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以后，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故以年号称呼，例康熙是爱新觉罗·玄烨即皇位时定的年号，习称康熙皇帝；雍正是玄烨第四子即皇位时定的年号，习称雍正皇帝。

康熙生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父子相差24岁，皆属马。

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时间共计150多年，其间三次皇位传承，即顺治帝传位于康熙帝，康熙帝传位于雍正帝，雍正帝传位于乾隆帝，传承方式各不相同。

其中，康熙、雍正父子在清初皇位传承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皇位传承在父子俩运作下成为定制。嗣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均按雍正首创的秘密立储制继位。

同治、光绪两帝由于均无子嗣，宣统帝未及亲政即告退位，此项制度遂自行废止。

秘密立储制的创建避免了清初不只一次出现的争夺储位的殊死博斗，大大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是一种较好的皇位传承方式。

康雍父子的传承之道开创了清朝皇位传承之先河，也为康乾盛世作了制度上的准备。

第一次皇位传承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传位于第三子玄烨。是年福临未满二十四岁，玄烨仅八岁。

福临六岁继皇位，由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1644年，由济尔哈郎护送至北京城，君临天下。顺治十八年，福临临终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代理国政。

满清王朝国政初由努尔哈赤所定。八旗为努尔哈赤所定之国体。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固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领。八家如意有不合，即可更换。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具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被拥立为汗，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及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

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各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后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力，从而形成了皇太极一人面南独尊的格局。

在削弱旗主权力的同时，皇太极建立并完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皇太极突然逝世后，清廷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解，由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

福临临终前，一反传统做法，未经商量，遗诏异姓四大臣辅政。

四辅臣心里不托底，宣读遗诏后，率先跪告诸王、贝勒：

「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玄烨），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办理，索尼等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清圣祖实录》卷一）

诸王、贝勒等急忙答道：

「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清圣祖实录》卷一）

于是，四辅臣与王以下文武大臣分别在顺治帝灵位前与大光殿各立誓言，强调四辅臣、诸王和文武大臣，均不得利用亲戚、亲族关系，出自个人恩怨，互结党羽，以致乱政。尤其是四辅臣应共同执政，不受诸王、贝勒干预，不得单独同诸王、贝勒等府私相往来，以竭尽全力辅佐幼主。

随后，孝庄皇太后召集诸王贝勒等及文武百官，谕令他们务必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行皇帝职权。一切军政命令均以「辅臣称旨」的名义谕告诸王、贝勒、大臣遵行。不过，真正把持朝政的其实是孝庄博尔济特氏。康熙帝是在孝庄直接教诲下学习如何治理国政的。

即位不久，孝庄曾问康熙有何欲望。玄烨答道：「惟愿天下太平安定，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孝庄则亲笔书写条幅：「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生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

为君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成为日后康熙治国理政的指路灯，也是康熙雍正父子传承之道的出发点。

第二次皇位传承发生在六十年之后。

这次传承扰得康熙晚年不得安生，心力交瘁，甚至当众痛哭流涕。此时的心境据本人自述：

「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即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

位踞至尊，内心深处其实无异于寻常百姓。且听康熙独白：

「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知，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堕，至于万世隳坏，而后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

康熙帝何以如此重视选择皇位继承人？且听他的回答：

「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非轻」；又说：「今欲立皇太子，必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

「以朕心为心」乃康熙选择继位者的唯一标准。具体说来，须具备五项条件：

一、仁义 「君道在于爱民」，「所敬惟天，所重惟民」，「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

二、孝悌 孝顺父皇母后，敬爱皇兄皇弟，又须为兄弟爱戴，以免除阋墙之祸。

三、贤明 知人，用人，容人。

四、治平 须能充分理解其治（国）平（天下）之道。

五、年龄 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将老则精力衰颓，年轻恐不够沉稳。继位时以将入中年为宜。

前二项为「德」的条件，三、四项为「才」的条件。第五项为立储的首选条件。

康熙帝多子息，有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年龄，作为立储的首选条件，又可分两个层次，一是继位者本身的年龄，二是其下一代的年龄。

