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積電如何成長為半導體領域王者的？臺灣半導體產業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因為華為晶元被斷供事件，臺積電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作為全球最優秀的晶元製造商，經過30多年的發展，臺積電已經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標杆性企業。不但臺積電，整個臺灣半導體產業的表現也非常靚麗。預計今年臺灣的半導體產業規模和產值將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本回答將從上個世紀70年代臺灣產業政策的變革開始，梳理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外部環境演變、內部動力生成機制，揭祕臺積電的生長密碼。回答較長，將會分模塊持續加更：
改寫歷史的，是那些突破現有體制束縛的人。
上個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技術官僚成為臺灣政壇一道靚麗的風景。由於時任臺灣領導人蔣經國思維開放、大膽放權，一批長袖善舞的技術官僚得以抓住世界科技發展的機遇，奮力打破舊體制的羈絆，創新臺灣的科技產業發展路徑，使臺灣得以從大國的夾縫中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科技產業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半導體則成為臺灣這一波科技產業大發展中成績最突出的部分。
推動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兩個人和一院一區。因為兩個人、一院、一區的出現，纔有了今天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的地位，纔有了叱吒風雲的張忠謀和臺積電。
兩個人，一個是孫運璇，一個是李國鼎；一院是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區是臺灣新竹科學園區。
孫運璇是山東蓬萊人，1913年出生。13歲時，孫運璿隨父親闖關東來到哈爾濱，15歲考入俄國人主辦的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預科班。在這所大學，孫運璇修學7年，以當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畢業後的孫運璇回到關內工作，並迅速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電力專家。1945年臺灣光復後，3000多名日籍電力技術人員被遣返回日本，加上之前盟軍的轟炸，臺灣電力系統千瘡百孔，發電量只有正常狀態的十分之一。孫運璇臨危受命赴臺，帶領技術人員和一批尚在職業學校就讀的學生，用5個月的時間內恢復了臺灣80%的供電。此後，孫運璇一直在臺灣電力系統工作，並於上世紀50年代對臺灣的電力格局做出了「火主水從」（火電為主，水電為輔）的重大改變。
臺灣電力改以火力發電為主，意義重大。火力發電廠為臺灣經濟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源源不斷的動力。現在的臺積電，其用電量相當於一座中等城市，這要歸功於孫運璇當年打下的雄厚的電力基礎。
1969年，臺灣「經濟部長」陶聲洋去世，孫運璿接任「經濟部長」。履職4年後，1973年，孫運璿放出大招，仿效韓國「科技研究院」模式，創立「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這個工研院，由官方出資，但卻享有特殊政策，可以高薪聘請海外學者回臺從事科技研發，還可以將研發成果進行市場化轉化。
這在當時的臺灣，可謂破冰之舉。
最難過的一關就是臺灣「立法院」。當時的臺灣政壇雖然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在捍衛公有利益方面，很多「立委」的思維十分僵化。這些「立委」認為，工研院是用公有資金出資，卻有獨立的財團法人地位，當局沒有控制、管理權，收益則會進入私人腰包。這是典型的「化公為私」，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面對眾多「立委」的阻撓，孫運璿多方奔走遊說，最後，設立工研院的提案在臺「立法院」以勉強超過50%的票數獲得通過。孫運璿也因此被稱為「工研院之父」。
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國鼎，1910年出生於南京，1934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所學專業為核物理和低溫超導。
1969年孫運璇擔任臺灣「經濟部長」時，李國鼎在同一年擔任臺灣「財政部長」。這兩個人，一個管經濟，一個管財政，成為臺灣政壇主導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中的兩面大旗。
與大陸的五年規劃相似，臺灣當局也有一個「四年經建計劃」。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期間，臺灣經濟潛伏的問題顯露出來了。彼時正處在臺灣第六期四年經建計劃執行期間。在李國鼎的主導下，臺灣果斷停止這個四年計劃，重新制定了一個六年經建計劃，將產業和投資的重點轉向了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領域。經過幾年努力，臺灣經濟成功實現第二次轉型。李國鼎也因此被稱為「『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最傑出的『財政部長』之一」。臺灣政壇甚至傳出風聲，李國鼎將出任「行政院長」。
就在李國鼎名聲如日中天之際，1976年，他罹患心臟病。病癒後的李國鼎已無體力應付繁雜的財政工作，於是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分管方向為科技發展。
科技領域正是李國鼎的強項，於是，借著這一次的職務變遷，李國鼎也開闢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又一個春天。
1978年，孫運璿高升，擔任臺灣「行政院長」。李國鼎作為「政務委員」，等同於孫運璇分管科技產業的副手。兩個人開始了又一次緊密的合作。
