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與詭辯家的本質區別在哪？
最大的區別在於：知識的確定性問題，是否具有普遍必然的知識。
第一位號稱智者的普羅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
這裡的人指每一個人，即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尺度，則萬物沒有尺度。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對於你來說是確定無疑的知識，對我來說卻是虛假的。因此，對於智者來說，一切皆為相對。
泰勒斯曾言，「人不可能兩次趟過同一條河流。」這句話講的是水（自然）的流動變化，自然哲學的本源追尋。
而對於智者而言，「一條河流不可能面對同一個人。」智者強調的是人的主觀易變，無確定性。此刻的你與下一分鐘的你不是同一個人，自然萬物永遠無法面對同一個人。既沒有不變的自然，更沒有不變的人，一切皆變，無恆常的知識。
蘇格拉底就是要找到確定的知識，他用一種與他人交談追問的方式來進行哲學思辨。蘇格拉底的母親是一個產婆，而他稱自己這種治學的方式為「助產術」——為男人助產，生產出來的為思想。
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記錄了大概這樣的對話。全篇對話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蘇格拉底提出討論的問題——「美是什麼」，並批駁希庇阿斯的三種觀點；第二部分，蘇格拉底提出自己的看法來討論。
一開場，蘇格拉底要希庇阿斯對美下一個定義。希庇阿斯認為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而實際上他的三種答案均經不起推敲，蘇格拉底逐一加以辯駁。
第一個答案：「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依希庇阿斯的這個結論，蘇格拉底認為一匹母馬或是一個湯罐也可以是美的。如果覺得母馬和湯罐的美不及小姐的美，那麼小姐的美比起女神的美來就顯得丑了。這樣的話，美的東西就時而美時而丑，如此定義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註：希庇阿斯無法進行抽象思考，他應該認為，「蘇格拉底是不是在問我，什麼東西是美的。」古希臘的智者時代，抽象化思考還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而蘇格拉底與眾多人的論辯中就是不斷在引導辯論者進行抽象化思考。
第二個答案：「美不是別的，就是黃金。」對於這個看法，蘇格拉底用希臘大藝術家非狄阿斯雕刻雅典娜像的例子來否定，因為這位有名的雕刻家在雕女神的面孔和眼睛時用的不是黃金而是象牙、雲石，而誰又能說他的雕像不美呢？
註：這裡更進了一步。希庇阿斯明白了蘇格拉底部分意思，即某樣東西，不是因為外部條件變化而呈現不同結果，應當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美的。因此，希庇阿斯想到了黃金，希庇阿斯認為黃金一定是美的，無論在哪裡。
第三個答案：「使每件東西美的就是恰當。」蘇格拉底又提出了詰難：美人和湯罐、金湯匙和木湯匙，哪個最恰當？如果湯罐、木湯匙要比美人、金湯匙更恰當、更美，豈不與前面的觀點矛盾？
恰當使事物成其為美，是在於實際還是在於外表呢？一個原因不能同時產生兩種結果。如果恰當產生實際美，那麼其外表也一定應該是美的，人們對於美就不應該有分歧和爭執；如果恰當只使事物外表美，那就只會是一種錯覺而非美本身。
註：美之為美美本身為何。希庇阿斯終於抽象出一個概念，即「恰當」——物的實在的功能性的符合。但是，顯然這種過於實際的功利表達是不正確的，或者說至少是不全面的。以片面的價值優勢來代替更為整體的價值判斷，就會產生矛盾。
對「美是什麼」這個所謂微不足道的問題，希庇阿斯沒能解答，蘇格拉底就提出自己的幾種意見來討論。他提出美就是有用的。某件東西說它美，只是看它有用，在某些情境下可以幫助達到某種目的。但有用不一定就產生好的效果，有用卻用於坏目的的事情就不能是美而是丑了。這種看法行不通。蘇格拉底經過一番修正，提出美就是有益的。美用於好目的，產生好效果，美就是好（善）的原因。但原因和結果不能等同，美與好（善）也就不能是一回事。最後，蘇格拉底提出美就是由視覺和聽覺產生的快感，其依據是很多美的事物都悅耳悅目。然而這個觀點也有懈可擊。習俗制度的美是否由視聽所生的快感而來呢?為何否認其他感覺如食色之類快感中也有美?如果美是視覺和聽覺所生的快感，而視覺所生的快感不能由聽覺生、聽覺所生的快感也不能由視覺生，那麼單是視覺或聽覺所生的快感就不能是美的了。而實際上，視覺和聽覺所生的兩種快感分開來是美，合在一起也是美。美在部分，也在全體。所以使視聽兩種快感成其為美的不是這兩種快感本身，而是它們所公有且每種單獨也有的某種共同性質。這種共同性質是「有益的」嗎？由原來駁倒「美就是有益的」那個理由同理可證，「美」這個因不等於「有益的快感」這個果。辯來辯去，「美是什麼」這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蘇格拉底最後以「美是難的」這句諺語結束了這場對話。
