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裂变成两种，一种为了生存一种为了存在
“作家故事”是九久读书人公众号的散文共读专栏，每周二与你分享不止于书的作家日常，望借字引路，伴你进入更为开阔的作品世界。
本期与你分享的，是一篇讲述青年作家于是的文章。文中提到不少作家的亲身经历，几乎呼应了她的作品《查无此人》的情节。小说里，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把想要浪迹天涯的主人公拉回了家族的历史轨道，却留下一片记忆的空白。她在“近乎徒劳”的历史追问中迷失、试图确认连接自己与父辈的纽带，最后发现宏大历史隐没，浮现的却是同一片烟火人间的情义与生死。
那么，现实中的于是，从做着各种“模仿坏孩子”实验的叛逆少女，到以淡然笔触讲述血肉别离的写作者，中间她曾走过一段怎样漫长的路途？生存之外，存在的意义除却“浪迹天涯”，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或许本期的文章能为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本文来自公众号：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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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子琪
文字裂变成两种，一种是没有 ‘我’的，一种是只有‘我 ’的，一种为了生存，一种为了存在。前者是满登登的空虚，后者压抑找到出口的充实。
——于是
裂变的文字
采写 | 董子琪
修订 | 于是
这些年来，比起写作，于是的翻译身份更为人所知。她是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时间之间》的译者，斯蒂芬·金《黑暗之塔》《穿过锁孔的风》的译者，也是保罗·奥斯特《穷途，墨路》的译者。
如果打开于是豆瓣上的小站，会发现她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作者、译者，在上海。”是的，于是不仅仅是一位译者，或许，在她心目中，作者的身份更为重要。
于是的笔名来自初中时的闺蜜团，她们在放学后、寒暑假里喜欢互相写信，还给彼此安上笔名，闺蜜说：“你姓于，就叫你于是吧”；最早给《新民晚报》投稿时，于是想，用笔名反正也没人知道，结果一投就被刊登了，这个笔名就这么沿用至今。
作为作者，她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是《查无此人》、小说集是《你我好时光》、散文集是《慌城孤读》，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几年的《同居笔记》和《六翼天使》。
《查无此人》取材自她照顾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的经历，开始只是她在照顾父亲时记录的一些词句和片段，父亲去世后，她才决定写出来——因为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查无此人》 2018年6月出版
九久读书人 | 人民文学社出版
《你我好时光》 2019年1月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学毕业一年后，于是选择成为SOHO族（Small Office，Home Office，即在家工作），除了必须出门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客厅就是她的工作室。每天醒来已是中午，工作前，她要喝点咖啡，先翻译一段文字，或者看一会儿书进入状态。下午再做一些需要和人打交道的事情，例如约稿、采访等等。夜里，她要在床上看电影至三四点，这一天才算结束。
翻译与写作的收入并不够她的生活开支，她还得依靠给杂志写稿子过活：“我想写小说，而我赖以为生的可能都是没什么人看的稿件”。在《同居笔记》里，于是写道：“文字裂变成两种，一种是没有‘我’的，一种是只有‘我 ’的，一种为了生存，一种为了存在。前者是满登登的空虚，后者是压抑找到出口的充实。”
拿青春实验
辞职、网聊、泡吧、成为自由撰稿人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就连上大学，也像是一次实验的结果，她是被同学拉着一同报考了“提前直升”的学校。她只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对外汉语系专业，却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只是因为“感觉又有汉语又有英文应该不错”。
大学里，于是开始接触网络，那时候MSN和QQ还没有出现，她用ICQ跟外国人聊天，跟淘宝卖家聊天，还经常去泡“橄榄树”论坛。“橄榄树”1995年成立于海外，比另一个著名的文学论坛“榕树下”的创立早了两年，是互联网上最早的文学网站。她每天在橄榄树论坛上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的小说和诗歌，同时也开始尝试写作。几年后，有个私人书商约她把连载于文学网站的片段联结起来，出一本书，命名为《同居笔记：e时代的另类爱情》。安妮宝贝、晓意的处女作也在这套丛书中。
大学快毕业时，她找了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实习，创始人和其他同事都是从4A公司（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即美国广告代理商协会的简称）出来的“边缘人物”，没有受过什么正经教育，做过很多不同的事，“路子很邪”。选择去这里实习，是因为于是觉得“总该做点跟文字相关的吧”，她选择了在公司里写创意文案。这份工作总体看来似乎挺好的，早上不用八点上班打卡，同事人际关系也很愉快，每天吃夜宵都能到凌晨三点。可最大的问题是，她做得一塌糊涂。比如说，有一个推销大厨房户型的案子，她想了很多漂亮的、描述厨房的词句都被“枪毙”了，直到销售总管抛出一句“太太的办公室”。
“‘太太的办公室’，这样的文案，当时的我肯定是想不出来的。”因为当时完全没有生活经验。这次实习让于是第一次系统地知道了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也明确了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