在孫運璇的大力支持下，1979年，李國鼎主持制定了《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作為臺灣「現階段科技最高指導原則」。1982年，李國鼎又主持制定了《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案》。這個人才培育方案分為立即採取措施和中長程規劃兩部分，突破了許多陳規舊習，其最大的特色是為海外人才回臺發展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這個過程中，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1980年正式成立。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成立，解決了臺灣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打通了臺灣科技產業鏈條的最後一個環節。
臺灣的科技產業發展從此有了三塊基石：第一，科技發展方案、培育人才案，解決了科技產業發展大環境和人才培育、流動問題。第二，以工研院為代表的創新機制，既是科技政策引領的工具，又有真金白銀的資助，解決了科技研發急缺的初期投入問題。第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將科技成果轉化，放進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去認證和歷練。
彼時，一心一意謀科技發展的李國鼎，成了臺灣和美國之間的空中飛人。他頻繁前往美國，費盡口舌、開出優厚條件，延攬海外學人返臺服務。其中最誇張的一次，1983年5月，李國鼎前往美國，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往返於舊金山、休士頓、芝加哥與洛杉磯，一共約見2000名華裔科學家與工程師，勸說他們回臺助力經濟發展。
李國鼎與張忠謀的接觸，始於1968年。當時的張忠謀雖然剛剛37歲，但已經是著名的美國德州儀器的副總裁，銜命前來臺灣考察。58歲的李國鼎對張忠謀非常器重，給予張忠謀熱情的接待。負責臺灣的科技產業發展之後，李國鼎每次赴美，必定要去見張忠謀，向他介紹臺灣島內科技產業的進展，同時瞭解國際半導體產業的現狀及趨勢。
同一時期，孫運璇也開始認識並十分看重張忠謀。他曾赴美參訪德州儀器，受到張忠謀周到的接待。
1982年，孫運璇代表臺灣當局正式給張忠謀發出函件，邀請其赴臺工作，函件承諾，臺灣聘請張忠謀出任工研院院長，或者擔任「行政院長」孫運璇的特別顧問。
張忠謀猶豫再三，沒有明確回復。
兩年後的1984年2月，孫運璇突發腦溢血，手術後辭任「行政院長」，俞國華接任。
1985年，臺灣「行政院長」俞國華派出代表赴美，再一次向張忠謀發出邀請。
這一次，張忠謀答應了。他從美國來到臺灣，出任臺灣工業研究院院長。
從張忠謀接受邀請正式赴臺開始，臺灣半導體產業掀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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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半導體產業界，有3個人，從不同的人生起點出發，中途走到一起成為同行或戰友，然後又分道揚鑣、反目成仇，上演了跨越臺海兩岸並延續至今的恩怨情仇。
這三個人，一個是張忠謀，一個是曹興誠，一個是張汝京。
三個人中，張忠謀的起點無疑是最高的。1931年出生於浙江寧波的張忠謀，雖然因為戰亂，導致青少年時代輾轉多地，但是由於其父親曾任寧波市鄞縣財政局長、母親是書香世家，家境優渥，所以這段時期的頻繁搬遷，算不上是顛沛流離。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18歲的張忠謀入讀美國哈佛大學，成為當屆唯一一個中國人。此後，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再到斯坦福，從Sylva-nia公司到德州儀器再到通用器材，張忠謀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在世界一流的公司工作，接觸的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他空降臺灣，是受兩任臺灣「行政院長」的反覆熱情邀請而來，直接進入臺灣上流社會，地位高高在上、萬眾敬仰。
與張忠謀相比，曹興誠的背景要寒酸得多。他祖籍山東濟寧，1947年出生於臺灣臺中清水，家中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六。曹的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收入微薄，因此曹從小就體會到了生活不易。曹興誠本科讀的是臺灣大學電機系，之後進入臺北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攻讀碩士，碩士畢業後進入臺灣「經濟部」成了一名公務員。相對於臺中鄉下的背景，曹興誠成為一名收入穩定、也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公務員，可算是修得正果。
雖然成了「中央大員」，曹興誠並不滿足。他腦袋靈活、處事八面玲瓏，註定不走尋常路。恰逢頂頭上司、「經濟部長」孫運璇成立工研院，曹興誠得近水樓臺之便，一轉身進了工研院下屬的電子中心，從此開啟了叱吒風雲的半導體人生。
三個人中，年齡最小的張汝京1948年出生於南京。張汝京的父親是冶金專家，母親是化學家。他出生不滿一歲，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解放。張汝京的父母帶著他，跟隨撤退的國民黨大軍，從上海坐船到了臺灣。
父母的專家背景和相對良好的家庭條件，讓張汝京得以安心在臺灣就讀。1970年，張汝京從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隨後赴美，先在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獲得工程學碩士學位，後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
畢業後的張汝京進入德州儀器工作，那個時候的張忠謀已經是德州儀器的副總，處在一個張汝京可望不可及的位置上。當然，那時的他完全沒有預料到，自己未來有一天，會和這位老上級有一番龍爭虎鬥。
場景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的臺灣，孫運璇創立工研院之後，第一個落地的項目，就是從美國引進半導體產業。
現在看來，孫運璇的目光真的是大、深、遠。
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是一家擁有雄厚技術力量的企業，曾研發出全球第一隻全電子彩色電視顯像管和第一塊太陽能電池，但在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遷中，這家公司迅速衰落，幾近破產。
孫運璇果斷出手，從RCA處購買到了全套的晶元設計、製造專利技術，並指令工研院電子中心組織一批人前往美國RCA公司學習。
工研院組織了40多人到美國RCA公司培訓，這批人後來在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中散作滿天繁星。
曹興誠是其中最亮的星。