蘇格拉底關於「美之為美沒本身為何」的思辯中，沿襲了巴門尼德的「存在之路」，而捨棄了早期自然哲學的「物質世界的本源之路」。
巴門尼德提出了「一」或「不動」的存在概念。如果不存在的無法言說，那麼唯有存在才可以被思想。在所有的流動變化中，有一個靜態永恆不變的「一」，即為存在。
這一存在的提出，相對於自然哲學的本源，更加靠近人的思想。哲學不再是從時間維度上去尋找最初的本源，而是試圖對事物進行抽象化思考，而進行共相概念的提煉。
一朵花蕾，當我們稱之為花蕾時，它開花了，當我們稱其為花時，它結果了。一個桌子，它曾經是木板，木板曾經是大樹，大樹曾經是樹苗，樹苗曾經是種子，一直往前推，就是自然哲學的「水氣火土」。
早期學習自然哲學的蘇格拉底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卻被德爾菲神廟的神諭稱之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想要從與他人的辯論中，獲得確定知識同時打破這一神諭。然而，最終他發現了所有智者的無知。他試圖讓人們意識到自己無知，並協助他們嘗試抽象化思考。
雅典這匹馬太龐大而懶惰，蘇格拉底是雅典的牛虻，他試圖找到雅典民主復興的可能性，他試圖喚醒整個城邦。然而，等待他的是被公民社會的厭棄。最終，他被以瀆神罪和教唆青年罪處以死刑。蘇格拉底之死宣告了雅典民主體制的崩壞，當時代不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認知，沒有確定無疑的價值，沒有知識，沒有道德的根基。當時代僅僅依靠法律和政治來維持，那麼維持社會秩序的唯有人們對於刑罰的恐懼。那麼，一個喜歡挑刺卻無過錯的蘇格拉底，一個企圖活的清醒且崇高的蘇格拉底，也就是一個異類，智者和全體公民的眼中釘，時刻提醒人們自己已經墮落了的天使。那麼，大家一起送他去見魔鬼吧。
如果活在今天，蘇格拉底也將必死無疑。不為別的，只怪他太清醒，卻又試圖喚醒民眾。這個時代，屬於無知且無畏者。
柏拉圖用一整套理念體系來確認理念世界的普遍必然性。
——未完待續
柏拉圖所撰寫（記錄）的《Apology》中，蘇格拉底首先認同了智者學派（你所說的詭辯家）作為老師要優於詩人。（在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的素質教育是通過詩歌和戲劇來進行的）
在《Apology》中，雅典政治家指控蘇格拉底 用言語使不好的變成好的，此為對其的詭辯指控。
蘇格拉底的回應是，我雖然很羨慕這些詭辯家所掌握的技巧，但我是無知的，因而我不知道這些技巧。與他們不同，他們是在教授言辭術，我則是在不收費用的請教他人。
所以你看，從表象來看，智者學派與蘇格拉底的唯一區別就是人家收錢，他不收錢。
但核心來看，前者是基本否認世界存在所謂理性真理，而注重於語言修辭以及批駁的。
而後者質詢的核心目的是因為其相信世界存在真理，並嘗試通過質詢將其變清晰並建構起來。
以上就是兩者的本質區別。
我自己的理解是，詭辯家（智者學派）為了贏得辯論可以隨意改變自己的立場，而不是為了一個清晰的立場或者「真理」辯護的。詭辯家本身沒有什麼立場，他們更多的是批評對方說話的漏洞等等，所以我認為詭辯家本身不關心什麼是真，什麼是真正的智慧，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漠不關心。
相反，我認為哲學家作為「愛智者」是關心某些問題的答案的。他們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爭出一個高下，也因此不會隨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並不是說哲學家不可以改變立場，而是我認為在自己思考下發現自己的立場沒有說服力之後，他們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而放棄立場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追求他們所關心的東西（智慧）。
只是自己的淺見，希望大家補充。
