

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从此有了三块基石：第一，科技发展方案、培育人才案，解决了科技产业发展大环境和人才培育、流动问题。第二，以工研院为代表的创新机制，既是科技政策引领的工具，又有真金白银的资助，解决了科技研发急缺的初期投入问题。第三，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将科技成果转化，放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认证和历练。

彼时，一心一意谋科技发展的李国鼎，成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空中飞人。他频繁前往美国，费尽口舌、开出优厚条件，延揽海外学人返台服务。其中最夸张的一次，1983年5月，李国鼎前往美国，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往返于旧金山、休士顿、芝加哥与洛杉矶，一共约见2000名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劝说他们回台助力经济发展。

李国鼎与张忠谋的接触，始于1968年。当时的张忠谋虽然刚刚37岁，但已经是著名的美国德州仪器的副总裁，衔命前来台湾考察。58岁的李国鼎对张忠谋非常器重，给予张忠谋热情的接待。负责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之后，李国鼎每次赴美，必定要去见张忠谋，向他介绍台湾岛内科技产业的进展，同时了解国际半导体产业的现状及趋势。

同一时期，孙运璇也开始认识并十分看重张忠谋。他曾赴美参访德州仪器，受到张忠谋周到的接待。

1982年，孙运璇代表台湾当局正式给张忠谋发出函件，邀请其赴台工作，函件承诺，台湾聘请张忠谋出任工研院院长，或者担任「行政院长」孙运璇的特别顾问。

张忠谋犹豫再三，没有明确回复。

两年后的1984年2月，孙运璇突发脑溢血，手术后辞任「行政院长」，俞国华接任。

1985年，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派出代表赴美，再一次向张忠谋发出邀请。

这一次，张忠谋答应了。他从美国来到台湾，出任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

从张忠谋接受邀请正式赴台开始，台湾半导体产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界，有3个人，从不同的人生起点出发，中途走到一起成为同行或战友，然后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上演了跨越台海两岸并延续至今的恩怨情仇。

这三个人，一个是张忠谋，一个是曹兴诚，一个是张汝京。

三个人中，张忠谋的起点无疑是最高的。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张忠谋，虽然因为战乱，导致青少年时代辗转多地，但是由于其父亲曾任宁波市鄞县财政局长、母亲是书香世家，家境优渥，所以这段时期的频繁搬迁，算不上是颠沛流离。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18岁的张忠谋入读美国哈佛大学，成为当届唯一一个中国人。此后，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再到斯坦福，从Sylva-nia公司到德州仪器再到通用器材，张忠谋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在世界一流的公司工作，接触的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他空降台湾，是受两任台湾「行政院长」的反复热情邀请而来，直接进入台湾上流社会，地位高高在上、万众敬仰。

与张忠谋相比，曹兴诚的背景要寒酸得多。他祖籍山东济宁，1947年出生于台湾台中清水，家中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六。曹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收入微薄，因此曹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不易。曹兴诚本科读的是台湾大学电机系，之后进入台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硕士毕业后进入台湾「经济部」成了一名公务员。相对于台中乡下的背景，曹兴诚成为一名收入稳定、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可算是修得正果。

虽然成了「中央大员」，曹兴诚并不满足。他脑袋灵活、处事八面玲珑，注定不走寻常路。恰逢顶头上司、「经济部长」孙运璇成立工研院，曹兴诚得近水楼台之便，一转身进了工研院下属的电子中心，从此开启了叱咤风云的半导体人生。

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张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张汝京的父亲是冶金专家，母亲是化学家。他出生不满一岁，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张汝京的父母带著他，跟随撤退的国民党大军，从上海坐船到了台湾。

父母的专家背景和相对良好的家庭条件，让张汝京得以安心在台湾就读。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随后赴美，先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后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毕业后的张汝京进入德州仪器工作，那个时候的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的副总，处在一个张汝京可望不可及的位置上。当然，那时的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和这位老上级有一番龙争虎斗。

场景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湾，孙运璇创立工研院之后，第一个落地的项目，就是从美国引进半导体产业。

现在看来，孙运璇的目光真的是大、深、远。

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是一家拥有雄厚技术力量的企业，曾研发出全球第一只全电子彩色电视显像管和第一块太阳能电池，但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迁中，这家公司迅速衰落，几近破产。

孙运璇果断出手，从RCA处购买到了全套的晶元设计、制造专利技术，并指令工研院电子中心组织一批人前往美国RCA公司学习。

工研院组织了40多人到美国RCA公司培训，这批人后来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散作满天繁星。

曹兴诚是其中最亮的星。

这批专业人才从美国学成归来后，1979年，工研院将电子中心升级为电子所，并著手开始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商业化的运作。

初始的计划是工研院电子所领衔，组织一批社会上的企业作为原始股东参股，成立一家专门设计、制造晶元的公司。

由于绝大多数台湾企业家对半导体产业并不了解，最开始的募集股东工作并不顺利，工研院看中并发出邀请的企业普遍态度不积极，等到原始股东终于凑齐，大家发现，每一家企业的名称中都有一个「华」字，于是这家企业就取名为联华电子（简称联电或台联电），并成为第一批进驻新竹科学园区的企业之一。