继位者的年龄不宜过大。明光宗朱常洛33岁即位，在位仅一月即崩。

继位者得子不宜太晚。光宗死后熹宗继位时年仅15岁。幼龄即皇位，绝非国家之福。

胤禩不可立为太子，即因他到康熙四十七年尚未有子。倘继位而终无子，或晚年得子，别无选择，终将危及天下。

似此年龄失调的困扰：皇帝生子或早或晚，嗣位之君或长或幼，每每成为亡国的肇因。

康熙帝对历朝得失了然于胸，选择一个理想的继位者自然不能不考虑年龄问题。

康熙的儿子中以「胤」字排行者有二十四个。「胤」字辈的诸皇子中长子胤褆，乃惠妃纳喇氏所生，不为帝喜爱。

次子胤礽，为孝诚皇后赫舍里氏所生，康熙十五年出生时母后便去世，一岁时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八月，帝率皇太子及诸皇子西巡行围。九月，贵妃王氏所生皇十八子病亡。康熙异常悲痛，众皇子亦然，而皇太子却无动于衷，「毫无友爱之意」。

康熙帝为此深加指责，而胤礽「忿然发怒」，加上以往恶行，帝令胤礽在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的行宫前下跪，并发布谕旨，宣布皇太子三条罪行：

一是穷奢极欲，生活放纵，所用一切，远超乃父，仍「犹以为不足」；二是专擅威权，肆恶暴戾，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任意凌虐，恣意捶挞」；三是鸠聚党羽，觊觎皇位。

凡此种种，

「必致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

宣谕完毕，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后，帝又谕曰：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

同年九月十八日，正式宣布废黜皇太子，并加以拘禁。

胤礽被废后精神失控，

「忽起忽坐，言行失常，时见鬼魅，不安寝处，屡迁其居，啖饭七八碗尚不知饱，饮酒二三十觥亦不见醉」。

更没有料到的是，皇长子胤褆与皇八子胤禩与舅父佟国维等相勾结，加紧谋夺皇太子之位。

由废黜皇太子引发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废太子的疯颠，使晚年康熙的心灵蒙受巨创，以致卧床不起。

康熙帝自忖世事难料，付托无人，倘有不虞，势必危及大清基业，便面谕大臣，除皇长子外，可从诸阿哥中推举一人为皇太子。

不料诸王、满汉大臣一致请立当时「身撄缧絏」的八阿哥胤禩为皇太子。

康熙帝顿感事有蹊跷，深疑其中必有诈，即向他们传谕说：「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力详议。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再思之。」

诸大臣奏说：「此事甚大，本非臣等所能定……皇上如何指授，臣等无不一意遵行。」又把球踢回到康熙一边。

同年十月，康熙帝又召诸皇子及大臣们说：「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令人所知，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故意卖了个关子。

从此，康熙帝著手从德才两方面对诸皇子进行深入考察，从中选择合适的继位者。

康熙关于生前秘不宣布储位的暗示，以及对「小人希图仓举之际废立」的警告，给皇四子胤禛的逆向思维提供了想像的空间，从而为入继大统打开了门户。

胤禛降生之前，父皇已生了十个儿子，但康熙血胤幼殇居多，不以齿叙，因而排在第四位，成了皇四子。这个行次在胤字辈中居前列。

康熙赐名胤禛。禛，以真受福也。康熙给儿子取名都从「示」字旁，所用「是」、「礽」、「止」诸字，皆寄予福佑的厚望。

胤禛系吴雅氏所生，出生时她还是一宫女。母以子贵，次年被封为德嫔。胤禛属庶出，并非嫡出，其生母及外家并不高贵。

何况，帝对废太子并未完全放弃。待他病愈后，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时为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五十一年，胤礽第二次被废黜。理由仍是「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属此辈贪得谄媚之辈（流），潜通消息，尤无耻之尤。」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为此而写的一道朱谕：

「前次废置，情实偾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从首次废太子时的「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到此次「谈笑处之」，康熙的心境前后迥异：

