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从来没说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啊。为什么后人非要给他封个耀眼的头衔才算对得起这位学人。
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梁志刚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的怀念文章，其中有一处细节我印象深刻。
2005 年，梁志刚准备准备为季羡林先生编文集，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均被老先生删去，还不高兴地说：「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 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 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张曼菱也曾说过，1999 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文坚辞三顶桂冠，并且郑重申明：「 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著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在相关讣告中，提及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建树卓越，堪称学术界一代宗师。他精通梵语、巴利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
也是没有冠以所谓「国学大师」的称号。
张曼菱曾写《几多风雨几多愁》一书，全面而细腻地给读者介绍了她眼中的季羡林先生，先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被许多人利用著，抬举著，做了许多自己不想干的事情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三个字是「寿者辱」，有些凄凉，也很残酷。
总之，老人是值得尊敬。
当然不是。
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梵语老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师范慕尤博士的一段话：
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虽然我们的书内容艰涩难懂，识者寥寥，但我们的努力已经渐渐为国际学界所赏识，中国的佛经写本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而印度学和梵文的研究也在北大、社科院、复旦等多地开花结果，惟愿我在交大亦能播撒下印度学的种子，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吧！
范慕尤老师的导师段晴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
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教授指出：
对「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学科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但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单化，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后面的问题就无法展开讨论。
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和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的（几年前的维基百科，只有德文版的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名称代之，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并非是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印度学」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而构成，对其比较直观的释义就是：有关印度的Philology。维基百科的定义综合了各家观点，作：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定义可类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结尾的学科，如汉学（Sinology）、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等。
回顾中国早期的印度学研究，出现了林黎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羡林（Hi?n-lin Dschi，1911-2009）这样的印度学学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严格意义上来讲，林黎光应该纳入法国印度学传统，他长期待在法国，求学、研究都是在法国，季羡林先生则应该归为德国印度学传统。
在德国留学的青年季羡林曾在哥廷根科学院的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俗语的论文，在当时的俗语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他要进行俗语研究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篇论文的。
至于他回国之后在中国印度学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赘述了。
其实，关于季羡林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老自己的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不是礼节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自汉代以降，中华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著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
按照北大对季羡林先生的尊称，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这里并无「国学」的意思，倒是一个学界泰斗的形象。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他还多次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
季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创建人之一，为东方学的研究和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本人著作等身，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而由季先生开创的现代中国东方学学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就，从季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就可以看到一个缩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东方文化集成》出版的东方学著作已达到一百多种。因此，中国东方学有季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在是中国东方学的福祉。
季先生被人所尊敬，除了他在学问上做了他自己的事情，更多还是因为他的人品。在季先生的言行中，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笃实、温厚和仁爱，也有北大老一辈子知识分子的本色，先生已作古，但儒士之风山高水长，是我辈学习之楷模。
准确地来说，他是个语言学家。但对本国文学，偏偏还不能算多通。