企业成立了，作为这家企业的龙头，工研院电子所需要派一个人进入到公司管理层，派谁呢？

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曹兴诚头上。1980年，曹兴诚成了联华电子的副总经理，年仅33岁。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曹兴诚很快成为这家公司实际上的一把手。

联电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又是台湾工研院的「亲生儿子」，自然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早在1977年，工研院就掌握了3英寸晶圆生产技术，采用7微米CMOS制造工艺。联电进驻新竹之后，在工研院的牵头组织下，从美国引进了4英寸晶圆生产线，之后工研院又将新开发的3.5微米CMOS制造工艺转让给了联电。最初几年，联电项目进展顺利，也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带动了台湾产业的启动和发展。

在生产、经营的具体实践中，曹兴诚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战线过长。

与其他半导体公司一样，联电的业务范围涵盖了IC设计和生产制造的整个过程，这是一种大包大揽的方式。这种经营模式不但非常辛苦，而且在国际半导体产业巨头的夹缝中处境十分艰难。

怎么办？

曹兴诚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上任不久便意识到联电的模式难有出头之日，于是日思夜想，最终想出了一个半导体代工方案，也就是放弃并不擅长的设计，专注到代工制造上。

当时的张忠谋还没受聘来到台湾，但已和台湾政坛高层走得很近，与孙运璇、李国鼎有密切交往。曹兴诚虽然对张忠谋十分敬佩，但由于地位悬殊，他并没有和张忠谋面对面讨论问题的机会。

于是，曹兴诚写了一份晶圆代工模式的企划书，托人带给了张忠谋。在企划书中，曹兴诚详细阐述了半导体代工的好处，还提出了与张忠谋合作的希望。

曹兴诚的一腔热忱没有得到张忠谋的回应。

曹兴诚并不知道，不但他的企划书没有得到张忠谋的回应，连孙运璇正式的、官方的邀请函都没有得到张忠谋的回应。

1985年，张忠谋终于应邀来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成了曹兴诚的顶头上司。

张忠谋还兼任了联电的董事长。也就是说，联电的领导班子中，张忠谋是班长，曹兴诚只是班子成员。当然，张忠谋兼任董事长，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联电一直在曹兴诚的实际控制中。

两年后的1987年，张忠谋牵头成立台积电，开风气之先，启动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代工模式。

曹兴诚小小地吃了一惊。

台积电的模式不就是我的创意吗？张忠谋，你这是「剽窃」啊！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张忠谋是一位老谋深算之人。他赴台创业，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条件，除了地利有所欠缺，天时、人和，他都占了。

先谈为什么地利有所欠缺。

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水，没有腹地，而且资源缺乏，大量原材料需要进口，能源也非常紧张（幸亏孙运璇打下了相对坚实的火力发电基础）。更重要的，台湾处在地震带上，平均每年发生地震1.6万多次，虽然大多数是1.8级到2.2级的小地震，但是对于极其精密的晶元制造设备而言，地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直到今天，如果台湾发生地震，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都会紧急备份数据、检查设备，相关人员会忙作一团。

尽管地利欠缺，但张忠谋所占据的天时、人和的条件，也是难得一见的。

从天时的角度看，当时全球半导体产业界日、美争霸，天平正在向美国倾斜。张忠谋从美国赴台，带来的是美国的技术和理念，顺应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主流。

半导体产业起源于美国，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企业靠著精细管理和成本优势，在存储晶元领域大放异彩，不仅晶元质量上乘，且量大价低，美国企业节节败退。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6家是日本企业。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将存储晶元这个领域拱手相让，并转移战场，将研发的重点转向以CPU为代表的逻辑晶元。事实证明，美国企业的转型是对的，逻辑晶元牢牢把控著半导体产业的最顶端，所以现在的美国政府一纸指令，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科技企业痛不欲生，比如中国的中兴。

和存储晶元一体化要求很高不同，逻辑晶元可以将设计、生产环节分开，这就为代工这个模式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机会。

曹兴诚显然是最先看到这个商机的人之一，所以他给张忠谋递交了自己的企划书。

对于曹兴诚指称自己「剽窃」，张忠谋始终没有回应，此事也就无从考究真相。也许，曹兴诚的企划书让张忠谋眼前一亮；也许，张忠谋早就有了这个想法，曹兴诚和他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论如何，张忠谋赴台之际，心中一定是有了一个设立代工企业规划的，因为天时到了。

从人和的角度看，台湾官方以孙运璇、李国鼎为代表的一大批技术官僚，对张忠谋鼎力支持。在张忠谋赴台之前，他就已经被台湾官方聘请为顾问。而每一次与这批台湾技术官僚的接触，都在加深双方的感情，细化合作的意向和方案。

另外，张忠谋在美国顶级半导体企业浸润多年，做到很高级别的企业高管，既积累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技术、管理人才朋友圈。

台湾也有人，美国也有人，这样的人和哪里找。

另外，张忠谋1985年赴台，时年54岁，正是知天命之年。这个年纪，加上华人的身份，在美国的企业中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如果到了台湾，则可以借助天时、人和开启事业第二春。

