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裂變成兩種，一種爲了生存一種爲了存在
“作家故事”是九久讀書人公衆號的散文共讀專欄，每週二與你分享不止於書的作家日常，望借字引路，伴你進入更爲開闊的作品世界。
本期與你分享的，是一篇講述青年作家於是的文章。文中提到不少作家的親身經歷，幾乎呼應了她的作品《查無此人》的情節。小說裏，父親的阿爾茲海默症把想要浪跡天涯的主人公拉回了家族的歷史軌道，卻留下一片記憶的空白。她在“近乎徒勞”的歷史追問中迷失、試圖確認連接自己與父輩的紐帶，最後發現宏大歷史隱沒，浮現的卻是同一片煙火人間的情義與生死。
那麼，現實中的於是，從做着各種“模仿壞孩子”實驗的叛逆少女，到以淡然筆觸講述血肉別離的寫作者，中間她曾走過一段怎樣漫長的路途？生存之外，存在的意義除卻“浪跡天涯”，是否還有別的可能？或許本期的文章能爲你帶來一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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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子琪
文字裂變成兩種，一種是沒有 ‘我’的，一種是隻有‘我 ’的，一種爲了生存，一種爲了存在。前者是滿登登的空虛，後者壓抑找到出口的充實。
——於是
裂變的文字
採寫 | 董子琪
修訂 | 於是
這些年來，比起寫作，於是的翻譯身份更爲人所知。她是珍妮特·溫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時間之間》的譯者，斯蒂芬·金《黑暗之塔》《穿過鎖孔的風》的譯者，也是保羅·奧斯特《窮途，墨路》的譯者。
如果打開於是豆瓣上的小站，會發現她是這麼介紹自己的——“作者、譯者，在上海。”是的，於是不僅僅是一位譯者，或許，在她心目中，作者的身份更爲重要。
於是的筆名來自初中時的閨蜜團，她們在放學後、寒暑假裏喜歡互相寫信，還給彼此安上筆名，閨蜜說：“你姓於，就叫你於是吧”；最早給《新民晚報》投稿時，於是想，用筆名反正也沒人知道，結果一投就被刊登了，這個筆名就這麼沿用至今。
作爲作者，她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是《查無此人》、小說集是《你我好時光》、散文集是《慌城孤讀》，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幾年的《同居筆記》和《六翼天使》。
《查無此人》取材自她照顧身患阿爾茲海默症的父親的經歷，開始只是她在照顧父親時記錄的一些詞句和片段，父親去世後，她才決定寫出來——因爲這是她能爲父親做的最後一件事。
《查無此人》 2018年6月出版
九久讀書人 | 人民文學社出版
《你我好時光》 2019年1月出版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大學畢業一年後，於是選擇成爲SOHO族（Small Office，Home Office，即在家工作），除了必須出門的時候，她大部分時間都宅在家裏，客廳就是她的工作室。每天醒來已是中午，工作前，她要喝點咖啡，先翻譯一段文字，或者看一會兒書進入狀態。下午再做一些需要和人打交道的事情，例如約稿、採訪等等。夜裏，她要在牀上看電影至三四點，這一天才算結束。
翻譯與寫作的收入並不夠她的生活開支，她還得依靠給雜誌寫稿子過活：“我想寫小說，而我賴以爲生的可能都是沒什麼人看的稿件”。在《同居筆記》裏，於是寫道：“文字裂變成兩種，一種是沒有‘我’的，一種是隻有‘我 ’的，一種爲了生存，一種爲了存在。前者是滿登登的空虛，後者是壓抑找到出口的充實。”
拿青春實驗
辭職、網聊、泡吧、成爲自由撰稿人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所以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