实习结束，她回家对父母宣布：“我不工作了，我准备全职写东西。”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尴尬。她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做了四十年工程师，没想到女儿竟然有这样“不切实际”的打算。他们不支持她，但也找不到理由反驳她。其实母亲已经给她在刚建好的浦东机场安排了一份外事工作，却被她断然拒绝了。“给我三年的时间，不行，我就去找工作。”
从论坛延续下来的写作习惯并没有断，那时候，于是已有文章陆续在上海作协的杂志《海上文坛》发表——她自己拟定选题，采访街边小店，再投稿给杂志社，等待发表，收取稿费。有一次，于是一下子收到了八百多元的稿费，她拿给母亲看，说：“我要是在广告公司，一个月也就是这些钱。”母亲问她：“你是怎么把文章登出来的？”她说：“我就写好，寄给他们，他们就登出来了啊。”“那他们为什么要用你的呢？”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给杂志投过稿，也不清楚一篇文章是怎么登出来的，更不知道为什么一篇文章就能抵一个月工资。
当时，时尚杂志正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作为撰稿人，于是需要发现新现象和新人。她给自己彩打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着“于是 自由撰稿人”和电话号码。在延安路的小巷里，她找到《艾丽》（Elle）杂志社编辑部，主动上门给人家递名片，自我介绍可以撰稿，也接到了一些工作。
当朋友们都在外资企业欢快地做着PPT时，于是在“模仿坏孩子”，做着各种各样的实验。她把所有颜色和奇异造型都在头发上换了一遍，成天在摇滚酒吧里打发时间，还在酒吧门口的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邮箱，说：“有谁愿意写稿，欢迎跟我联系”；她跟不同背景的人恋爱，结交愤青、遗老、妓女和各类边缘人群，也有一阵子天天说脏话。“叛逆”模式维持了一两年。
1999年，于是跟着当时的男友去北京参与了一把创业热，见识到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草创阶段。一年多后，融资不够用了，办公室两层合并成了一层，编辑部开始发生震动，于是就走了。“跻身一个团队，野心勃勃做一件事，大概不是我擅长的。”
“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二十二岁就明确了自己要找多少钱的工作，上升空间在哪儿，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自由的状态，我就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我得到了什么体验和结论吗？没有，但我觉得年轻就应该这么过。大学毕业就到一个单位，一待四十年，那才真是荒废。”于是说，她发表文章不一定是要当作家，写稿也不一定是要成为记者，只是在“那个时代”拿青春实验而已。
比起现在，她更留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什么？于是说：“那个时代，地下文化还没有消失，旧的垄断在慢慢瓦解，新的东西在出现。年轻人还有很多选择。而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创业、赚大钱，他们的理想都被垄断了。”
不久前，于是得知橄榄树负责人陈祥去世的消息，觉得“非常胸闷”。故人去世的消息，好像一个钩子，勾到了她内心的最底下，让她想起那个时代曾经存在，却已经消失了。她曾帮助橄榄树牵线搭桥出版过一本名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飞行企图》的文学选集，这也是橄榄树唯一的一本选集。“世界商业化的进程太快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它忘掉了，它们没有了，就像没有存在过。”
与社会脱节
出小说、没房子、无社保、做临时记者
决定回上海前，于是兴奋地给母亲打电话说：“我不在北京待了，我要回来啦！”然而，第二天，母亲就因为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去世了。直到去世前，母亲都没有看到她的第一本书，这让她非常难过。“她看到了我人生最叛逆的时候，但之后我就改回来了，她却看不到了。”
母亲去世后的半年里，她回到上海家中，跟父亲住在一起，两人过着黑白完全颠倒的生活。爸爸起床，她就去睡觉，爸爸下班回来，她才起床，父女一起吃顿早饭和晚饭，然后各自睡觉的睡觉，工作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写出了小说《六翼天使》，讲述一个女大学生在10年间的爱情历程，融入了她自己在杂志工作的经历，以聊天记录、表情符号、网上恋情，记录了那个“网络的白垩纪时代”。这本书是贝塔斯曼的“纸风船新生代都市爱情小说”系列作品之一，其他的作者还有殳俏和走走。当时的贝塔斯曼，早在当当、卓越兴起之前，拥有上百万成员。
《六翼天使》2005年12月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这本小说之后，于是出版了散文集《夜在窗外》，这标志着她从小说转向美文的尝试：“我当时想以充满细节与诗意的手法书写日常生活，这些细碎的生活小景可以持久下去，但是永远不会再壮大，慢慢也没有人反馈，所以就荒废掉了。”她还有一本没有写完的小说叫《九个自由骗局》，小说的主题是：人年轻时的自由是个骗局，因为你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教育自由”是九个章节之一——大学在高中毕业之后是不合理的，大学应该是成人在有生活经历之后自主选择的。“格局太大了，我没有写完，但是一直记着。”
大学毕业后的五六年间，“上海房地产刚开始兴旺，同学们在外企工作，收入不错的过了两年买了第二套房，有了第二套房，再租掉，换来第三套房。毕业五六年，最多已经拥有了四套房。”而她仍然每个月拿几千块钱稿费，在外面租着房子住。“可能在这些同学看来，我简直就是底层了吧。”