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于是，张忠谋来到台湾。他要大干一场。

张忠谋首先碰到的，就是资本问题，因为半导体不但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是要烧钱的。

这个问题，李国鼎已经给他想出办法了。

李国鼎的办法就是公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合资。其实这个办法在联电成立时就用过了，效果还不错。但是和联电不同的是，对于张忠谋将要执掌的这家公司，台湾当局是下了很大本钱的。

首先是台湾官方出资占48.3%，然后，李国鼎又说服荷兰飞利浦公司出资27.5%，剩下的24.2%是民间资本。

1987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正式成立并入驻新竹科学园区。

张忠谋在这家公司中占了很小的股份，但他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如果说被曹兴诚实际控制的联电是台湾的「土八路」，那么，张忠谋的台积电就是一支拥有美国背景的正规军：张忠谋的管理经验来自老东家德州仪器，技术及授权来自IBM，还有大批从美国引进的人才，比如台积电首任首席技术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其得意门生梁孟松后来也加盟台积电，研发队长蒋尚义曾在美国德州仪器、惠普工作，后来接任张忠谋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技术核心人物余振华则是美国乔治亚工学院博士。

资本充裕、设备高端、人才济济，台积电虽然在成立的第一年亏损超过一亿新台币，但很快扭转了局面。1988年，英特尔送来第一笔订单，并对台积电的200多道生产工艺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这样的帮扶，真可谓「帮人帮到底，送佛上西天」。

英特尔之外，一个更大的机遇到来了。

1989年，冷战结束，大量信息技术从军用转向民用，美国矽谷涌现出一批雄心勃勃的、有技术背景、有设计能力、但是没有生产设备的创业者，其中包括如今已经大名鼎鼎的高通。年近六旬的张忠谋很快与这批年轻人打成一片，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台积电就这样迅速站稳脚跟。

回到李国鼎这边。虽然台湾官方和李国鼎给予了张忠谋极大的帮助，但是，官员和企业家的想法还是不一致的，企业家追求的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李国鼎追求的，是台湾整体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在李国鼎引导下台湾当局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不但惠及台积电，也惠及其他半导体企业。

这样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台湾半导体产业质量的整体提升，也为曹兴诚挑战张忠谋埋下了伏笔。

（未完待续，持续关注哦）

当张忠谋和他的台积电在台湾岛内风生水起之际，张汝京也在美国德州仪器大放异彩。

现在回过头看，张忠谋和张汝京应该是德州仪器发展史上最出色的两个中国人。不同的是，张忠谋的优秀体现在管理和谋略上，张汝京的优秀更多体现在动手能力，他是德州仪器首屈一指的「建厂狂魔」。

随著全球半导体产业爆炸性的增长，德州仪器也开始了大规模扩张之路，沉潜一段时日的张汝京被德州仪器高层发现，被委以建设晶元工厂的重任。

张汝京先是在德州仪器的大本营美国德州建了4座晶元工厂，然后赴义大利，之后再去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一口气建了10座厂。每一座工厂都是以极快的速度建成，并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得益于张汝京的杰出贡献，当时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形成了技术在美国、生产在东南亚的局面。

1996年，张汝京收到了来自大陆的召唤。

这一年，大陆电子部（工信部前身）组团赴美参访，其中一站是德州仪器，张汝京受公司委派出面接待。到了年底，电子部要举办一场论坛，邀请德州仪器派员参加，由于之前曾经接待的这层关系，德州仪器指派张汝京到北京与会。

在北京，大陆电子科技界的元老王阳元院士对张汝京说：「你回来帮忙吧。」

对于张汝京而言，来自北京的召唤，是一次巨大的心灵撞击。

两年后，他回到出生地大陆，从此加入到了筚路蓝缕的大陆半导体产业建设队伍，也陷入了与张忠谋的恩怨纠缠之中。

场景回到台湾，张忠谋创立台积电，加上之前就已担任联电的董事长，所以台湾电子产业的大半个江山都在张忠谋的手中。

当然，张忠谋的真正心思，只能是台积电。1988年台积电拿下英特尔的大额订单后，不但生产任务加重，而且英特尔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台积电的技术升级、精细化管理等等，都让张忠谋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过问联电的事务。

联电一直掌握在曹兴诚手中。

此时的曹兴诚，虽然对张忠谋「剽窃」自己的代工创意耿耿于怀，但他反而不著急了。台积电专业搞代工，联电不这么做。联电做的是大包大揽的一条龙服务，半导体代工、IC设计、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三大业务各占三成多的比例。尤其是在IC设计上，联电四处开花，从VCD晶元到汽车晶元什么都做，也都做得不错。

联电的企业版图基本稳固之后，曹兴诚正式向张忠谋发起挑战。1991年，曹兴诚以张忠谋没有给联电同等待遇为由，联合其他董事罢免了张忠谋联电董事长的职位，自己取而代之。

此事在台湾岛内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一方面当时张忠谋赴台工作时间不长，地位还不是非常稳固，另一方面，由李国鼎构建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就是鼓励竞争，所以，张忠谋被罢免了也就罢免了。