康熙曾认为「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满以为神器有讫，不料「行事乖谬，不仁不孝」，不能承受列祖列宗缔造的天下。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之情实难言谕。然而，废太子后，康熙犹不死心，以为一时「鬼物凭付，狂易成疾」，因而复生希望，以为「狂疾顿除」，「改而为善」，遂复立为太子。

康熙误以为胤礽迷失本性，是由于与群小为伍，习于下流，所以亲自加以督教，却在「不得须臾离侧」之中渐渐发现：胤礽不但无改过向善之心，而且无人君之度。「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褫罢」，令臣民敢怒不敢言。

而促成再次废黜太子的主因实为「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之行径。自轻自贱至如此地步，一旦即位，满朝皆是朋比为奸、夤缘图利之人，朝纲不肃，号令不行，必致失国而后已。

从复立到再废的三年间，康熙帝对胤礽的期望由热而冷，由冷而灰。父子之情既绝，视若陌路，只得听其自生自灭，自然能够「谈笑处之」了！

第二次废太子时，康熙心目中已有了合适的人选。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帝曾向诸子及大臣们吐露心迹道：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

「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撄心，便可望加增年岁矣！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

康熙帝反复强调的一条道理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立储一事不容任何人置喙。只要一息尚存，大权在握，就不容分理，更谈不上旁落。

康熙帝还暗示：生前不会宣布储位；一旦驾崩，亲笔所书遗诏，将解释他选定继承人的缘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十三日，康熙病情沉重，急召胤禛，又召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至此，第二次皇位传承终于尘埃落地。虚悬十载的国本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预立皇太子遂成定制。

清初第三次皇位传承，按秘密立储制办理，进行得有条不紊，充分显示了雍正帝精明强干的一面。

胤禛即位伊始，便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等宣布秘密立储的原委与方式：

「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光明正大』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宣毕，问诸臣有何意见，隆科多奏称：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

于是，诸王大臣等免冠叩首。雍正帝令众臣退下，仅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

除此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书置于圆明园。

雍正八年九月，帝病重时，曾将此诏书之事告知张廷玉、鄂尔泰。十年正月，又向张、鄂二人作了说明，并特意指明：「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雍正帝因居住圆明园时日渐多，故在大内之外，又书传位诏书，足见雍正虑事之周详。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暴卒于圆明园。张廷玉、鄂尔泰说，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清出。

诸人同意，但不知藏于何处。

张廷玉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字者即是。」

取出后，即传位于弘历的密旨。由张廷玉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遂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以上内容见诸于张廷玉之记载。

另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子时死，弘历于寅时至大内，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俟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人到齐，始启封，方知嗣君为谁。

雍正创建的秘密立储制收到了立国本、固人心的效果，对清王朝的兴盛与强固起到了旁人无以企及的作用。

自1644年入关始，清朝即谓天下取自李自成，于明朝不但不视为敌国，而且把消灭李闯当做为明帝复仇之举。入据北京城后，又以礼葬崇祯及后妃，并安置宫眷。

康熙帝的一道谕旨揭示了清初诸帝的为政之道：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

「后流贼李自成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

大凡正统王朝，必惩戒前朝覆亡之由，而有所改进。改得越彻底、越完善，则享国越长久。

清惩明失，做了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

这几件事，裁抑外戚及宦官，做得不够彻底。皇子教育直到雍正以后，始予以重视，惟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清朝诸帝中尤以康熙雍正父子做得最好。有意思的是，清朝入关后亲政的九位皇帝中唯他俩属马！

重视皇子教育始于雍正，可见康熙疏于皇子教育，原因大概有二：一为政务繁忙，无暇顾及，一为皇子众多，无力顾及，「多令人视养」。

「养不教，父之过」。康熙疏于教子，后患无穷。他晚年被诸皇子争夺嗣位事弄得焦头烂额，其源盖出于此。

雍正帝引以为戒，重视皇子教育，加上制度完善，终于迎来了长达六十载的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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