就連上大學，也像是一次實驗的結果，她是被同學拉着一同報考了“提前直升”的學校。她只填報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對外漢語系專業，卻不知道這個專業是做什麼的，只是因爲“感覺又有漢語又有英文應該不錯”。
大學裏，於是開始接觸網絡，那時候MSN和QQ還沒有出現，她用ICQ跟外國人聊天，跟淘寶賣家聊天，還經常去泡“橄欖樹”論壇。“橄欖樹”1995年成立於海外，比另一個著名的文學論壇“榕樹下”的創立早了兩年，是互聯網上最早的文學網站。她每天在橄欖樹論壇上讀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愛好者的小說和詩歌，同時也開始嘗試寫作。幾年後，有個私人書商約她把連載於文學網站的片段聯結起來，出一本書，命名爲《同居筆記：e時代的另類愛情》。安妮寶貝、曉意的處女作也在這套叢書中。
大學快畢業時，她找了一家房地產廣告公司實習，創始人和其他同事都是從4A公司（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即美國廣告代理商協會的簡稱）出來的“邊緣人物”，沒有受過什麼正經教育，做過很多不同的事，“路子很邪”。選擇去這裏實習，是因爲於是覺得“總該做點跟文字相關的吧”，她選擇了在公司裏寫創意文案。這份工作總體看來似乎挺好的，早上不用八點上班打卡，同事人際關係也很愉快，每天喫夜宵都能到凌晨三點。可最大的問題是，她做得一塌糊塗。比如說，有一個推銷大廚房戶型的案子，她想了很多漂亮的、描述廚房的詞句都被“槍斃”了，直到銷售總管拋出一句“太太的辦公室”。
“‘太太的辦公室’，這樣的文案，當時的我肯定是想不出來的。”因爲當時完全沒有生活經驗。這次實習讓於是第一次系統地知道了社會是怎麼運轉的，也明確了那不是她的興趣所在。
實習結束，她回家對父母宣佈：“我不工作了，我準備全職寫東西。”家裏的氣氛變得很尷尬。她的父母都是傳統的知識分子，做了四十年工程師，沒想到女兒竟然有這樣“不切實際”的打算。他們不支持她，但也找不到理由反駁她。其實母親已經給她在剛建好的浦東機場安排了一份外事工作，卻被她斷然拒絕了。“給我三年的時間，不行，我就去找工作。”
從論壇延續下來的寫作習慣並沒有斷，那時候，於是已有文章陸續在上海作協的雜誌《海上文壇》發表——她自己擬定選題，採訪街邊小店，再投稿給雜誌社，等待發表，收取稿費。有一次，於是一下子收到了八百多元的稿費，她拿給母親看，說：“我要是在廣告公司，一個月也就是這些錢。”母親問她：“你是怎麼把文章登出來的？”她說：“我就寫好，寄給他們，他們就登出來了啊。”“那他們爲什麼要用你的呢？”母親一輩子也沒有給雜誌投過稿，也不清楚一篇文章是怎麼登出來的，更不知道爲什麼一篇文章就能抵一個月工資。
當時，時尚雜誌正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作爲撰稿人，於是需要發現新現象和新人。她給自己彩打了一張小名片，上面寫着“於是 自由撰稿人”和電話號碼。在延安路的小巷裏，她找到《艾麗》（Elle）雜誌社編輯部，主動上門給人家遞名片，自我介紹可以撰稿，也接到了一些工作。
當朋友們都在外資企業歡快地做着PPT時，於是在“模仿壞孩子”，做着各種各樣的實驗。她把所有顏色和奇異造型都在頭髮上換了一遍，成天在搖滾酒吧裏打發時間，還在酒吧門口的留言本上寫下自己的郵箱，說：“有誰願意寫稿，歡迎跟我聯繫”；她跟不同背景的人戀愛，結交憤青、遺老、妓女和各類邊緣人羣，也有一陣子天天說髒話。“叛逆”模式維持了一兩年。
1999年，於是跟着當時的男友去北京參與了一把創業熱，見識到了大型互聯網公司的草創階段。一年多後，融資不夠用了，辦公室兩層合併成了一層，編輯部開始發生震動，於是就走了。“躋身一個團隊，野心勃勃做一件事，大概不是我擅長的。”
“我的很多朋友都在二十二歲就明確了自己要找多少錢的工作，上升空間在哪兒，我對此一無所知。我輕而易舉地得到了自由的狀態，我就在自己的身上做實驗，我得到了什麼體驗和結論嗎？沒有，但我覺得年輕就應該這麼過。大學畢業就到一個單位，一待四十年，那才真是荒廢。”於是說，她發表文章不一定是要當作家，寫稿也不一定是要成爲記者，只是在“那個時代”拿青春實驗而已。