对于张忠谋而言，此事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也没啥大不了的，从此他就可以专心台积电的业务，反倒落得个一身轻松。

对于曹兴诚而言，从此之后，他不再受张忠谋的领导，两个人可以平起平坐了。

在外人看来，不但张忠谋和曹兴诚两个人，台积电和联电这两家公司，也平起平坐了。

1995年，曹兴诚改弦更张，和张忠谋一样，将IC设计分割出去，做起了专业代工。

而且，曹兴诚技高一筹。他向晶元设计公司募集股份，联合建设工厂。这样的安排，不但解决了工厂的建设资金问题，而且绑定了订单。

一年的时间内，曹兴诚联合12家美国IC设计公司，一口气创立了4家半导体代工厂。

曹兴诚还走出台湾，前往日本并购、在新加坡设厂，在海外客户持续增加的同时，联电的产能也迅速与台积电并驾齐驱。

面对曹兴诚的四面出击，张忠谋有样学样，也采取走出去战略，前往海外设厂。

那一段时间，是台湾半导体产业最热闹的岁月，台积电和联电，张忠谋和曹兴诚，针锋相对、你追我赶，连越南都成了两家企业的必争之地。1997年6月，台积电宣布赴越南投资4000亿新台币，联电随即做出了赴越南投资5000亿新台币的决策。

这一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双雄」对决，最终以台积电领先而决出胜负。

台积电的胜出，有两方面因素：深度的国际合作、坚韧的专业精神。

这个过程中，让现在的中国人爱恨交加的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尔(ASML)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敬请知友们留意，本篇主要分析晶元制造技术的进展，相对而言要专业一些，答主尽可能做到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一枚晶元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简而言之，晶元的母体是硅晶片（也称晶圆），形状类似于一张光碟，在这张圆形的晶圆上制作出一枚枚方形（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晶元。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照相馆拍证件照，一张感光纸上能印出9张或更多照片。

制造晶元的主要设备是光刻机和蚀刻机，其中光刻机是利用照相原理在晶圆上画出电路图，蚀刻机则是将这些电路图刻出来并进行加工，然后经过测试、将合格的产品切割下来进行封装（封测），就可以出厂了。这些设备中，光刻机是最重要的，因此光刻机也就成了全套晶元制造设备的代名词。

对於单个的晶元而言，在面积固定的情况下，电路越多、越密集，则晶元的功能越强大。举个例子，我们用的手机，块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但功能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晶元中的电路不断密集的结果。现在最高级的晶元，其电路密集的程度已经达到7纳米，也就是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而台积电的制造工艺，很快就要达到5纳米甚至3纳米。

对于一块晶圆而言，晶圆的面积越大，单块晶圆所能制造出的晶元也就越多，所以晶元厂都希望用大块的晶圆生产晶元，这就是我们常常接触的概念，8寸晶圆厂，或者12寸晶圆厂。过去几十年，台湾当局在审核台湾晶元厂商到大陆投资时，是严格控制晶圆厂的尺寸的。2002年，陈水扁当局勉强开放台湾8寸晶圆厂到大陆投资。2016年2月，赶在蔡英文5月20日就任之前，马英九当局批准台积电到南京投资设立12寸晶圆厂。

台积电之所以遥遥领先其他晶元制造厂，原因就在于它在光刻机领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林本坚。

林本坚祖籍广东潮汕，1942年出生在越南，在越南西贡长大。1959年，林本坚独自一人到台湾读高中，之后考入台湾大学。大学毕业后林本坚赴美留学，并于1970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92年，林本坚在IBM工作。1992年至2000年，林本坚在美国创业。2000年，林本坚返回台湾加入台积电。

在IBM期间，林本坚就是光刻技术领域的奇才。1975年，工作仅5年的林本坚做出当时光刻领域最短波长的光线，他自己把它命名为深紫外线（DEEP Ultra-Violet，简称DUV）。后来，DUV成为光刻显影技术的主流。

现在中国晶元厂商求之不得的设备EUV（极紫外线）光刻机，就是在DUV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发明这项顶尖技术的，还是林本坚。

在做出DUV光线11年之后，1986年，林本坚意识到，原来的微影技术已经走到了尽头，很难再发展了。

这个时候微影技术所能触及的最短的波长，是157纳米。全世界的顶级光学专家，都面对著157纳米这样一堵高墙，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在无法前进之际，林本坚开始进行反向思维。既然157纳米无法突破，还不如退回到193纳米，然后在镜头和晶圆之间加入其它介质，是否就能做出更短的波长呢？

之前的技术，就是镜头面对晶圆，通过拍照画出电路图，镜头和晶圆中间什么都没有。

林本坚的设想，是在镜头和晶圆中间加入一层水。

这个设想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举例说明，我们把筷子放进水中，筷子看起来就折弯了、变粗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象，是因为水改变了波长。