這批專業人才從美國學成歸來後，1979年，工研院將電子中心升級為電子所，並著手開始科技成果轉化以及商業化的運作。
初始的計劃是工研院電子所領銜，組織一批社會上的企業作為原始股東參股，成立一家專門設計、製造晶元的公司。
由於絕大多數臺灣企業家對半導體產業並不瞭解，最開始的募集股東工作並不順利，工研院看中並發出邀請的企業普遍態度不積極，等到原始股東終於湊齊，大家發現，每一家企業的名稱中都有一個「華」字，於是這家企業就取名為聯華電子（簡稱聯電或臺聯電），並成為第一批進駐新竹科學園區的企業之一。
企業成立了，作為這家企業的龍頭，工研院電子所需要派一個人進入到公司管理層，派誰呢？
這個重任就落在了曹興誠頭上。1980年，曹興誠成了聯華電子的副總經理，年僅33歲。由於出色的業務能力和管理能力，曹興誠很快成為這家公司實際上的一把手。
聯電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又是臺灣工研院的「親生兒子」，自然是三千寵愛在一身。早在1977年，工研院就掌握了3英寸晶圓生產技術，採用7微米CMOS製造工藝。聯電進駐新竹之後，在工研院的牽頭組織下，從美國引進了4英寸晶圓生產線，之後工研院又將新開發的3.5微米CMOS製造工藝轉讓給了聯電。最初幾年，聯電項目進展順利，也起到了帶頭示範作用，帶動了臺灣產業的啟動和發展。
在生產、經營的具體實踐中，曹興誠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戰線過長。
與其他半導體公司一樣，聯電的業務範圍涵蓋了IC設計和生產製造的整個過程，這是一種大包大攬的方式。這種經營模式不但非常辛苦，而且在國際半導體產業巨頭的夾縫中處境十分艱難。
怎麼辦？
曹興誠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上任不久便意識到聯電的模式難有出頭之日，於是日思夜想，最終想出了一個半導體代工方案，也就是放棄並不擅長的設計，專註到代工製造上。
當時的張忠謀還沒受聘來到臺灣，但已和臺灣政壇高層走得很近，與孫運璇、李國鼎有密切交往。曹興誠雖然對張忠謀十分敬佩，但由於地位懸殊，他並沒有和張忠謀面對面討論問題的機會。
於是，曹興誠寫了一份晶圓代工模式的企劃書，託人帶給了張忠謀。在企劃書中，曹興誠詳細闡述了半導體代工的好處，還提出了與張忠謀合作的希望。
曹興誠的一腔熱忱沒有得到張忠謀的回應。
曹興誠並不知道，不但他的企劃書沒有得到張忠謀的回應，連孫運璇正式的、官方的邀請函都沒有得到張忠謀的回應。
1985年，張忠謀終於應邀來到臺灣擔任工研院院長，成了曹興誠的頂頭上司。
張忠謀還兼任了聯電的董事長。也就是說，聯電的領導班子中，張忠謀是班長，曹興誠只是班子成員。當然，張忠謀兼任董事長，很大程度上是名義性的，聯電一直在曹興誠的實際控制中。
兩年後的1987年，張忠謀牽頭成立臺積電，開風氣之先，啟動了臺灣半導體產業的代工模式。
曹興誠小小地喫了一驚。
臺積電的模式不就是我的創意嗎？張忠謀，你這是「剽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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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是一位老謀深算之人。他赴臺創業，天時、地利、人和三項條件，除了地利有所欠缺，天時、人和，他都佔了。
先談為什麼地利有所欠缺。
臺灣是一個海島，四面環水，沒有腹地，而且資源缺乏，大量原材料需要進口，能源也非常緊張（幸虧孫運璇打下了相對堅實的火力發電基礎）。更重要的，臺灣處在地震帶上，平均每年發生地震1.6萬多次，雖然大多數是1.8級到2.2級的小地震，但是對於極其精密的晶元製造設備而言，地震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直到今天，如果臺灣發生地震，臺積電在臺灣的工廠都會緊急備份數據、檢查設備，相關人員會忙作一團。
儘管地利欠缺，但張忠謀所佔據的天時、人和的條件，也是難得一見的。
從天時的角度看，當時全球半導體產業界日、美爭霸，天平正在向美國傾斜。張忠謀從美國赴臺，帶來的是美國的技術和理念，順應了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主流。
半導體產業起源於美國，傳到日本之後，日本企業靠著精細管理和成本優勢，在存儲晶元領域大放異彩，不僅晶元質量上乘，且量大價低，美國企業節節敗退。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全球十大半導體公司，6家是日本企業。
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企業，美國企業將存儲晶元這個領域拱手相讓，並轉移戰場，將研發的重點轉向以CPU為代表的邏輯晶元。事實證明，美國企業的轉型是對的，邏輯晶元牢牢把控著半導體產業的最頂端，所以現在的美國政府一紙指令，就可以讓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科技企業痛不欲生，比如中國的中興。
和存儲晶元一體化要求很高不同，邏輯晶元可以將設計、生產環節分開，這就為代工這個模式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機會。
曹興誠顯然是最先看到這個商機的人之一，所以他給張忠謀遞交了自己的企劃書。
對於曹興誠指稱自己「剽竊」，張忠謀始終沒有回應，此事也就無從考究真相。也許，曹興誠的企劃書讓張忠謀眼前一亮；也許，張忠謀早就有了這個想法，曹興誠和他是英雄所見略同。
不論如何，張忠謀赴臺之際，心中一定是有了一個設立代工企業規劃的，因為天時到了。
從人和的角度看，臺灣官方以孫運璇、李國鼎為代表的一大批技術官僚，對張忠謀鼎力支持。在張忠謀赴臺之前，他就已經被臺灣官方聘請為顧問。而每一次與這批臺灣技術官僚的接觸，都在加深雙方的感情，細化合作的意向和方案。
另外，張忠謀在美國頂級半導體企業浸潤多年，做到很高級別的企業高管，既積累了先進的管理經驗，也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技術、管理人才朋友圈。
臺灣也有人，美國也有人，這樣的人和哪裡找。
另外，張忠謀1985年赴臺，時年54歲，正是知天命之年。這個年紀，加上華人的身份，在美國的企業中已經碰到了天花板；如果到了臺灣，則可以藉助天時、人和開啟事業第二春。
此時不來，更待何時。
於是，張忠謀來到臺灣。他要大幹一場。
張忠謀首先碰到的，就是資本問題，因為半導體不但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是要燒錢的。
這個問題，李國鼎已經給他想出辦法了。
李國鼎的辦法就是公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合資。其實這個辦法在聯電成立時就用過了，效果還不錯。但是和聯電不同的是，對於張忠謀將要執掌的這家公司，臺灣當局是下了很大本錢的。
首先是臺灣官方出資佔48.3%，然後，李國鼎又說服荷蘭飛利浦公司出資27.5%，剩下的24.2%是民間資本。