季羡林先生对国学中的四门经、史、子、集无一了解，乃至一项精通，怎么配称国学大师？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任意一项器物研究他也不知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是门外汉，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
许多人错以为他通佛学，实际也并非如此。佛学界中也许是傍大款的心态，常请他讲话，但其实对佛经不甚了了，含义也弄不清楚。季大师一生，只要是涉及到需要思辨，进行法义分辨的，就基本败下阵来。
他的成就在于掌握了几门比较偏的古天竺及中亚地区的快要失传的语言，对考古及抢救古文献应当是有帮助的。
但涉及其历史见地，常见糊涂，缺乏透视。他虽通梵语，但由于不通佛经之义，对佛教名相也无深入了解，所以许多论文异想天开，甚是胡扯。就像当初顾颉刚考证大禹是条虫的那类做法，在明眼人眼里完全是贻笑大方。
总而言之，这个人真的并不是一个太有学问的人。只能说是一个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大师谈不上，国学更是基本不沾边。反正，在这个事上，国人误会太大了。
季羡林的专业是印度学，其中就包括佛学。而佛学，在中国早已经本土化，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我国现在的很多风俗习惯，都跟佛教有关。所以，出于尊敬，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并不为错。你总不至于说他是印度学大师，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印度学是啥东西，说了等于没说。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推辞「国学大师」的封号，也很好理解：一方面是出于谦虚，一方面也的确有点名不副实，因为佛学终究不是原生态的国学。
所以，你说他是国学大师也可以，说他不是也可以，何必较真？
季羡林：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谈起季羡林，大约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活到98岁高龄，精通12国语言，通晓14门学科，在梵语、吐蕃语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
他一生笔耕不辍，有两千万字的作品留存于世；
他提出「教育必须破除重理轻文的理念」，让莘莘学子尤其是文科人才受益终生；
他推崇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文化自信」，至今仍不过时。
在季老先生的一生中，刻著「天道酬勤」，也刻著「高洁自守」。
他是一位大师，也是一个传奇。
寒门出贵子
季羡林幼时家贫，6岁时，父母把他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叔父，由叔婶抚养长大。
叔父见他天资聪颖，便送去读私塾，私塾里的国文老师是前清状元，这让季羡林从小就接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
考大学时，季羡林成绩优异，只报了清华、北大，被两所顶尖高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清华，专修德文。尔后，被派往德国留学。
他原本打算在德国镀两年金就回国，没想到遭逢二战，阻断归途，季羡林回不来了。
这一待，就是十一年。
在此期间，音讯隔绝，国内的亲友甚至不知季羡林是生是死。
他的老师上了战场，他就跟著学识渊博、精通各个语系的师爷，心无旁骛，苦学11年。
季羡林形容那时的自己，「无家无国，无可依傍」。
由此观之，季羡林儿时受到传统国学教育，少时深得西方文化浸染，深厚的学养来自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年是被浪费的，最好的青年时光，一直或主动、或被动的处于求学状态，并始终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因此，人们说「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季羡林。」
正是这些传奇经历，成就了独特时代下无法复制的泰斗大师。
我放下过天地，放不下你
因6岁离家，寄人篱下，季羡林养成拘谨内向的性格。
读大学时，亲生父母相继去世。
从辞别母亲，到母亲离世，其间十几年，他只见过母亲两面，这在季羡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直到耄耋之年，谈及母亲，他泪眼婆娑：「这世上的任何荣誉地位，都比不上在母亲的身旁更加幸福。」
过早承受分离，没有享受过父爱母爱，童年时几乎没有体验过亲密与依恋，这使季羡林的感情道路十分坎坷。
高中毕业后，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与长辈包办的妻子结婚。
妻子没有文化，跟国学修养深厚、渴望精神交流的季羡林毫无共同语言。
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很多文豪才子都放弃了结发之妻，转而寻求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如鲁迅许广平、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等。
但季羡林始终没有逾矩。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怦然心动的女子。
在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与房东女儿情投意合，书稿、文件总是女孩帮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桌上。
但此生，他们只牵过一次手，再无其他。
季羡林生于礼仪之乡山东，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对妻子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纵有过心动，却恪守底线，坦荡忠诚。
感情本就是求仁得仁的事。
战争结束，季羡林离开德国，房东的女儿终生未嫁。
若干年后，是否会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女子，守著圆桌，桌上有一台老式印表机，凭吊往事呢？
季羡林写道，「所有的幸福、美与爱，都与我无关。」
回国后，季羡林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北京，但因感情稀薄，两人一个住客厅，一个住卧室，就这样住了一辈子。
对她，他只知责任，不知爱情。
从季羡林身上，不难看到传统士人君子的精神，尽管留洋多年，骨子里依然固守传统旧道德，用少年时代所学的四书五经约束自己，捆绑自己，不惜压榨个人幸福。
我不知这儒学塑造的士大夫精神是否值得颂扬，但季老先生，大约当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人了罢。
天道酬勤
放弃了喜欢的女孩，和在剑桥任教的高薪职位，季羡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他在北大，教学生、做学问，每天4点半起床，成为燕园亮起的第一盏灯。
季羡林戏称，「我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
他有一张破藤椅，每天中午在此午睡，因他担心睡床太舒服，会睡得太久，浪费时间。
由此，诞生了一幅著名的《三睡图》：藤椅上午休的季羡林，和两只卧在他身上的爱猫，此谓「三睡」。
面对世人的敬佩，季老谦逊道，「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已。」
他穷尽古今中外做学问，不舍昼夜地与时间赛跑，一辈子勤于求知、勤于教学、勤于研究，是真正的学者。
他用生命创作，曾写下73万余字的《糖史》，堪称鸿篇巨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要写研究制糖历史的《糖史》呢？
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写文化交流史。」糖，这一家中必备食品的背后，实则隐藏著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通过研究「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揭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方面。