而根据林本坚的设想，193纳米的波长，经过水的折射后，就变成了134纳米。

林本坚将这种方法称为浸润式微影技术（Immersion Lithography），之前的技术称为干式微影技术。

林本坚1986年发现浸润式微影技术后，继续进行研究，完善技术方案。在这个过程中，2000年，林本坚离开美国来到台湾，加盟台积电。

2002年，在比利时召开的一个光电学会技术研讨会上，林本坚向全球同行公开了自己的发现和设想。

这个设想一下子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震住了。

在林本坚发表演讲之前，本来大家的讨论焦点，是集中在157纳米干式微影技术上的。现在不得了了，林先生竟然找到了更短的、134纳米波长的光波。

突破性的进展也招致猛烈的反对。那次研讨会之后，对林本坚技术方案的反驳汹涌而来，反对方列举的理由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比如利用水做介质容易污染，水中的气泡会影响曝光等等。

还有一些干扰的背后是来自资本的力量，因为在157纳米这个层级，国际级的大厂已经投入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林本坚的发明，意味著这些研发前功尽弃。有业内高层为此向台积电施压，要求台积电管管林本坚，让他收敛点，「不要搅局。」

张忠谋是何等人物？！面对林本坚这样的奇才，面对这样一个在技术上一枝独秀、一骑绝尘的机会，他怎么会摁住林本坚不让他发挥呢？！

张忠谋给予林本坚的，是坚决的支持。

针对质疑方提出的技术问题，林本坚和他的团队一一进行研究攻关，在半年内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进行回应。

同时，林本坚带著自己日渐成熟的技术方案，到美国、日本、荷兰、德国，与相关技术厂商进行深入的沟通。

绝大多数厂商对林本坚的技术方案将信将疑，其中一个美国的大厂代表表示，他们绝对不会用这项技术。

只有荷兰的ASMI（阿斯麦尔）公司认为林本坚的技术方案是可行的，代表了光刻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于是双方展开了合作。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大陆半导体产业的源头企业之一，是1960年设立的、位于江苏无锡的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国营第742工厂，又称江南厂）。

上个世纪70年代，当台湾的孙运璇牵头成立工研院，并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购买全套的晶元设计、制造专利技术时，大陆也开始从日本引进技术和生产线。

1977年，大陆决定从日本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同时引进配套的线性集成电路生产线，这个集成电路生产线就落在了江南厂。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2.7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投资。生产线于1982年投产，1985年通过国家验收，年生产能力为集成电路2648万块。到1987年，江南厂的产量已经达到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40%，成为首屈一指的行业老大，无锡也成为大陆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由于意识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大陆开启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决定加码投资半导体产业。1989年，中国华晶电子集团公司（简称华晶）在无锡成立。1992年，国务院决定实施「908工程」，目标是投资20多亿元，在华晶建设一条月产1.2万片、0.8-1.2微米的晶元生产线。

1998年1月，「908工程」华晶项目通过验收，但由于海外半导体产业的突飞猛进，刚刚落成的华晶生产线已经落后了。无奈之下，华晶寻求海外合作，以部分设备作为资本，与香港的上华半导体公司合资成立「华晶上华」，开始了对生产线的改造。

香港上华的老板名叫陈正宇，是一位台湾人。

如何对华晶生产线进行改造呢？

远在美国德州仪器的「建厂狂魔」张汝京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海外归来了。

前文提到，1996年，大陆的王阳元院士希望张汝京回国效力。王阳元院士之所以发出这样的邀请，是因为当时正值无锡「908工程」建设的尾声，无论是王院士、还是张汝京，都很清楚「908工程」投产即落后的前景。张汝京了解大陆不惜代价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决心，这是他回国效力的动力之一。

1997年，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办理了退休手续。

这个时候，海峡两岸同时向张汝京伸出了橄榄枝。

大陆这边，是来自台湾的、进军无锡的陈正宇。

台湾那边，是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简称中华开发）的总经理胡定吾。中华开发是国民党为大股东的一家投资银行，总经理胡定吾在台湾金融界颇具影响力，是马英九台湾大学的同学兼密友。胡定吾担任台大学生组织领导人时，马英九是他的秘书长。

来自海峡两岸两个机会，都被张汝京抓住了。

在大陆无锡，陈正宇是华晶上华公司董事长，张汝京任总经理，带领从台湾来的一个团队负责设备改造，引进0.5微米的生产线。

在台湾，中华开发出资成立了世大半导体，张汝京也加盟担任总经理。

同时担任海峡两岸两个半导体企业的总经理，张汝京开了先例。那一段时间，张汝京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大陆无锡，成了名符其实的海峡飞人。

「建厂狂魔」绝非浪得虚名，1998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时间，张汝京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对华晶上华的设备改造。

设备改造完成不久，两岸关系再度紧张。李登辉当局有关部门勒令张汝京和他的团队停止在大陆的一切行动、撤回台湾。

1998年下半年，张汝京和他的团队撤回台湾。

从此，张汝京专心做起了世大半导体的项目。

在张汝京回台湾之前，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双雄争霸，张忠谋的台积电和曹兴诚的联电打得不可开交。张汝京加入后，形势一下子复杂了，双雄争霸变成了三国大战。

