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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RED

　　“我们一定要去上大学，然后把我们的父母接出农村，再也不过这样的日子。”

　　——《大江大河》

　　01.破土寒冬——高考制度的初步建立

　　195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国高等教育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确立实施全国统一考试招生，标志着新中国考试招生政策的正式确立。然而1966年风向突变，政治动荡引发社会动荡。中共中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取消考试制度代之以推荐入学的方式，以工农兵为主要推荐对象，以“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作为推荐标准，以“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批”的“十六字方针”为招生准则。高考制度正式被废除，停滞十年。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讲述的是那一时期无所事事的而又躁动的青少年故事。）

　　在权力封闭的社会，推荐制从构想到执行再到结束整个流程就没有一个环节是公正和合理的。中国在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为九品中正制，在战乱年代的熟人社会，依据道德，才能和门第等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品级，亦是符合当世实际情况的良好制度。

　　然而日去久远，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贵族的权力游戏，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第决定命运，出生决定血统，文革时期“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界限严明，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法，也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真理——出生决定论，千古不变。

　　有人会说封建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维护的是封建地主官僚的利益，受益的是那些有钱有势，光鲜亮丽的豪门贵族，才子佳人，而新中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当家做主的是“镰刀割绝旧社会，铁锤铸造新天地”的工农阶级，因此我们的举荐制与旧封建社会的举荐制是划清了界限，是全然不同的。然而果真如此吗？

　　“看破不说破，说破不是好朋友。”——电影《面对面，背对背》

　　02.惊蛰春雷——高考制度的恢复

　　文革时期的推荐制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沉重的麻烦，最后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6年日落后的夜晚，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不久后邓小平复出支持工作。

　　1977年8月份老者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讨论激烈；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废除由群众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恢复招收应届髙中毕业生，坚持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简而言之，便是“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取消了政审环节。

　　由于1966年至1976年整整十年没有考试招生，因此被积压的青年数量及其庞大，而70年代的中国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学位和岗位，据统计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报考，高校共招生27.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扩大招收的6.2万人），这一年的录取率为4.7%，是我国有史以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1978年参加高考人数为610万人，实际招生40.2万人，比1977年增加了48%，录取率仅为7%。但是当时没有人抱怨，也不会有人批判高考。恢复高考制度就犹如二月春雷，震醒了沉闷已久的中华大地。时至惊蛰，春已至。

　　1977年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1977年至1980年头几届高考纵然比例极低，然而基数太大，人数加起来亦有百万之多，而这里面尽是中国此后各行各业的精英和领军人物。

　　著名画家罗中立，他在上四川美院之前是钢铁厂工人；著名导演张艺谋在被破格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因为年龄大）是咸阳棉纺织厂的搬运工；著名学者易中天，在读武大研究生以前只是个中学教师。其余励志感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随后的大建设大发展的年代，这批天之骄子恰好填补了中国发展的人才空缺，造就了时代，也成就了自己。

　　从此以后，读书和高考，在改变人生命运的作用上，再也没有此般魔力。

　　03.洪流大荒——高校扩招

　　从1977年到1998年，高考录取率整体上是在不断增加的，从起初的5%和7%，到10%，再到20%，而后上升到30%，在1996年超过40%，而后回降到30%左右的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和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也的确日益剧增，从这一方面来讲，教育部提高高校录取率合情合理。但是1999 年是一个中国教育的转折点。当年高考录取率从 1998 年的 35%左右骤然增加到 54%左右，提高了将近 20 个百分点。下图所示的高校录取率，一过1999年，就好比21世纪的飞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步入了急速扩招的发展期。

　　1999 年，教育部出台《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恢复高考当年，高考录取率仅 4.8%，2017 年则高达 80%以上。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不断攀升，于 2002 年达 15%。

　　2014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 37.5%，与 1998 年相比，普通高等教育学校的数量和学生规模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 82.98 万人增加到了 659.37 万人，增长了8倍不止。

　　到2015年，全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0.0%，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普及。2016 年已达42.7%。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0%时，便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朝着普遍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试想中国二十年以后下工厂车间的工人都拥有者大学本科的文凭，这将会是何等的魔幻。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高校的扩张和文凭的泛滥对改变命运又有几分加成呢？

　　如今高考竞争依然激烈，从专科到本科，从普通本科到重点本科大学，从重点大学里追求211和985重点大学；从本科再到研究生，从研究生再到博士生，整个社会的学历在不断的提升，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获得稀缺的优质高校资源，这股强大的竞争压力倒逼着社会上的家长不得不去追逐优质的中学资源，乃至优质的小学和幼儿园，而这股浪潮直接推动了学区房价格的变态增长。

　　孟母三迁，着实不易。

　　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文中提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学生80%的来自农村，甚至比之还要多。而现在的最新统计表明，大学生中只有17.7%是农村的，82.3%是城里的，就连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专门培养农业人才的学校，都是以城里人为主。

　　2009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仅占32.75%，而2011年首次低于30%，只有28.26%；国内的重点大学其农村生源比例更少，比如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占总数的17%，而在当年的高考中，考生中有62%的农村学生。2011级清华大学农村生源下降到总数的1/7，其他省份相对较好的学校农村生源均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显示，近30年来，高校农村生源比例几乎下降一半。

　　教育原本之宗旨是促进社会阶层的流通和社会平等，然而高校的扩招并没有减弱阶层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悲观的说，社会阶层的固化使上下流通的渠道不断减少，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的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在不断的增加，想通过读书上学来改变人生命运，其代价已经是寒门子弟难以承受的了。

　　在过去，寒门子弟通过好好读书上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现如今成为了只有先改变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之后，你才能享受到好好读书和上好大学的权利。以前农村的孩子只有好好读书考出去了，才可以走出大山，逃离农村，现在呢？你只有先把自己甩出大山的那头，先摆脱了农村，你才有好好读书考大学进而改变命运的可能。每思至此，莫不悲伤。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又要回到本文最初的焦点上：演变至今的高考，我们应该如何说爱你。纵然当今的高考越来越难改变命运，但是就如白岩松所说“尽管高考有毛病，但还是最公平的一条路”，“没有高考你们拼得过富二代吗？”

　　当下高考之于人的希望，就如门外一道刹进房内的光芒——虽然这道门在不断的变窄，光芒也越来越微弱，但是只要还剩下一丝光亮，那便是整个社会绝大多数寒门子弟的改变人生和命运的一条重要出路，甚至是唯一出路。时代变幻莫千，时而令人无力，然而这只是中产阶级的傲娇罢了。当高考来临，除了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少年们，你们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1、郑程月.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以高考、中考为例[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8.

　　2、 闫雅琪,叶华.1999 年后的高校扩招影响几何—入学更容易？回报更高吗？[J]科技日报，2017（7）：001.

　　3、罗亮梅，符根华.现阶段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因素分析与对策[J].教育学术周刊，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