智者派和哲學家的區別在於最高目的。智者派以利益為最高目的，哲學家以真理為最高目的。根據自身利益的不同，智者派內部又分成兩派，一派以富人的利益為最高目的，一派以窮人的利益為最高目的。前者的代表是普羅泰戈拉，高爾吉亞，伊索格拉底，後者的代表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智者派以利益為最高目的，所以在實際上陷入詭辯。詭辯的辦法就是拿偶然的東西說事。有人可能會奇怪，這麼明顯的詭計，大家怎麼會上當呢？其實要分辨偶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和目的的事情不是那麼容易的。偶然的事情有大有小，造成的後果有好有壞。如果一件事情既重大，而造成的結果又特別的壞，大家就會因為恐懼而忘記這件事情是偶然的，把它當作一種必然的或有目的的事情理解，去揣測事情背後的原因。其實偶然的事情是沒有原因的，而沒有原因的事情是沒有解決辦法的。比如，一個壞人如果碰巧被警察抓到。大家就會想，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實，與天網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再例如，發生了經濟危機，很多人破產了。大家就會想，這是私有制的弊端。其實，有私有制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文學作品裡面常常利用觀眾的這種心理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俗話說無巧不成書就是這個道理。但是要緊記，文學和哲學的標準不同。文學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而哲學是對現實生活的描述。文學的標準是「像真的」，科學的標準是「是真的」。這點區別很重要。智者派就是利用這種似是而非的知識獲利的人，他們是很有蠱惑力的。
從上面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智者派在道德方面是很有問題的，所以也最先在這方面遭到人們的批評。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大家知道，蘇格拉底是道德哲學和目的論的創始人，柏拉圖強硬的反對文學家，大罵荷馬，這些都是有原因的。說到柏拉圖必須談一談馬克思。這兩個人都是以共產主義而聞名的，但是兩人是有分別的，大多數人不能區分他們兩個。很多人以為共產主義就是無神論者，其實不是。只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是無神論，柏拉圖的共產主義是有神論。原因在於，馬克思是從窮人的利益出發的，他的理論重在共產，而非主義。柏拉圖是從「普遍」這個與「偶然」對立的觀點出發的，他的理論重在主義，而非共產。所以同樣是共產主義，馬克思是屬於智者派的，而柏拉圖卻屬於哲學家，因為哲學家是以「普遍」的事物為研究對象的。
說到柏拉圖就必須再談一談亞里士多德作為這個回答的結尾。柏拉圖是以「理想」兩個字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而亞里士多德是與「現實」這兩個字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大家以為二者肯定是水火不容的，其實不是。亞里士多德對「現實」有一套自己的定義，他把現實定義為「理想的理想」，所以亞里士多德真正是柏拉圖的繼承者。這裡必須解釋一下，「理想」與「理想的理想」二者的區別。亞里士多德發現，同一個事物是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即可能的與理想的。這裡亞里士多德是把「理想」這個概念也當作一個「事物」來看待的，所以理想也分為可能的和理想的，於是就有了「可能的理想」和「理想的理想」這兩個定義。於是就與柏拉圖分道揚鑣了。所以雖然普羅泰戈拉與亞里士多德同樣主張私有制，二者卻有區別，普羅泰戈拉是從富人的角度出發，要求私有制的，而亞里士多德卻是從「理想的理想」出發而要求私有制的，普羅泰戈拉是一個無神論者，亞里士多德卻是一個有神論者。這點區別，與馬克思和柏拉圖的區別非常相似。如果不細分是不容易察覺的。有不有趣？
是否存在普遍的適用的理念、道理的問題，是二者最大的區別。 因為不存在普遍適用性的法則，詭辯者不必承認任何普遍適用的法則，卻可以通過懷疑論去懷疑一切，當你提出任何一個正題的時候，他們總能提出反題，所以他們的辯論更加能夠得到相對主義者、經驗論者的認同。而更加適用無理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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