先说曹兴诚的联电。

曹兴诚赶走张忠谋、坐稳联电一把手的位置后，一方面寻求技术突破，一方面大幅度扩张产能，目的就是与台积电一决高下。

在技术方面，联电在台湾第一家导入铜制程，建造了台湾第一家12寸晶圆厂、产出业界第一个65纳米晶元。

在产能方面，虽然联电旗下的联瑞在1997年10月遭遇大火，损失超过百亿新台币，但在1999年，曹兴诚宣布合并旗下4家半导体代工厂，与联电「五合一」整体经营。合并后的联电，产值仅次于英特尔和台积电，成为全球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市值则居全球同类产业第四。

1997年的时候，联电内部就放出风声，两年之内干掉台积电。两年过去了，联电虽然没有干掉台积电，但几乎就要和台积电并驾齐驱了。

同一时期，世大半导体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张汝京以惊人的速度建设晶元厂，建成一座就盈利，再建成一座还盈利，短短三年时间，世大半导体成为台湾仅次于台积电和联电的第三大晶元代工企业。

面对曹兴诚和张汝京的穷追不舍，张忠谋果断出手，将世大半导体一口吃掉了。

时至今日，这件事情出现了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江湖传说。

话说2000年某一天，张汝京被台湾一位业界大佬叫去秘谈了4个小时。这位大佬给了张汝京两个选择：要么离开晶元业；要么同意卖出世大公司的股份，保一份可观的富贵。事实上，就在大佬与张汝京谈话的同时，台积电和世大的股东已经瞒著张汝京，以50亿美元成交了这次收购。张汝京总经理的职位还保留著，但已失去了实际控制权。感觉被戏弄的张汝京愤然离职，带著募集到的14亿美元，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中芯国际」。

另一个版本是若干年后张汝京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口述。

根据张汝京的介绍：「（台积电购买世大半导体）我完全知道，而且张忠谋先生要买世大，特地找我去商谈，问我同意世大卖给台积电吗？我说我赞成。」张汝京说，他赞成的原因是想著当时把厂卖了之后，可以来大陆。世大被卖的商业谈判环节他没有参与。张汝京也问过张忠谋，收购世大后会不会到大陆发展？当时张忠谋没有表态。张汝京说，台积电买下世大后，张忠谋几次与张汝京谈，希望张汝京继续留下来。张汝京则表态要去大陆发展，张忠谋不是很乐意，不过还是让张汝京离职了。但是，张汝京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以上两个版本，哪个真哪个假，或者真假的成色各占多少，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了，但有一点是真的，到大陆发展的张汝京后来被张忠谋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在台积电吃掉世大半导体之后，曹兴诚的联电也在技术上吃了一大亏，之后再也没有赶上台积电。

由此，台积电确立了在台湾不可撼动的龙头老大地位。

然后，张汝京和曹兴诚先后登陆，摆开架势要在大陆这个新兴的市场大干一场。

笔者不知道，当张汝京和曹兴诚登陆投资的消息源源不断传到张忠谋面前时，这位老谋深算的枭雄心中是如何盘算的。

那个时候，陈水扁已经执政。张忠谋和陈水扁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一次，不劳张忠谋动手，陈水扁出面了。

陈水扁手里攥著的，是调查局、检察院、法院，是刀把子。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一山不容二虎。

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确实容不下张忠谋和曹兴诚打架。1997年8月，联电旗下的联瑞开始试产，一个月后月产能便达到3万片。这让曹兴诚一方士气大振，10月份，联电管理层放出话来：两年之内干掉台积电。

这样的话放出来没几天，一场大火将联瑞厂房烧得干干净净，不但百亿新台币投资化为乌有，20亿新台币的订单也无法完成。

如前文所述，这场大火虽然给曹兴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并没有伤及联电的根基。

导致联电落后于台积电的，是技术。

晶元制造技术，业界称为制程。这个制程，是包含知识产权的，是企业的不传之秘。晶元内的线路密度达到某个层级时，不同的厂商，由于制程不一样，产品的成本、合格品的比率、产量都不一样。在0.18微米制程时代，联电的技术是领先台积电的。等到晶元的密度进展到0.13微米时，联电和台积电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国际合作队伍展开攻关。联电的合作方是IBM、英飞凌，但三方各有盘算，劲使不到一块儿，项目最终宣告失败。于是联电决定自行开发，结果发现难于登天，时间白白被耽误。而台积电方面，有林本坚这样的技术大咖，加上张忠谋精准的眼光，台积电找对了合作对象，合作各方齐心协力，将联电甩在了身后。

焦点转到张汝京。

张汝京自从在大陆帮助华晶上华改造了一条生产线后，对大陆这片投资热土念念不忘。他离开世大半导体，在开曼群岛注册中芯国际，目的就是大陆。

而大陆这边，正持续发力追赶国际先进技术。

2000年6月，当时的大陆国家经贸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制定并通过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文件《鼓励软体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份文件又称18号文，对晶元厂商和来自海外的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待遇。

18号文发布仅两个月，2000年8月，张汝京的中芯国际落户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张汝京自己就是「建厂狂魔」，他还带来了来自台湾、美国、韩国、欧洲的400多名优秀的工程师，其中也有从台积电挖来的人才。

13个月后，一座现代化的8寸晶圆厂矗立在上海郊区的稻田中。2001年，中芯国际试投产，2003年，中芯国际销售额达到3.6亿美元，2004年猛增至9.75亿美元，并于当年在香港和美国两地挂牌上市，跻身全球第四大晶元制造厂。