能够支撑她生活的，仍然是采访和写稿，她为很多时尚杂志写稿，见识过整个时尚杂志业的变迁，“光是《瑞丽》我就送走了四五任主编，还目睹了一些杂志的死亡”。她的角色是外挂作者，临时赴约来做采访，采访经常是临时组成的团队，“你负责灯光，我负责场务，像演一场戏，演完就散” 。
2010年 于是在纽约
几个月稿费能攒下几万块钱时，于是很习惯打包好行李去机场，在飞机上睡一觉，下飞机就在国外了，不用多想，也不用跟人多讲话；要不要在博物馆待一天，完全随心所欲。她甚至曾经有过一个半年在国内赚钱，再半年在国外随便做点什么的设想，想走就走，不用废话。于是像珍惜稀缺品一样珍惜语言，她认为语言要用在刀刃——思想和感受的表达上，而废话是浪费生命的。但她同时也明白矛盾所在，那就是大部分普通人沟通的基础就是废话。
然而，很快，需要废话的时候到了，她自由的旅行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回归日常
照顾父亲、寻回故乡、记录庸常的时代
有一天，于是刚从国外回到家里，正在倒时差，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她开了门，发现是后母带着父亲站在门外。后母将父亲和一个塑料袋塞给她：“这个人交给你了。”她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这像一场突袭，于是完全不知所措，眼前的父亲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而塑料袋里只有两件衣服和一把牙刷。
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已经走失两次了。“二十四岁，我母亲去世了，后来我父亲再婚，和后母一家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其实早年他已经有多疑、自私的症状，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问我三句话：身体好吗？工作忙吗？男朋友有了吗？直到后来才发现，那就是病症。他已经是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失去了所有的空间、数字概念，我必须要照顾他，这好像命定的我对父母赎罪的机会。”
“赎罪”的意味很重，于是的意思是，父母没有看见她最好的一面，所以她要从照顾父亲的日常起居开始弥补过失：“我从云端直接就掉了下来，掉到了生活的最底一层。”（语出《查无此人》）她改变了二三十年来昼伏夜出的生物钟，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做早饭，再准备中午饭；下午带着父亲去散步，然后再买菜，做好晚饭；晚饭后天气好，他们就去散步，天气不好，就要早点哄父亲睡觉。父亲很不好哄，要等他完全睡着，她才能做自己的事情。这段时间里，她既做不了采访，也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能做做翻译。
“这段时间是悬置的，我一直在调整适应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水果猎人》就是这段时间的译作，一个男人寻找热带水果的故事伴随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父亲的养老金比她的收入还要高一些，她需要做的是理财。那时她连五险一金都没有，在帮助父亲交涉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好像在参加集训，学习怎么在社会中和别人一样有保障地生活；更紧要的是，她还要找律师，帮父亲处理财产和离婚的事。“都是老娘舅的那一套，要不停地废话”，因为废话是沟通的基础，不能忍受废话的时刻，她就看对方穿什么，抽什么烟，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只有把这些作为写作素材，才能忍受下去。“世界不是以我的小世界的原则运转的，在这件事之前，我可以在小世界里过得非常自如，出去就只能忍了。忍了，才能明白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三十岁以前，于是在炫耀自由，三十岁以后，她发现，自由没什么好炫耀的。因为上班打卡的人也有他们的自由，而他们也看到了她的不自由。虽然她不用上班，不用早起刷卡、挤地铁或者跟老板吵架，但到了一定阶段，很多人生经验都是相通的。
她的同学们二十四五岁时生孩子，他们的话题她插不上，而当彼此岁数渐长，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他们又可以交流了，因为大家都要面对生老病死。她尊敬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在一个公司待几十年的人，因为他们更接近“卡夫卡”——一种见缝插针式的生存方式。“当你的生活被亲朋好友、日常工作插满时，你可能无法与最亲近的人倾诉内心，你需要见缝插针地诉诸文字或者想过就算了。而我从小就在躲，我不想体会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生存方式。”
2010年的于是
以父亲患病为底本，于是开始创作小说《查无此人》，“由一个突发事件去寻找父亲是谁，自己家是怎么来的故事，如果不找，就一辈子都不知道。”而没有写成非虚构的原因是，她没有找到真相。此时她的小说创作观念已经改变了，她不再是那个大学时代读着陈染，激动地意欲表现女性意志的女生，她更认可的是文本记录时代的意义。在扉页上，于是写道：”“献给每一代出生入死的凡人。”
“每个时代在当下看都是庸常的，但一个文本之所以值得写，可能在于它有记录时代的意义，而并非文本典范。就像白先勇写的《台北人》，我认为也是在于它的记录意义。我爸爸是个普通的人，我写的不是传记，但当我在追寻我们家族的过去之时，就会感慨，人们会默认我应该忘记不好的时代，而这会导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记录时代和外部世界时，她已经意识到小世界的空洞：“我已经厌倦与文青的交往了，在小世界里，对于自我的探寻是无根的，只有进入到生活的扎实层面时，社会、时代都已经渗透其中。我这么说，不是说我要通过写作表现重大的议题，而是为生活本身写作，就能感受到那些政治、历史的残留，它们从上到下，经过巨大走样和误解，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2017年 于是在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