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宸／政法哲学研究者

自1959年春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至今已届60年，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价值及抗暴方式，深深掳获了人心，为世人展现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绝佳典范。今夏的香港，犹如西藏之境遇，再度面临著中共政权的野蛮摧残。起初，和理非亦被港人奉为抗暴指导方针，然而换来的却是中共的软土深掘；继之，勇武派的奋身抵抗，结果又如以卵击石般，溃不成军。如何有效对抗中共暴政，遂成了抗暴者的一大难题！

悲智、理性与宪政价值

藏传佛教系属佛教之支脉，其终极之价值，如同所有佛陀教法般，皆为「慈悲」与「智慧」两者双运。所谓「慈悲」，系指慈悲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不论亲友或仇敌、人类或非人类，都愿为其拔除所有痛苦，给予最大安乐；「智慧」其深义为缘起，即因果定律。综合言之，如何实质有效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并给予最大的安乐，就是悲智双运之精义。

从现代立宪国家的整个法体系观察，刑法条文保护的是受害人；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缄默权保障等，保障著被告；监禁期间的矫正处遇及出狱后的更生辅导，则是利益加害人。可见，无论受害者、被告或加害者，没有一个被宪政国家所放弃。况且，各种动物保护法制，更朝向著人类以外的生命，为之保护。此外，社会福利国原则之目的，就是要实质有效地为所有人民拔苦予乐。职是，佛教的悲智双运与现代立宪国家的整体法价值，相互间毫无违和感。

基此，「如何实质有效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并给予最大的安乐」于宪法是宪政价值；于哲学是理性之本质内涵；于佛教是悲智双运之体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达赖喇嘛在其第一部自传《我的国土与子民》中写道：「虽然我没有学过国际政治，但是我始终相信，佛学知识是非常可靠的指导。」

悲智的二种表现形式一「和理非」与「武理非」

在「如何实质有效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并给予最大的安乐」之信念的指引下，当面对不公义的行为时，首应言语劝导，期勉行为人尽速修正不当行为；惟行为人倘复乖张狠戾，为实质有效避免其持续伤害自他，在不得已的必要情况下，即可考虑以止戈的武力制止之，此时如同慈母遏止独子不良行为般，虽有腕力之展现，仍不失理性、非暴力之本质。

过去，西藏历史上曾出现恶名昭彰的暴君，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当时便有了具悲智与勇气的大修行者拉隆·贝吉多杰，对之行刺并超渡至佛国净土；随后，西藏陷入分裂争战、生灵涂炭，再度有西藏民族英雄格萨尔王的出世，其戎马一生灭敌无数，不但重振政教完成统一大业，使人民复归幸福生活，亦将所杀敌人解脱至净土永享安乐。

现在，西藏人民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面对精锐的中国军警，若择武力反抗，只会逼使人民沦为牺牲品，而显得不切实际。于是，达赖喇嘛于前揭书中说道:「倘若如此，我们只有忍辱以对。」缘此，许多西藏人民在受中共残暴刑戮时，都选择忍辱以对，并称最畏惧的事情，不是种种囚虐，而是害怕对施暴者失去了慈悲心。西藏人民表面上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心灵上却不受负面情绪摆布，而更显得自在豁达。

因此，如何实质有效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并给予最大的安乐，必须依据当时自他条件和环境，选择适用「和理非」或「武理非」之方式，未可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慈悲一切，即理性、非暴力，否则将因不道德，而失去抗暴的正当性。

达赖喇嘛的返藏之路

在不具备适用「武理非」的条件下，西藏人民只能选择以「和理非」之方式持续抗暴。尽管「和理非」看似无法当下制止不公义的行为，但至少不会导致「压迫和愤怒」两者的升级及恶性循环；「和理非」看似无能为力地被剥夺一切，但悲智双运的价值却让西藏人民心灵充盈；「和理非」看似无法保护佛寺、佛经、佛像，但悲智双运的佛教大义，却从寺、经、像中移植至藏人的心中长存。「和理非」所展现的韧性是如此不同！

其次，正由于悲智的「和理非」普获世人认同，藏传佛教反因藏人的流亡而广传世界；正由于讲求对敌人亦应慈悲以待，殖民侵略的汉人反成藏人弟子，顶礼求灌。寺庙总是拆了又建，僧人也是驱逐复增，北京的限教令，非但无从限制藏传佛教的发展，反在京官之家生根发芽。这情况，犹如山林之火，并不因狂风而止熄，反乘风势而迅速蔓延，悲智所显的「和理非」是如此渗透人心！

当中国人心普被「和理非」之悲智所渗透时，纵使手持大量精良武器，也终将失去伤害他人的能力。所以，预言可住世至113岁嵩寿而现龄已84岁的达赖喇嘛，对于有生之年的返藏之路，一直感到相当乐观！

照片来源：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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