张汝京登陆对曹兴诚和张忠谋而言，是个不小的刺激。两个人的反应大相径庭。张忠谋冷静观察、按兵不动，因为执政的陈水扁像防贼一样看著台湾的这些晶元厂。

曹兴诚则按捺不住，跨海登陆，在苏州投资，创立了和舰科技。

之所以名字中有「和舰」二字，是因为曹兴诚非常崇拜中国历史上打开对外贸易通道的郑和，他希望这家企业能像郑和的舰队一样纵横四海。

现在，海峡两岸的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和舰科技是曹兴诚创办的，但在20年前，这是一个虽然人人知晓但却不能公开言说的秘密。

因为陈水扁当局的公开阻挠，曹兴诚采取了曲线投资的策略。

从投资方的身份看，和舰科技是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名称是英属维尔克群岛橡木联合公司，注册资本3.5亿美元，注册时间是2001年11月23日。

在企业法人、以及企业高管、董监事人员名单中，见不到曹兴诚的名字。和舰科技的法定代表人是徐建华，住址是台湾新竹市。

当然，徐建华是曹兴诚的老部下，在联电供职15年之久，和舰科技的高管和技术团队，清一色联电的背景。

就这样，曹兴诚公开地跟陈水扁当局耍起了「花招」，大家都知道和舰科技是曹兴诚的，是联电的关系企业，但又拿不出证据。

曹兴诚还不断地用言语挑逗陈水扁当局，我上午到大陆，下午回台湾，不算是「离台出走」吧？

2003年5月，和舰科技在苏州的的8寸晶圆厂正式投产。

在此之前4个月，2003年1月，陈水扁当局批准台积电登陆投资案。台积电的计划是在上海松江投巨资建设一座8寸晶圆厂。

相比较之下，还是张忠谋老道。张汝京和曹兴诚的先后登陆，让陈水扁当局知道，这一波半导体登陆投资热潮，是挡不住了。2002年3月，陈水扁当局宣布，开放台湾企业登陆投资设立8寸晶圆厂。同时，陈水扁当局为此类投资设定了两个条件：第一，鼓励台湾企业以旧有设备作价投资，如果是新设备，两年后再议；第二，采取总量控制的办法，2005年之前以核准三座晶圆厂为上限。这一次开放，似乎就是为台积电专门准备的。这个政策出台不久，台积电就提出了申请，陈水扁当局也就批准了。

就这样，2000年张汝京来了，2001年曹兴诚来了，2003年张忠谋来了。4年之内，台湾岛内顶尖的晶圆三雄，先后落户大陆的长三角，先后投资建设8寸晶圆厂。

三雄相争，就这样一路从台湾打到大陆，打到长三角。

(未完待续，请持续关注哦)

成长过程就不说了，非常复杂，都是历史了，说一下成为王者这一段的看法吧。

1，压对了asml。尼康在immersion掉队，又在euv上被彻底甩掉了。

2，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强，在代工领域以我的观察，大哥实至名归。

3，产业环境优渥，设备厂商没有掣肘，这一点是大陆企业比不了的。

4，保密工作到位，专利壁垒高，护城河也就越来越高。

5，规模优势。因其强，成其大，反促其愈强，于是造成通吃画面。

6，成就王者之后，仍旧奋进，难能可贵。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限于见识，没有观察到，事后来看，依照这个逻辑，三星也会很可怕。Intel的人不够勤奋

台积电的创始人是张忠谋，创立于1987年，首创晶元代工厂的商业模式，当时英特尔等晶元设计厂商还处于设计、生产、测试封装于一体的阶段，可想而知台积电创立时生存空间很小。

穷则思变，祖籍宁波的张忠谋曾经担任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资深副总裁职务，在半导体领域拥有著三十多年的经验和广泛且深厚的人脉关系。创业创业，实际上应该先有业，才能创，就和数学解题一样，用已经拥有的去创造想要拥有的（从已知到未知）。因此，利用自己的人脉积累与其他资本，一年后，也就是1988年，台积电获得了英特尔资质认证和产品代工订单。自此，台积电才算有了立身之地。

1994年，台积电上市。九十年代是互联网诞生与发展的年代，半导体产业也伴随著行业的春风迅速发展与增长。

1999年，台积电推出可商业量产的0.18微米铜制程制造服务，在工艺制程方面逐步赶上了英特尔。

2005年，65nm的晶元生产技术被台积电初步应用，这也让台积电的技术从追赶到终于领先全世界。同一年，张忠谋辞去CEO职务。

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曾一度让台积电陷入裁员和劳资纠纷的风暴之中。令世人意向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78岁高龄的张忠谋竟然重返台积电。有了创始人坐镇，台积电终于在危机中缓了一口气。

你大爷终究还是你大爷，2010年，张忠谋凭借敏锐的行业嗅觉，预感到手机移动端晶元行业即将崛起，竟然不顾经济危机的余威，大举建厂。历史证明了这个战略选择是相当明智的，台积电赢得了28nm的技术及产能优势，甩开三星、联电、格罗方德（AMD）等，开启了领先竞争对手一代的序幕。