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竟是在季老70岁时开始写的，直到87岁方才写完。
他忘我地求知，甚至忘记了年纪和岁月。
牛棚杂忆
从十年浩劫走来，季羡林也曾被批斗。
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愤懑，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偏安德国，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尽管这并非他本意。
这也是季老先生十分独特的思想。
正因如此，他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没有像其他文人学者，不堪其辱，逝如秋叶。
他写《牛棚杂忆》，说：「我不传递仇恨，这只是一面镜子。」
阴云密布的年月，季羡林仍未放弃学习。
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取出翻译，冒著生命危险，顶著政治高压，依然不放弃对文化的执著。
择一事，忠一生。
文革结束，他整理译稿，这就是总共七章、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罗摩衍那》。
无论在情感、为人、做学问方面，季羡林都坚守著某种士人精神，压榨了自己一切的乐趣，自由，欲念，似乎只为了学术、尊严与精神而活。
顾城有诗，「一个人应当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季羡林堪当此谓。
他秉持高洁的精神，极端克己，在文坛、在学界、在政界，无论身在何处都受人尊敬。
尽管年事已高，被尊为「国宝」，季羡林仍平易近人，待人谦和。
所有学生到季羡林家中拜访，无论尊卑亲疏，走时，他都会把他们送到门口。
高山景行
季羡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时代前沿，窥破大势所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汹涌，崇洋之风初开，季羡林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劝导国人树立文化自信，切勿「富裕之后骨头却软了」。
他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定会重焕辉煌，因为西方追求的「用科技征服自然」，若不加节制，不重环保，必将走向毁灭。
而中国古人从不与自然为敌，倡导无为、和谐、天人合一，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
他还提出「大国学」理论，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包括国际世界的文化，皆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这将使地缘政治不再敏感尖锐，天下大同也会消灭战争。
这些不断被时代印证的论断，使季老成为永远的大师。
98岁时，季老辞世，书桌上摊著未完成的手稿。
临终前一周，他还在坚持创作。
一代大师季羡林，他的人生诗意，敏感，坚韧，充满了奇特的矛盾与碰撞，或许这恰是他的传奇之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梦霁，磨铁图书产品经理，著有畅销书《一生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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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硕果，国之瑰宝；
身历三朝，年登大耄。
博古通今，其识皦皦；
融中贯西，其学杲杲。
东方语系，自公始肇；
儒教佛学，旁搜远绍。
吐火罗文，幽深邈杳；
半世光阴，溯源寻奥。
巨卷宏文，呕心著造；
义理精深，岳峨河浩。
懿维季老，不尚饰藻；
坚辞三冠，霁月怀抱。
一路高扬，国学大纛；
提携后起，功高勋懋。
病榻笔耕，游于圣道；
泰岱题诗，文光永耀。
哲人其萎，日星隐曜；
燕园凝悲，国人震悼。
秩秩德音，堂堂仪貌；
百代丰碑，万世师表。
真的大师
个人觉得季老配得上这个称号，当然这不是专业的标准或评判。
白岩松年轻时采访季老。季先生的话至今还在耳边：板凳要坐十年冷，中华文化的传承，就靠这些甘坐冷板凳的人，而季先生自己也做到了。季老进了北大，就再也没有出过北大。一辈子在北大做学问，精通多国语言，著作等身。
这里还要插一句，年轻时自己还在为：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而苦恼不已。是季羡林先生的一篇小文章让人豁然开朗：他写道，对大部分人来说，确实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真的要说意义所在，那就是一代一代人继往开来。细一想，季老说的实在而深刻。
回到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
什么是国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代表的中华文华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不仅仅仅于此。而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研究的学问，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国学呢。
什么是大师？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季老的思想，对这个时代是有过影响的，几位总理在季老生前都经常去看望，这也是一种对时代大师的尊重。
什么是国学？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广而言之，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书画，医药，戏曲等等。这么宏达又细致的学问，试问有谁能全通呢？
当今所谓的国学大师大多在文献的研究上有一定的造诣，但能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先秦散文到唐宋传奇，再到明清小说，还有各朝各代的诗词歌赋，上下五千年的学问岂是一人能全能精通的？
研究国学需要百家争鸣，一个学者穷其一生也只不过在某一个方面能取得大的成就，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从不自诩为大师，尤其是国学大师。只有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学者，才喜欢这个大师的称号。
羡林先生生前自己都不承认是什么大师，很谦虚的。他的主要研究还是在印度文学上。对国内文化研究不是很多，我也不明白他怎么成了「国学」大师，而且先前不怎么报道提及他，现在人不在了，反而铺天盖地的说，死者为大，活的人更虚伪。
我们真诚地悼念他，但是千万不要利用他。 可是昨日至今朝，竖耳张目，以国家主流、权威媒体为首，几乎所有媒体，竟然异口同声地均尊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怪哉，连季先生生前三番五次都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甚至连「国学小师」也不是。为什么偏偏要把季羡林先生从「印度学大师」变成了「国学大师」呢? 依稀记得那位先辈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少女」，可是，著作等身、学术成就卓越的印度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活著的时候，就极不情愿地被人打扮成、化妆成「国学大师」。如今，先生仙逝了，以主流媒体为首，各类媒体硬是霸强地把先生盖棺论定在「国学大师」的历史殿堂上了!悲哉!!!如同另外一位大师——南怀瑾——从未承认自己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个固执的热爱中国文化的老顽童」。
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混沌晦暗的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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