比起現在，她更留戀“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什麼？於是說：“那個時代，地下文化還沒有消失，舊的壟斷在慢慢瓦解，新的東西在出現。年輕人還有很多選擇。而現在的年輕人，都想創業、賺大錢，他們的理想都被壟斷了。”
不久前，於是得知橄欖樹負責人陳祥去世的消息，覺得“非常胸悶”。故人去世的消息，好像一個鉤子，勾到了她內心的最底下，讓她想起那個時代曾經存在，卻已經消失了。她曾幫助橄欖樹牽線搭橋出版過一本名爲《作爲一種高級生物的飛行企圖》的文學選集，這也是橄欖樹唯一的一本選集。“世界商業化的進程太快了，不知不覺我們已經把它忘掉了，它們沒有了，就像沒有存在過。”
與社會脫節
出小說、沒房子、無社保、做臨時記者
決定回上海前，於是興奮地給母親打電話說：“我不在北京待了，我要回來啦！”然而，第二天，母親就因爲突發心腦血管疾病去世了。直到去世前，母親都沒有看到她的第一本書，這讓她非常難過。“她看到了我人生最叛逆的時候，但之後我就改回來了，她卻看不到了。”
母親去世後的半年裏，她回到上海家中，跟父親住在一起，兩人過着黑白完全顛倒的生活。爸爸起牀，她就去睡覺，爸爸下班回來，她才起牀，父女一起喫頓早飯和晚飯，然後各自睡覺的睡覺，工作的工作。在這段時間裏，她寫出了小說《六翼天使》，講述一個女大學生在10年間的愛情歷程，融入了她自己在雜誌工作的經歷，以聊天記錄、表情符號、網上戀情，記錄了那個“網絡的白堊紀時代”。這本書是貝塔斯曼的“紙風船新生代都市愛情小說”系列作品之一，其他的作者還有殳俏和走走。當時的貝塔斯曼，早在噹噹、卓越興起之前，擁有上百萬成員。
《六翼天使》2005年12月出版
遼寧教育出版社
這本小說之後，於是出版了散文集《夜在窗外》，這標誌着她從小說轉向美文的嘗試：“我當時想以充滿細節與詩意的手法書寫日常生活，這些細碎的生活小景可以持久下去，但是永遠不會再壯大，慢慢也沒有人反饋，所以就荒廢掉了。”她還有一本沒有寫完的小說叫《九個自由騙局》，小說的主題是：人年輕時的自由是個騙局，因爲你不知道拿它來幹什麼。“教育自由”是九個章節之一——大學在高中畢業之後是不合理的，大學應該是成人在有生活經歷之後自主選擇的。“格局太大了，我沒有寫完，但是一直記着。”
大學畢業後的五六年間，“上海房地產剛開始興旺，同學們在外企工作，收入不錯的過了兩年買了第二套房，有了第二套房，再租掉，換來第三套房。畢業五六年，最多已經擁有了四套房。”而她仍然每個月拿幾千塊錢稿費，在外面租着房子住。“可能在這些同學看來，我簡直就是底層了吧。”
能夠支撐她生活的，仍然是採訪和寫稿，她爲很多時尚雜誌寫稿，見識過整個時尚雜誌業的變遷，“光是《瑞麗》我就送走了四五任主編，還目睹了一些雜誌的死亡”。她的角色是外掛作者，臨時赴約來做採訪，採訪經常是臨時組成的團隊，“你負責燈光，我負責場務，像演一場戲，演完就散” 。
2010年 於是在紐約
幾個月稿費能攢下幾萬塊錢時，於是很習慣打包好行李去機場，在飛機上睡一覺，下飛機就在國外了，不用多想，也不用跟人多講話；要不要在博物館待一天，完全隨心所欲。她甚至曾經有過一個半年在國內賺錢，再半年在國外隨便做點什麼的設想，想走就走，不用廢話。於是像珍惜稀缺品一樣珍惜語言，她認爲語言要用在刀刃——思想和感受的表達上，而廢話是浪費生命的。但她同時也明白矛盾所在，那就是大部分普通人溝通的基礎就是廢話。
然而，很快，需要廢話的時候到了，她自由的旅行生活也隨之結束了。
迴歸日常
照顧父親、尋回故鄉、記錄庸常的時代
有一天，於是剛從國外回到家裏，正在倒時差，睡得迷迷糊糊，聽見有人敲門。她開了門，發現是後母帶着父親站在門外。後母將父親和一個塑料袋塞給她：“這個人交給你了。”她說完這句話就離開了。這像一場突襲，於是完全不知所措，眼前的父親已經不認識自己的女兒了，而塑料袋裏只有兩件衣服和一把牙刷。
父親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症，已經走失兩次了。“二十四歲，我母親去世了，後來我父親再婚，和後母一家人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其實早年他已經有多疑、自私的症狀，我每次去看他，他都會問我三句話：身體好嗎？工作忙嗎？男朋友有了嗎？直到後來才發現，那就是病症。他已經是一個神志不清的老人，失去了所有的空間、數字概念，我必須要照顧他，這好像命定的我對父母贖罪的機會。”