直到2018年，张忠谋才正式卸任退休，隐居幕后。

这大概就是台积电的故事了吧。至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且听 「不知道有没有下回」 分解。

对比一下两岸的教育、文化，特别是家庭、家教、家风。

持续投入，赶上移动互联网红利。

还有就是成本低，比日本美国低不少。

晶元设计制造分离，摊薄越来越多的制程成本。

然后大陆晶元设计起来了也是原因。

台积电开始也不是大企业，他通过代工模式，将晶元行业的门槛一下子降低了，从而带动了一批晶元设计公司的崛起。同时它自己也不断在专业生产方面不断完善。上世纪90年代，代工生产在台湾盛行，那时并非台积电一家独大，他有很多竞争对手，最后有被他吞并的，有自己摔跤的，总之最后他就在台湾称王了。而进一步的增长是他在先进工艺上的不断投入研发，凡是新的工艺出现，他必然不惜一切收入囊中，前期积累的优势让其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就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样，而在制造的世界里没有六合彩，逆袭的可能渺茫，除非全新的技术横空出世。

眼光!当时台湾领导人的眼光真的不是盖的!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本人比较认同前远大投研副总经理谢美荣先生的看法，文化的土壤导致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和应对方法不同。

」中华文化对社会最大的危害在科技方面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科技按0-10分为十个阶段。0-1就是把没有的变成有；2-3就是把刚「有」的东西继续研究，最终形成标准化；4-5就是把形成标准化的东西推向社会即商业化，绝大部份发明创造在这个环节就停下来了，即绝大部份发明创造是没有商业价值的；6-7就是大规模的市场推广阶段，8-10就是成熟改进和更新换代阶段。

0-1要求创造性思维，天马行空，同时又要有充足的财富去折腾。

2-3也是非常难的，要搞清楚并形成标准化，要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好几代人，要甘于贫困甘于寂寞，即使标准化出来了，也并不意味著可转化为财富了，因为绝大部分发明创造是没有商业价值的。

中国现在的从娘胎里就开始竞争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基本上把教育设计为标准化的工业体系，教育出来的学生就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难有创造性思维。中华文化在过去以经验式体验式时代，有了四大发明，在经验式和体验式时代过完后的逻辑式和推理式的近现代，中国还发明创造过什么？

欧美的教育如竹子生长。竹子刚种下去后3-5年，很难繁殖，那时长出来的竹笋和竹身都是小小的，但4-5年以后，每年长出来的竹笋就会大很多，竹身就很大。原来竹子是先长地下的根，以便能更好地吸收土壤里的养分。正常情况下，一片山只要种下竹子，10-20年下来，基本上是竹子的天下，小树灌木杂草就没有活路了-阳光雨露被竹子抢走了，地里的养分也大多被竹子抢走--上下夹击，其它小的植物哪有活路？

中国的教育就如香港的紫荆树--枝密叶茂花盛，但根非常短，稍大点的风，就倒了，台风来时，这些树倒大片。

中国的教育是赢了现在输了未来。」

0-1是美国人的天下。

2-3是日本和德国人的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要有工匠精神，先要有工匠文化的土壤--尊重甘于贫困甘于寂寞的科研人员，为他们解决吃、住、尊严和小孩教育问题，有了科研成果，不能把成果归功于领导--只有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中国才可能也会有工匠精神。日本的工匠精神的结果，日本人可以把米饭研究得那么透，可以把哈密瓜研究到如此程度，日本制造了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张CD、DVD，第一只石英手表，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东芝T10000)，第一台录像机，第一台液晶电视。。。。。。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几个指标世界第一：1、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第一；2、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世界第一；3、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4、日本的专利授权率高达80%，可见专利申请的质量之高。

6-7是中国人的天下，这个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拿来主义--拿来0-1和2-3,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工厂，同时中国人多，知识产权保护差，这些因素加总，使得中国在6-7环节做得好。6-7就是0-1和2-3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两年美国打中国的科技，打到最后，就是打0-1和2-3--基础理论和材料。

2-3环节中国可以通过企业行为在日本和德国建立实验室慢慢加以解决，0-1环节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解决，没有从文化和制度上改良，再过50-100年，中国都难在0-1有大的进展，那些当下拍马屁式的五年解决关键问题的誓言，最终就是一场表演；那些所谓的弯道超车或换赛道的说法，不是忽悠就是骗子或无知。

0-1和2-3就是增加中心化组织能量的关键因素。在「成本-规模--时间价值（持久战）-能量增加-空间扩展（胜出）」模型中，0-1和2-3是把整个组织从存量带入增量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增加「规模（能量）」的关键因素。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ASML的林本坚，这三个人有两个共同的交集--台湾和美国。台湾被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割走，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归还中国，日本在台湾统治了50年，50年时间可以影响三代人深刻影响二代人，以致于好多台湾人在外型举止上几乎就是日本人，如李登辉、陈水扁。半导体大比例出现具有「台湾」+「美国」两大因素的人，这和美国0-1和日本2-3的文化因素有非常大的关系。

——摘自《规律常识》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