1987年，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簡稱臺積電）正式成立併入駐新竹科學園區。
張忠謀在這家公司中佔了很小的股份，但他是這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如果說被曹興誠實際控制的聯電是臺灣的「土八路」，那麼，張忠謀的臺積電就是一支擁有美國背景的正規軍：張忠謀的管理經驗來自老東家德州儀器，技術及授權來自IBM，還有大批從美國引進的人才，比如臺積電首任首席技術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其得意門生梁孟松後來也加盟臺積電，研發隊長蔣尚義曾在美國德州儀器、惠普工作，後來接任張忠謀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技術核心人物餘振華則是美國喬治亞工學院博士。
資本充裕、設備高端、人才濟濟，臺積電雖然在成立的第一年虧損超過一億新臺幣，但很快扭轉了局面。1988年，英特爾送來第一筆訂單，並對臺積電的200多道生產工藝進行了具體的指導。這樣的幫扶，真可謂「幫人幫到底，送佛上西天」。
英特爾之外，一個更大的機遇到來了。
1989年，冷戰結束，大量信息技術從軍用轉向民用，美國矽谷湧現出一批雄心勃勃的、有技術背景、有設計能力、但是沒有生產設備的創業者，其中包括如今已經大名鼎鼎的高通。年近六旬的張忠謀很快與這批年輕人打成一片，建立了長期緊密的合作關係。
臺積電就這樣迅速站穩腳跟。
回到李國鼎這邊。雖然臺灣官方和李國鼎給予了張忠謀極大的幫助，但是，官員和企業家的想法還是不一致的，企業家追求的是企業的利益最大化，而李國鼎追求的，是臺灣整體科技產業、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在李國鼎引導下臺灣當局出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不但惠及臺積電，也惠及其他半導體企業。
這樣的產業政策，促進了臺灣半導體產業質量的整體提升，也為曹興誠挑戰張忠謀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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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張忠謀和他的臺積電在臺灣島內風生水起之際，張汝京也在美國德州儀器大放異彩。
現在回過頭看，張忠謀和張汝京應該是德州儀器發展史上最出色的兩個中國人。不同的是，張忠謀的優秀體現在管理和謀略上，張汝京的優秀更多體現在動手能力，他是德州儀器首屈一指的「建廠狂魔」。
隨著全球半導體產業爆炸性的增長，德州儀器也開始了大規模擴張之路，沉潛一段時日的張汝京被德州儀器高層發現，被委以建設晶元工廠的重任。
張汝京先是在德州儀器的大本營美國德州建了4座晶元工廠，然後赴義大利，之後再去日本、新加坡、臺灣等地，一口氣建了10座廠。每一座工廠都是以極快的速度建成，並迅速形成生產能力。
得益於張汝京的傑出貢獻，當時的全球半導體產業形成了技術在美國、生產在東南亞的局面。
1996年，張汝京收到了來自大陸的召喚。
這一年，大陸電子部（工信部前身）組團赴美參訪，其中一站是德州儀器，張汝京受公司委派出面接待。到了年底，電子部要舉辦一場論壇，邀請德州儀器派員參加，由於之前曾經接待的這層關係，德州儀器指派張汝京到北京與會。
在北京，大陸電子科技界的元老王陽元院士對張汝京說：「你回來幫忙吧。」
對於張汝京而言，來自北京的召喚，是一次巨大的心靈撞擊。
兩年後，他回到出生地大陸，從此加入到了篳路藍縷的大陸半導體產業建設隊伍，也陷入了與張忠謀的恩怨糾纏之中。
場景回到臺灣，張忠謀創立臺積電，加上之前就已擔任聯電的董事長，所以臺灣電子產業的大半個江山都在張忠謀的手中。
當然，張忠謀的真正心思，只能是臺積電。1988年臺積電拿下英特爾的大額訂單後，不但生產任務加重，而且英特爾對產品質量的高要求，以及由此帶來的臺積電的技術升級、精細化管理等等，都讓張忠謀忙得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過問聯電的事務。
聯電一直掌握在曹興誠手中。
此時的曹興誠，雖然對張忠謀「剽竊」自己的代工創意耿耿於懷，但他反而不著急了。臺積電專業搞代工，聯電不這麼做。聯電做的是大包大攬的一條龍服務，半導體代工、IC設計、SRAM（靜態隨機存取存儲器）三大業務各佔三成多的比例。尤其是在IC設計上，聯電四處開花，從VCD晶元到汽車晶元什麼都做，也都做得不錯。
聯電的企業版圖基本穩固之後，曹興誠正式向張忠謀發起挑戰。1991年，曹興誠以張忠謀沒有給聯電同等待遇為由，聯合其他董事罷免了張忠謀聯電董事長的職位，自己取而代之。
此事在臺灣島內引起軒然大波。但是，一方面當時張忠謀赴臺工作時間不長，地位還不是非常穩固，另一方面，由李國鼎構建的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策略就是鼓勵競爭，所以，張忠謀被罷免了也就罷免了。
對於張忠謀而言，此事雖然面子上不好看，但也沒啥大不了的，從此他就可以專心臺積電的業務，反倒落得個一身輕鬆。
對於曹興誠而言，從此之後，他不再受張忠謀的領導，兩個人可以平起平坐了。
在外人看來，不但張忠謀和曹興誠兩個人，臺積電和聯電這兩家公司，也平起平坐了。
1995年，曹興誠改弦更張，和張忠謀一樣，將IC設計分割出去，做起了專業代工。
而且，曹興誠技高一籌。他向晶元設計公司募集股份，聯合建設工廠。這樣的安排，不但解決了工廠的建設資金問題，而且綁定了訂單。
一年的時間內，曹興誠聯合12家美國IC設計公司，一口氣創立了4家半導體代工廠。
曹興誠還走出臺灣，前往日本併購、在新加坡設廠，在海外客戶持續增加的同時，聯電的產能也迅速與臺積電並駕齊驅。
面對曹興誠的四面出擊，張忠謀有樣學樣，也採取走出去戰略，前往海外設廠。
那一段時間，是臺灣半導體產業最熱鬧的歲月，臺積電和聯電，張忠謀和曹興誠，針鋒相對、你追我趕，連越南都成了兩家企業的必爭之地。1997年6月，臺積電宣佈赴越南投資4000億新臺幣，聯電隨即做出了赴越南投資5000億新臺幣的決策。
這一場臺灣半導體產業的「雙雄」對決，最終以臺積電領先而決出勝負。
臺積電的勝出，有兩方面因素：深度的國際合作、堅韌的專業精神。
這個過程中，讓現在的中國人愛恨交加的荷蘭光刻機製造商阿斯麥爾(ASML)走到了歷史的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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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知友們留意，本篇主要分析晶元製造技術的進展，相對而言要專業一些，答主儘可能做到簡單明瞭、深入淺出。
一枚晶元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呢？
簡而言之，晶元的母體是硅晶片（也稱晶圓），形狀類似於一張光碟，在這張圓形的晶圓上製作出一枚枚方形（長方形或者正方形）的晶元。這有點類似於我們在照相館拍證件照，一張感光紙上能印出9張或更多照片。
