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国内内民营企业中数一数二的养猪大户新希望在6月份股东大会上给出的数据，（有丢丢不清楚），可以看到里面非常重视建设新型养猪场和种猪调运，但这都需要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投入。

整体来说，现在是供给关系的原因所导致的猪肉价格上涨，如今猪肉价格已经达到21块钱的全国均价，一线城市都到了25，但由于需求和供给摆在那里，突破30最后肯定是时间问题。

所以，莫得办法啊。

（上面这一部分是我8月份写的，现在看来都已经在此基础翻了一番了）

表面是猪瘟和季节影响，再叠加宽松货币周期造成。但根本原因不好说，只能谈谈历史。

今天简单来说明末的澄城县，澄城县在陕西关中地区。大家都知道，大明恰好碰上个小冰河周期，北方自然灾害频发。而陕西，又因为自唐以来环境破坏、水土流失，所以灾害尤为严重。当地百姓疾苦。

大明末年，后金崛起，卫所因土地兼并败坏，军费开支由此暴增。但宗室和读书人却免税，财政压力就全压到老百姓身上。

虽然皇帝也想过收商税，因此委派太监弄过。结果却并不如预期，只能作为应急手段。

什么原因了。首先，读书人和宗室垄断著大量资源，收商税可以，你前脚收，后脚人家就联合提价，把税收全转嫁到最底层老百姓身上，最后的结果是商业活跃度下降，交易量萎缩，同时老百姓负担加重，有钱人一看商业投资没利润，就不再投资了，要么囤积银钱家里挖个坑埋著，要么去购买土地。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紧缩，土地兼并再加速，这种通货紧缩和资产价格上涨带来银价涨、物价贱、田地价格涨又进一步刺激有钱人囤积金银、购置田地。从而进入一种螺旋式的下跌之中。

其次了，读书人掌控著话语权。你敢收，读书人就敢骂，不单敢骂，还敢造反了。1627年明末农民起义前一年，正好就是苏州抗税，教科书上五人墓碑记完成之时。皇帝么，也是要脸的，所以商税只能靠太监们临时搜刮，不能成为一种国家制度。

针对后金的军费开支可是硬支出，但相应的收入保障却靠临时性的商税，因此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收税太监不靠谱，当地反抗太激烈，收不上来时。那么就得直接通过田税或丁税摊到老百姓头上喽。

陕西本身贫苦，但人口又多。土地亩产低、自然灾害重，但土地面积又不少。结果摊到丁税和田税当中后自然比其它地方更惨。

1624年，陕西又逢天灾，多县颗粒无收，但朝廷商税没收上来，后金蠢蠢欲动，辽沈边军又称不给钱不开动。因此，自然得加税。

陕西巡抚的灾害折子上了庙堂。诸位阁老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是大事，必须得赈灾。因此洋洋洒洒根据历年赈灾经验制定了多项措施，并附录几大本的赈灾经验总结和细节事项进行了回复。

结果陕西巡抚一看到回帖心凉半截。因为最关键的赈灾的钱粮怎么弄诸位阁老不做指示。这意思是要地方财政自筹喽。而随后而来的加税通知更是让其心惊胆战。

本来想著即使争取不到赈灾钱粮，至少能减免点税收。结果啥都没争取到反而还得加税。陕西这穷的鬼一样的地方，巡抚衙门都被抵押掉弄钱了，从哪自筹赈灾经费啊。老百姓一听没赈灾、不减免还得加税不得翻天。这不好搞啊，要出事。于是立马借故辞官、提前退休了。

然后新任巡抚乔应甲上任，乔应甲一直在中央干御史工作，嘴能说但没啥政务经验，地方事务更是一窍不通。但好不容易外放地方，却想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严格执行中央决议，强行征税、并且清查历年亏空。为了防止灾情扩大，要求各州县严格按照阁老们的批示执行相关措施，封禁边境、各县区内部组织赈灾，禁止灾民流散成为流民。哪个地方出现流民哪个地方就是与中央大政方针做对。

明眼人一看自然知道这么搞要出事，会逼老百姓造反。因为老百姓没饭吃，成为流民虽然会使得灾情扩散，但至少还有求生的一线生机，但你禁止老百姓流亡，又没钱赈灾，还得加税，那自然是十死无生了，这不得逼人搞出大事。

阁老们提出的措施是好，封禁流民确可使的灾情不至于扩大，但这措施是建立在政府有能力赈灾、能减免税收的基础上才有效啊。

诸州县有脑子的主官自然明白，但嘴上说不过御史出身的乔应甲。而且魏忠贤当道，东厂势大，天天有人被请去喝茶配合调查，乔应甲正是阉党一系，和锦衣卫、东厂番子关系不错，其它下级即使知道药丸也不敢触这个霉头。

但他们也清楚，搞出民变乔应甲绝对不会给自己顶锅，因此在执行当中，自然是阳奉阴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天开会落实中央指示。灾情随著流民迅速在整个陕西扩散。

人都成流民了，这个税自然无从收起。而且灾害越赈越严重，乔应甲自然日子不好过。怎么办，乔应甲在请示魏忠贤魏公公后终于放大招了。出动锦衣卫和东厂彻查各州县主官的官风廉政建设工作。