“贖罪”的意味很重，於是的意思是，父母沒有看見她最好的一面，所以她要從照顧父親的日常起居開始彌補過失：“我從雲端直接就掉了下來，掉到了生活的最底一層。”（語出《查無此人》）她改變了二三十年來晝伏夜出的生物鐘，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做早飯，再準備中午飯；下午帶着父親去散步，然後再買菜，做好晚飯；晚飯後天氣好，他們就去散步，天氣不好，就要早點哄父親睡覺。父親很不好哄，要等他完全睡着，她才能做自己的事情。這段時間裏，她既做不了採訪，也沒有完整的時間寫作，只能做做翻譯。
“這段時間是懸置的，我一直在調整適應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水果獵人》就是這段時間的譯作，一個男人尋找熱帶水果的故事伴隨她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
父親的養老金比她的收入還要高一些，她需要做的是理財。那時她連五險一金都沒有，在幫助父親交涉這些事情的時候，她好像在參加集訓，學習怎麼在社會中和別人一樣有保障地生活；更緊要的是，她還要找律師，幫父親處理財產和離婚的事。“都是老孃舅的那一套，要不停地廢話”，因爲廢話是溝通的基礎，不能忍受廢話的時刻，她就看對方穿什麼，抽什麼煙，有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麼。只有把這些作爲寫作素材，才能忍受下去。“世界不是以我的小世界的原則運轉的，在這件事之前，我可以在小世界裏過得非常自如，出去就只能忍了。忍了，才能明白真正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三十歲以前，於是在炫耀自由，三十歲以後，她發現，自由沒什麼好炫耀的。因爲上班打卡的人也有他們的自由，而他們也看到了她的不自由。雖然她不用上班，不用早起刷卡、擠地鐵或者跟老闆吵架，但到了一定階段，很多人生經驗都是相通的。
她的同學們二十四五歲時生孩子，他們的話題她插不上，而當彼此歲數漸長，在一個新的平衡點，他們又可以交流了，因爲大家都要面對生老病死。她尊敬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在一個公司待幾十年的人，因爲他們更接近“卡夫卡”——一種見縫插針式的生存方式。“當你的生活被親朋好友、日常工作插滿時，你可能無法與最親近的人傾訴內心，你需要見縫插針地訴諸文字或者想過就算了。而我從小就在躲，我不想體會這種見縫插針式的生存方式。”
2010年的於是
以父親患病爲底本，於是開始創作小說《查無此人》，“由一個突發事件去尋找父親是誰，自己家是怎麼來的故事，如果不找，就一輩子都不知道。”而沒有寫成非虛構的原因是，她沒有找到真相。此時她的小說創作觀念已經改變了，她不再是那個大學時代讀着陳染，激動地意欲表現女性意志的女生，她更認可的是文本記錄時代的意義。在扉頁上，於是寫道：”“獻給每一代出生入死的凡人。”
“每個時代在當下看都是庸常的，但一個文本之所以值得寫，可能在於它有記錄時代的意義，而並非文本典範。就像白先勇寫的《臺北人》，我認爲也是在於它的記錄意義。我爸爸是個普通的人，我寫的不是傳記，但當我在追尋我們家族的過去之時，就會感慨，人們會默認我應該忘記不好的時代，而這會導致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記錄時代和外部世界時，她已經意識到小世界的空洞：“我已經厭倦與文青的交往了，在小世界裏，對於自我的探尋是無根的，只有進入到生活的紮實層面時，社會、時代都已經滲透其中。我這麼說，不是說我要通過寫作表現重大的議題，而是爲生活本身寫作，就能感受到那些政治、歷史的殘留，它們從上到下，經過巨大走樣和誤解，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
2017年 於是在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