製造晶元的主要設備是光刻機和蝕刻機，其中光刻機是利用照相原理在晶圓上畫出電路圖，蝕刻機則是將這些電路圖刻出來並進行加工，然後經過測試、將合格的產品切割下來進行封裝（封測），就可以出廠了。這些設備中，光刻機是最重要的，因此光刻機也就成了全套晶元製造設備的代名詞。
對於單個的晶元而言，在面積固定的情況下，電路越多、越密集，則晶元的功能越強大。舉個例子，我們用的手機，塊頭一直沒有多大變化，但功能越來越強大，這就是晶元中的電路不斷密集的結果。現在最高級的晶元，其電路密集的程度已經達到7納米，也就是一根頭髮的萬分之一。而臺積電的製造工藝，很快就要達到5納米甚至3納米。
對於一塊晶圓而言，晶圓的面積越大，單塊晶圓所能製造出的晶元也就越多，所以晶元廠都希望用大塊的晶圓生產晶元，這就是我們常常接觸的概念，8寸晶圓廠，或者12寸晶圓廠。過去幾十年，臺灣當局在審核臺灣晶元廠商到大陸投資時，是嚴格控制晶圓廠的尺寸的。2002年，陳水扁當局勉強開放臺灣8寸晶圓廠到大陸投資。2016年2月，趕在蔡英文5月20日就任之前，馬英九當局批准臺積電到南京投資設立12寸晶圓廠。
臺積電之所以遙遙領先其他晶元製造廠，原因就在於它在光刻機領域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
這裡面的關鍵人物是林本堅。
林本堅祖籍廣東潮汕，1942年出生在越南，在越南西貢長大。1959年，林本堅獨自一人到臺灣讀高中，之後考入臺灣大學。大學畢業後林本堅赴美留學，並於1970年獲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機工程學博士學位。1970年至1992年，林本堅在IBM工作。1992年至2000年，林本堅在美國創業。2000年，林本堅返回臺灣加入臺積電。
在IBM期間，林本堅就是光刻技術領域的奇才。1975年，工作僅5年的林本堅做出當時光刻領域最短波長的光線，他自己把它命名為深紫外線（DEEP Ultra-Violet，簡稱DUV）。後來，DUV成為光刻顯影技術的主流。
現在中國晶元廠商求之不得的設備EUV（極紫外線）光刻機，就是在DUV技術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發明這項頂尖技術的，還是林本堅。
在做出DUV光線11年之後，1986年，林本堅意識到，原來的微影技術已經走到了盡頭，很難再發展了。
這個時候微影技術所能觸及的最短的波長，是157納米。全世界的頂級光學專家，都面對著157納米這樣一堵高牆，再也無法前進一步。
在無法前進之際，林本堅開始進行反向思維。既然157納米無法突破，還不如退回到193納米，然後在鏡頭和晶圓之間加入其它介質，是否就能做出更短的波長呢？
之前的技術，就是鏡頭面對晶圓，通過拍照畫出電路圖，鏡頭和晶圓中間什麼都沒有。
林本堅的設想，是在鏡頭和晶圓中間加入一層水。
這個設想的原理其實很簡單。舉例說明，我們把筷子放進水中，筷子看起來就折彎了、變粗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景象，是因為水改變了波長。
而根據林本堅的設想，193納米的波長，經過水的折射後，就變成了134納米。
林本堅將這種方法稱為浸潤式微影技術（Immersion Lithography），之前的技術稱為乾式微影技術。
林本堅1986年發現浸潤式微影技術後，繼續進行研究，完善技術方案。在這個過程中，2000年，林本堅離開美國來到臺灣，加盟臺積電。
2002年，在比利時召開的一個光電學會技術研討會上，林本堅向全球同行公開了自己的發現和設想。
這個設想一下子把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們震住了。
在林本堅發表演講之前，本來大家的討論焦點，是集中在157納米乾式微影技術上的。現在不得了了，林先生竟然找到了更短的、134納米波長的光波。
突破性的進展也招致猛烈的反對。那次研討會之後，對林本堅技術方案的反駁洶湧而來，反對方列舉的理由看起來似乎也有些道理，比如利用水做介質容易污染，水中的氣泡會影響曝光等等。
還有一些幹擾的背後是來自資本的力量，因為在157納米這個層級，國際級的大廠已經投入了巨額的研發經費，林本堅的發明，意味著這些研發前功盡棄。有業內高層為此向臺積電施壓，要求臺積電管管林本堅，讓他收斂點，「不要攪局。」
張忠謀是何等人物？！面對林本堅這樣的奇才，面對這樣一個在技術上一枝獨秀、一騎絕塵的機會，他怎麼會摁住林本堅不讓他發揮呢？！
張忠謀給予林本堅的，是堅決的支持。
針對質疑方提出的技術問題，林本堅和他的團隊一一進行研究攻關，在半年內發表了3篇學術論文進行回應。
同時，林本堅帶著自己日漸成熟的技術方案，到美國、日本、荷蘭、德國，與相關技術廠商進行深入的溝通。
絕大多數廠商對林本堅的技術方案將信將疑，其中一個美國的大廠代表表示，他們絕對不會用這項技術。
只有荷蘭的ASMI（阿斯麥爾）公司認為林本堅的技術方案是可行的，代表了光刻機未來的發展方向。
於是雙方展開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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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半導體產業的源頭企業之一，是1960年設立的、位於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國營第742工廠，又稱江南廠）。
上個世紀70年代，當臺灣的孫運璇牽頭成立工研院，並從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購買全套的晶元設計、製造專利技術時，大陸也開始從日本引進技術和生產線。
1977年，大陸決定從日本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同時引進配套的線性集成電路生產線，這個集成電路生產線就落在了江南廠。
這條生產線總投資2.7億元人民幣，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的投資。生產線於1982年投產，1985年通過國家驗收，年生產能力為集成電路2648萬塊。到1987年，江南廠的產量已經達到全國同類產品總產量的40%，成為首屈一指的行業老大，無錫也成為大陸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由於意識到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大陸開啟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模式，決定加碼投資半導體產業。1989年，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簡稱華晶）在無錫成立。1992年，國務院決定實施「908工程」，目標是投資20多億元，在華晶建設一條月產1.2萬片、0.8-1.2微米的晶元生產線。
1998年1月，「908工程」華晶項目通過驗收，但由於海外半導體產業的突飛猛進，剛剛落成的華晶生產線已經落後了。無奈之下，華晶尋求海外合作，以部分設備作為資本，與香港的上華半導體公司合資成立「華晶上華」，開始了對生產線的改造。