这一下，各州县总算不得不真正落实工作了。后果么，自然是叛乱四起，李自成之流开始初露锋芒。

然后，乔应甲就因为治理不善、造反太多且剿匪不力被撤职。

阉党下台，自然换清流来搞。随即清流的张维枢走马上任。

张维枢懂点兵，调兵入陕，几场小仗、一系列骚操作下来，造反群众的嚣张气焰立马得到有效遏制。因为其是清流，为了争权显示清流的「能干」，相关人等夸大了剿匪之策的效果。中央接到上报显示陕西情况短时间内得到有力控制甚至好转，民变变少，灾情也不再扩散。总而言之，那是形式一片大好。

正因为有如此巨大功绩，所以张维枢在陕西清阉没人敢管。全国上下都在给魏忠贤盖生祠，只有陕西敢拆。张维枢成为清流们的一张脸和一面旗。

当然，实际情况却非如此。陕西在强行管制制造的稳定下，已经处在失控边缘。

因为表面看陕西情况大大好转了，那么自然要赶紧向中央缴纳以前乔应甲甚至乔前任已经积欠的钱粮，毕竟中央正缺钱。陕西情况好转了不是。

清流们自然也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前脚刚说情况大好，后脚又拿不出钱。钱从哪来，无非百姓。清流们开始加紧对老百姓搜刮。

澄城县县令张斗耀就是清流们为了配合张维枢治理陕西，专门运作到该地的。为了清流的脸，自然对搜刮之策执行最到位。所以澄城百姓怨言最大。

1626年，苏州抗税，阉党被骂惨了。当年商税自然弄不上来，结果又得加赋。消息传到陕西，那就像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陕西彻底被压垮了。

1627年，陕西的强制管制手段终于失效，以王二为首掀起的明末农民起义正式开始，首先攻入澄城县，吊死张斗耀。并且如野火燎原迅速波及全境。朝廷一时失色，明明前不久还是事态可控，情况好转，怎么一下子呈现彻底崩盘之势？

本来嘛，掩饰和平，虚报战果的张维枢是药丸的。但运气好老皇帝死了，崇祯上台，清剿阉党。那么作为清流的张维枢自然不能背陕西这锅，锅落到阉党头上。

陕西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陕西形式一片糜烂。怎么办？三边总督杨鹤问计于中央。

崇祯汇通诸位阁老充分考虑后，认识到是当地百姓太困苦所致。所以提出「缴抚兼施，以抚为主」，然后洋洋洒洒又是几大页的原因分析和具体的安抚策略。

杨鹤接到中央指示脸都绿了。不管剿还是抚，问题的关键钱怎么办中央半句都没提。

不管剿还是抚都要钱啊。养兵要钱粮、收编了要给钱粮、安抚民心更要钱粮，关键问题是陕西就自己这个总督衙门没抵押外，包括巡抚府在内其它各个州县衙门都抵给别人了，怎么弄钱？

没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陕西就不断出现降了叛，叛了降的局面。几个来回下来，李自成之流不但和官兵们熟识，而且朝庭的脸面那是彻底没了，信用度直接归零。

明明文件上说好投降补贴多少多少钱粮，结果投降了一毛不给反而要把自己劫掠的一点财物粮草没收了。那谁还干。

官兵自然也是一样，本来混口饭吃而已，结果天天加班还没加班费，不是在剿匪，就是在剿匪路上。这活还能干？那自然是消极怠工。

因而猪瘟愈发难以剿灭。几年下来，起义已经出陕西，成全国燎原之状。杨鹤不是清流，所以这锅自然甩不出去，被朝庭下令夺职入狱。

继任者洪承畴，朝庭适时调整政策为「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然后又是洋洋洒洒几大页。但这几大页依然找不到钱从哪来，给人感觉剿匪是不要钱的，辽沈边军要吃饭，陕西军不用吃饭一样。

然后了，结果自然没有意外，几年后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吊死于歪脖子树。和澄城县张斗耀同一下场。

所以，命运真是个不可琢磨的东西。

非洲猪瘟只是很重要原因之一吧，很多人没有关注到非洲猪瘟爆发之前的政策，我们轻型商用车曾经有很大一个客户群体就是养猪户，在漳州和龙岩每年都有养猪户采购仓栏式轻型载货车用于运输，但是从前年开始，这个车型的销量就急剧下滑，我们走访客户才发现龙岩，漳州等地原有规模较小的养猪场几乎全部因环保的理由被关闭，只有1000头以上的猪场才得以保留，有的客户甚至刚买了车猪场就被关闭了，只好把车寄在我们这当二手车卖！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猪瘟的事情，只是觉得没了他们这种零小散的养殖户，只留下规模化的养殖这猪肉未来岂不是很容易受到资本的控制？正如街边连锁水果店越来越多，水果的价格也越来越贵！

贴吧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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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的消息不只是猪瘟，就拿我们这个小村庄来说，地处北方。

家庭型养猪小作坊被取缔。大型养猪场按国家需求把猪发往南方。导致当地也缺肉。

以前农村家家都还养几头，前几年就开始取缔了。不让农村养。还说搞什么环保。然后他偷偷养一个两个自己吃，还有人举报。

目前这边的趋势是整猪活的13块一斤左右。400斤以上的杀了出肉可以赚5000左右。

大型猪场今年利润过亿，我等小农小民只能眼红，还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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