香港上華的老闆名叫陳正宇，是一位臺灣人。
如何對華晶生產線進行改造呢？
遠在美國德州儀器的「建廠狂魔」張汝京就在這關鍵時刻從海外歸來了。
前文提到，1996年，大陸的王陽元院士希望張汝京回國效力。王陽元院士之所以發出這樣的邀請，是因為當時正值無錫「908工程」建設的尾聲，無論是王院士、還是張汝京，都很清楚「908工程」投產即落後的前景。張汝京瞭解大陸不惜代價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決心，這是他回國效力的動力之一。
1997年，張汝京在德州儀器辦理了退休手續。
這個時候，海峽兩岸同時向張汝京伸出了橄欖枝。
大陸這邊，是來自臺灣的、進軍無錫的陳正宇。
臺灣那邊，是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簡稱中華開發）的總經理胡定吾。中華開發是國民黨為大股東的一家投資銀行，總經理胡定吾在臺灣金融界頗具影響力，是馬英九臺灣大學的同學兼密友。胡定吾擔任臺大學生組織領導人時，馬英九是他的祕書長。
來自海峽兩岸兩個機會，都被張汝京抓住了。
在大陸無錫，陳正宇是華晶上華公司董事長，張汝京任總經理，帶領從臺灣來的一個團隊負責設備改造，引進0.5微米的生產線。
在臺灣，中華開發出資成立了世大半導體，張汝京也加盟擔任總經理。
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兩個半導體企業的總經理，張汝京開了先例。那一段時間，張汝京一半時間在臺灣，一半時間在大陸無錫，成了名符其實的海峽飛人。
「建廠狂魔」絕非浪得虛名，1998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時間，張汝京和他的團隊完成了對華晶上華的設備改造。
設備改造完成不久，兩岸關係再度緊張。李登輝當局有關部門勒令張汝京和他的團隊停止在大陸的一切行動、撤回臺灣。
1998年下半年，張汝京和他的團隊撤回臺灣。
從此，張汝京專心做起了世大半導體的項目。
在張汝京回臺灣之前，臺灣半導體產業是雙雄爭霸，張忠謀的臺積電和曹興誠的聯電打得不可開交。張汝京加入後，形勢一下子複雜了，雙雄爭霸變成了三國大戰。
先說曹興誠的聯電。
曹興誠趕走張忠謀、坐穩聯電一把手的位置後，一方面尋求技術突破，一方面大幅度擴張產能，目的就是與臺積電一決高下。
在技術方面，聯電在臺灣第一家導入銅製程，建造了臺灣第一家12寸晶圓廠、產出業界第一個65納米晶元。
在產能方面，雖然聯電旗下的聯瑞在1997年10月遭遇大火，損失超過百億新臺幣，但在1999年，曹興誠宣佈合併旗下4家半導體代工廠，與聯電「五合一」整體經營。合併後的聯電，產值僅次於英特爾和臺積電，成為全球第三大半導體公司，市值則居全球同類產業第四。
1997年的時候，聯電內部就放出風聲，兩年之內幹掉臺積電。兩年過去了，聯電雖然沒有幹掉臺積電，但幾乎就要和臺積電並駕齊驅了。
同一時期，世大半導體在張汝京的帶領下，也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張汝京以驚人的速度建設晶元廠，建成一座就盈利，再建成一座還盈利，短短三年時間，世大半導體成為臺灣僅次於臺積電和聯電的第三大晶元代工企業。
面對曹興誠和張汝京的窮追不捨，張忠謀果斷出手，將世大半導體一口吃掉了。
時至今日，這件事情出現了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江湖傳說。
話說2000年某一天，張汝京被臺灣一位業界大佬叫去祕談了4個小時。這位大佬給了張汝京兩個選擇：要麼離開晶元業；要麼同意賣出世大公司的股份，保一份可觀的富貴。事實上，就在大佬與張汝京談話的同時，臺積電和世大的股東已經瞞著張汝京，以50億美元成交了這次收購。張汝京總經理的職位還保留著，但已失去了實際控制權。感覺被戲弄的張汝京憤然離職，帶著募集到的14億美元，在開曼羣島註冊了「中芯國際」。
另一個版本是若干年後張汝京接受媒體採訪時的口述。
根據張汝京的介紹：「（臺積電購買世大半導體）我完全知道，而且張忠謀先生要買世大，特地找我去商談，問我同意世大賣給臺積電嗎？我說我贊成。」張汝京說，他贊成的原因是想著當時把廠賣了之後，可以來大陸。世大被賣的商業談判環節他沒有參與。張汝京也問過張忠謀，收購世大後會不會到大陸發展？當時張忠謀沒有表態。張汝京說，臺積電買下世大後，張忠謀幾次與張汝京談，希望張汝京繼續留下來。張汝京則表態要去大陸發展，張忠謀不是很樂意，不過還是讓張汝京離職了。但是，張汝京被罰了很多臺積電的股票。
以上兩個版本，哪個真哪個假，或者真假的成色各佔多少，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了，但有一點是真的，到大陸發展的張汝京後來被張忠謀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在臺積電喫掉世大半導體之後，曹興誠的聯電也在技術上喫了一大虧，之後再也沒有趕上臺積電。
由此，臺積電確立了在臺灣不可撼動的龍頭老大地位。
然後，張汝京和曹興誠先後登陸，擺開架勢要在大陸這個新興的市場大幹一場。
筆者不知道，當張汝京和曹興誠登陸投資的消息源源不斷傳到張忠謀面前時，這位老謀深算的梟雄心中是如何盤算的。
那個時候，陳水扁已經執政。張忠謀和陳水扁的關係非同一般。
這一次，不勞張忠謀動手，陳水扁出面了。
陳水扁手裡攥著的，是調查局、檢察院、法院，是刀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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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不容二虎。
臺灣這個小小的地方，確實容不下張忠謀和曹興誠打架。1997年8月，聯電旗下的聯瑞開始試產，一個月後月產能便達到3萬片。這讓曹興誠一方士氣大振，10月份，聯電管理層放出話來：兩年之內幹掉臺積電。
這樣的話放出來沒幾天，一場大火將聯瑞廠房燒得乾乾淨淨，不但百億新臺幣投資化為烏有，20億新臺幣的訂單也無法完成。
如前文所述，這場大火雖然給曹興誠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並沒有傷及聯電的根基。
導致聯電落後於臺積電的，是技術。
晶元製造技術，業界稱為製程。這個製程，是包含知識產權的，是企業的不傳之祕。晶元內的線路密度達到某個層級時，不同的廠商，由於製程不一樣，產品的成本、合格品的比率、產量都不一樣。在0.18微米製程時代，聯電的技術是領先臺積電的。等到晶元的密度進展到0.13微米時，聯電和臺積電分別組建了各自的國際合作隊伍展開攻關。聯電的合作方是IBM、英飛凌，但三方各有盤算，勁使不到一塊兒，項目最終宣告失敗。於是聯電決定自行開發，結果發現難於登天，時間白白被耽誤。而臺積電方面，有林本堅這樣的技術大咖，加上張忠謀精準的眼光，臺積電找對了合作對象，合作各方齊心協力，將聯電甩在了身後。
焦點轉到張汝京。
張汝京自從在大陸幫助華晶上華改造了一條生產線後，對大陸這片投資熱土念念不忘。他離開世大半導體，在開曼羣島註冊中芯國際，目的就是大陸。
而大陸這邊，正持續發力追趕國際先進技術。
2000年6月，當時的大陸國家經貿委和信息產業部聯合制定並通過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文件《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這份文件又稱18號文，對晶元廠商和來自海外的投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惠待遇。
18號文發布僅兩個月，2000年8月，張汝京的中芯國際落戶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
張汝京自己就是「建廠狂魔」，他還帶來了來自臺灣、美國、韓國、歐洲的400多名優秀的工程師，其中也有從臺積電挖來的人才。
13個月後，一座現代化的8寸晶圓廠矗立在上海郊區的稻田中。2001年，中芯國際試投產，2003年，中芯國際銷售額達到3.6億美元，2004年猛增至9.75億美元，並於當年在香港和美國兩地掛牌上市，躋身全球第四大晶元製造廠。
張汝京登陸對曹興誠和張忠謀而言，是個不小的刺激。兩個人的反應大相徑庭。張忠謀冷靜觀察、按兵不動，因為執政的陳水扁像防賊一樣看著臺灣的這些晶元廠。
曹興誠則按捺不住，跨海登陸，在蘇州投資，創立了和艦科技。
之所以名字中有「和艦」二字，是因為曹興誠非常崇拜中國歷史上打開對外貿易通道的鄭和，他希望這家企業能像鄭和的艦隊一樣縱橫四海。
現在，海峽兩岸的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說，和艦科技是曹興誠創辦的，但在20年前，這是一個雖然人人知曉但卻不能公開言說的祕密。
因為陳水扁當局的公開阻撓，曹興誠採取了曲線投資的策略。
從投資方的身份看，和艦科技是外商獨資企業，外商名稱是英屬維爾克羣島橡木聯合公司，註冊資本3.5億美元，註冊時間是2001年11月23日。
在企業法人、以及企業高管、董監事人員名單中，見不到曹興誠的名字。和艦科技的法定代表人是徐建華，住址是臺灣新竹市。
當然，徐建華是曹興誠的老部下，在聯電供職15年之久，和艦科技的高管和技術團隊，清一色聯電的背景。
就這樣，曹興誠公開地跟陳水扁當局耍起了「花招」，大家都知道和艦科技是曹興誠的，是聯電的關係企業，但又拿不出證據。
曹興誠還不斷地用言語挑逗陳水扁當局，我上午到大陸，下午回臺灣，不算是「離臺出走」吧？
2003年5月，和艦科技在蘇州的的8寸晶圓廠正式投產。
在此之前4個月，2003年1月，陳水扁當局批准臺積電登陸投資案。臺積電的計劃是在上海松江投巨資建設一座8寸晶圓廠。
相比較之下，還是張忠謀老道。張汝京和曹興誠的先後登陸，讓陳水扁當局知道，這一波半導體登陸投資熱潮，是擋不住了。2002年3月，陳水扁當局宣佈，開放臺灣企業登陸投資設立8寸晶圓廠。同時，陳水扁當局為此類投資設定了兩個條件：第一，鼓勵臺灣企業以舊有設備作價投資，如果是新設備，兩年後再議；第二，採取總量控制的辦法，2005年之前以覈准三座晶圓廠為上限。這一次開放，似乎就是為臺積電專門準備的。這個政策出臺不久，臺積電就提出了申請，陳水扁當局也就批准了。
就這樣，2000年張汝京來了，2001年曹興誠來了，2003年張忠謀來了。4年之內，臺灣島內頂尖的晶圓三雄，先後落戶大陸的長三角，先後投資建設8寸晶圓廠。
三雄相爭，就這樣一路從臺灣打到大陸，打到長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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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過程就不說了，非常複雜，都是歷史了，說一下成為王者這一段的看法吧。
1，壓對了asml。尼康在immersion掉隊，又在euv上被徹底甩掉了。
2，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強，在代工領域以我的觀察，大哥實至名歸。
3，產業環境優渥，設備廠商沒有掣肘，這一點是大陸企業比不了的。
4，保密工作到位，專利壁壘高，護城河也就越來越高。
5，規模優勢。因其強，成其大，反促其愈強，於是造成通喫畫面。
6，成就王者之後，仍舊奮進，難能可貴。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我限於見識，沒有觀察到，事後來看，依照這個邏輯，三星也會很可怕。Intel的人不夠勤奮
臺積電的創始人是張忠謀，創立於1987年，首創晶元代工廠的商業模式，當時英特爾等晶元設計廠商還處於設計、生產、測試封裝於一體的階段，可想而知臺積電創立時生存空間很小。
窮則思變，祖籍寧波的張忠謀曾經擔任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資深副總裁職務，在半導體領域擁有著三十多年的經驗和廣泛且深厚的人脈關係。創業創業，實際上應該先有業，才能創，就和數學解題一樣，用已經擁有的去創造想要擁有的（從已知到未知）。因此，利用自己的人脈積累與其他資本，一年後，也就是1988年，臺積電獲得了英特爾資質認證和產品代工訂單。自此，臺積電纔算有了立身之地。
1994年，臺積電上市。九十年代是互聯網誕生與發展的年代，半導體產業也伴隨著行業的春風迅速發展與增長。
1999年，臺積電推出可商業量產的0.18微米銅製程製造服務，在工藝製程方面逐步趕上了英特爾。
2005年，65nm的晶元生產技術被臺積電初步應用，這也讓臺積電的技術從追趕到終於領先全世界。同一年，張忠謀辭去CEO職務。
到了2008年，經濟危機曾一度讓臺積電陷入裁員和勞資糾紛的風暴之中。令世人意向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已經78歲高齡的張忠謀竟然重返臺積電。有了創始人坐鎮，臺積電終於在危機中緩了一口氣。
你大爺終究還是你大爺，2010年，張忠謀憑藉敏銳的行業嗅覺，預感到手機移動端晶元行業即將崛起，竟然不顧經濟危機的餘威，大舉建廠。歷史證明瞭這個戰略選擇是相當明智的，臺積電贏得了28nm的技術及產能優勢，甩開三星、聯電、格羅方德（AMD）等，開啟了領先競爭對手一代的序幕。
直到2018年，張忠謀才正式卸任退休，隱居幕後。
這大概就是臺積電的故事了吧。至於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且聽 「不知道有沒有下回」 分解。
對比一下兩岸的教育、文化，特別是家庭、家教、家風。
持續投入，趕上移動互聯網紅利。
還有就是成本低，比日本美國低不少。
晶元設計製造分離，攤薄越來越多的製程成本。
然後大陸晶元設計起來了也是原因。
臺積電開始也不是大企業，他通過代工模式，將晶元行業的門檻一下子降低了，從而帶動了一批晶元設計公司的崛起。同時它自己也不斷在專業生產方面不斷完善。上世紀90年代，代工生產在臺灣盛行，那時並非臺積電一家獨大，他有很多競爭對手，最後有被他吞併的，有自己摔跤的，總之最後他就在臺灣稱王了。而進一步的增長是他在先進工藝上的不斷投入研發，凡是新的工藝出現，他必然不惜一切收入囊中，前期積累的優勢讓其競爭對手望塵莫及。就如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一樣，而在製造的世界裡沒有六合彩，逆襲的可能渺茫，除非全新的技術橫空出世。
眼光!當時臺灣領導人的眼光真的不是蓋的!
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本人比較認同前遠大投研副總經理謝美榮先生的看法，文化的土壤導致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和應對方法不同。
」中華文化對社會最大的危害在科技方面體現的最為淋漓盡致。
科技按0-10分為十個階段。0-1就是把沒有的變成有；2-3就是把剛「有」的東西繼續研究，最終形成標準化；4-5就是把形成標準化的東西推向社會即商業化，絕大部份發明創造在這個環節就停下來了，即絕大部份發明創造是沒有商業價值的；6-7就是大規模的市場推廣階段，8-10就是成熟改進和更新換代階段。
0-1要求創造性思維，天馬行空，同時又要有充足的財富去折騰。
2-3也是非常難的，要搞清楚並形成標準化，要非常長的時間甚至好幾代人，要甘於貧困甘於寂寞，即使標準化出來了，也並不意味著可轉化為財富了，因為絕大部分發明創造是沒有商業價值的。
中國現在的從孃胎裏就開始競爭的教育觀念和教育體系，基本上把教育設計為標準化的工業體系，教育出來的學生就是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難有創造性思維。中華文化在過去以經驗式體驗式時代，有了四大發明，在經驗式和體驗式時代過完後的邏輯式和推理式的近現代，中國還發明創造過什麼？
歐美的教育如竹子生長。竹子剛種下去後3-5年，很難繁殖，那時長出來的竹筍和竹身都是小小的，但4-5年以後，每年長出來的竹筍就會大很多，竹身就很大。原來竹子是先長地下的根，以便能更好地吸收土壤裏的養分。正常情況下，一片山只要種下竹子，10-20年下來，基本上是竹子的天下，小樹灌木雜草就沒有活路了-陽光雨露被竹子搶走了，地裏的養分也大多被竹子搶走--上下夾擊，其它小的植物哪有活路？
中國的教育就如香港的紫荊樹--枝密葉茂花盛，但根非常短，稍大點的風，就倒了，颱風來時，這些樹倒大片。
中國的教育是贏了現在輸了未來。」
0-1是美國人的天下。
2-3是日本和德國人的天下，這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要有工匠精神，先要有工匠文化的土壤--尊重甘於貧困甘於寂寞的科研人員，為他們解決喫、住、尊嚴和小孩教育問題，有了科研成果，不能把成果歸功於領導--只有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中國纔可能也會有工匠精神。日本的工匠精神的結果，日本人可以把米飯研究得那麼透，可以把哈密瓜研究到如此程度，日本製造了第一艘航空母艦，第一張CD、DVD，第一隻石英手錶，第一臺筆記本電腦（東芝T10000)，第一臺錄像機，第一臺液晶電視。。。。。。在技術研發方面，日本有幾個指標世界第一：1、研發經費佔GDP的比例世界第一；2、由企業主導的研發經費佔總研發費用的比例世界第一；3、日本核心科技專利佔世界第一80%以上；4、日本的專利授權率高達80%，可見專利申請的質量之高。
6-7是中國人的天下，這個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拿來主義--拿來0-1和2-3,中國成為美國主導下的世界工廠，同時中國人多，知識產權保護差，這些因素加總，使得中國在6-7環節做得好。6-7就是0-1和2-3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這兩年美國打中國的科技，打到最後，就是打0-1和2-3--基礎理論和材料。
2-3環節中國可以通過企業行為在日本和德國建立實驗室慢慢加以解決，0-1環節只能通過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解決，沒有從文化和制度上改良，再過50-100年，中國都難在0-1有大的進展，那些當下拍馬屁式的五年解決關鍵問題的誓言，最終就是一場表演；那些所謂的彎道超車或換賽道的說法，不是忽悠就是騙子或無知。
0-1和2-3就是增加中心化組織能量的關鍵因素。在「成本-規模--時間價值（持久戰）-能量增加-空間擴展（勝出）」模型中，0-1和2-3是把整個組織從存量帶入增量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增加「規模（能量）」的關鍵因素。
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ASML的林本堅，這三個人有兩個共同的交集--臺灣和美國。臺灣被日本在1895年馬關條約割走，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時歸還中國，日本在臺灣統治了50年，50年時間可以影響三代人深刻影響二代人，以致於好多臺灣人在外型舉止上幾乎就是日本人，如李登輝、陳水扁。半導體大比例出現具有「臺灣」+「美國」兩大因素的人，這和美國0-1和日本2-3的文化因素有非常大的關係。
——摘自《規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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