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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拋出結論，第一個問題：不是。

第二個問題：董仲舒對先秦儒學的改造，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以經學為核心，從世界觀的層面重新構建了系統化的儒家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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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與「經學時代」

這個說法來源於馮友蘭先生。在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哲學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劃分標準以董仲舒為界限。馮友蘭先生認為先秦沒有「經學」，只有「子學」。而董仲舒終結了「子學時代」，開闢了「經學時代」。

不過，馮友蘭先生的這個提法，一直存在著爭議，有不少學者就認為，董仲舒只是「影響」了經學研究，而非「開創」了經學研究。

但是無論如何，這些爭議，我們姑且按下不表，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董仲舒會和「經學」綁在了一起？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先要驅除一些人心中的「成見」。

我們對董仲舒有關的歷史事件，有一個通俗的說法，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提法是極為不嚴謹的。

我們來看《漢書》中對這個歷史事件的幾個說法：

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傳》）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傳》）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紀贊》）

這三條說明了什麼？

董仲舒的策論實際上是：罷黜百家，尊奉孔子之術與六藝之科。

而漢武帝採納的實際上是：罷黜百家，遵奉六經之科。

這一來一回，沒有任何一句話提到「儒術」。

更何況在早先，漢文帝時期，《孟子》《孝經》等儒家經典都是置「博士」的：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孟子題辭》）

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孟子》其實也在百家「罷黜」之列：

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 《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雲。（《四書釋地》）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我們後人不夠準確的描述。真實的說法應當是：罷黜百家，獨尊經藝。

董仲舒和「經學」綁在了一起，是因為他的主張和「六藝/六經」綁在了一起。六經之外的諸子學說，皆在罷黜之列，學術就此由「子學」轉向「經學」。

關於漢武帝到底有沒有沿用漢文帝「《論語》置博士」的做法，學術上存在爭議；但漢武帝確確實實罷黜了《孟子》等書的博士，這是沒有爭議的。

所以諸位墨家信徒、法家信徒、道家信徒等等，不要再一知半解地扣屎盆子了。先秦諸子，在這場「大一統」的運動中，幾乎是都沒有倖免，包括儒家。

錢穆先生就說：

故《漢志》於六藝一略，末附《論語》《孝經》、小學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藝，不以孔子冠儒家也。

六藝多傳於儒生，故後人遂混而勿辨耳。（《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至於董仲舒上書推崇經藝的原由則很簡單，在《董仲舒傳》中寫的很清楚：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說白了，當老師的想太多，當老百姓的想太多，當統治者的也想太多。致使朝令夕改、百姓不知道聽從誰的教導。

——這是為了「大一統」而愚民，甚至是「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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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構儒家系統的董仲舒

上文已經描述清楚了，董仲舒建議漢武帝遵奉「經藝與孔子」，漢武帝最終只尊了「經藝」。

為什麼董仲舒提出要「尊孔子」呢？因為董仲舒是個「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的大儒，是儒家學者們的「領頭羊」：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

董仲舒《春秋》之學作的極好。好到《漢書·董仲舒傳》都為他鳴不平，說公孫弘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公孫弘卻可以全憑溜須拍馬上位：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董子年表》更是把董仲舒的學術水平吹到天上去了，認為漢儒治經學，董仲舒比鄭玄還要高明：

余以為漢儒經學，當首董次鄭。

那麼董仲舒的《春秋》之學作了什麼呢?

我們首先要明白，《春秋》是一本什麼書。韋昭在《國語解》中談過多次：

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

春秋，紀人事之善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

韋昭認為，《春秋》嘛，就是「天時」與「人事」。董仲舒顯然也是這麼想的。董仲舒一直在思考《春秋》中的這種「天人關係」，最後，董仲舒拿出了他的「學術成果」：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

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董仲舒傳》）

董仲舒認為，孔子之作《春秋》，是上揆天道，下探人情，參考古今變故而作出的。人的行為，是會影響天意的。那麼具體怎麼做才不會招致禍端呢？就要按《春秋》來做。

《春秋》真的能包含一切行為準則嗎？董仲舒認為：能。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

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效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春秋繁露》）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很「與眾不同」的思想，中國人認為「歷史」可以當作「今天」的鏡子，我們可以「以史為鑒」。

這種思想的根源，就來自於董仲舒對《春秋》的解讀。董仲舒認為，《春秋》中的「人事」，就是今天的鏡子，道往而明來者也。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董仲舒甚至提出了「經義決獄」——以經義內容，作為斷獄的依據。

在確立了以《春秋》為核心，「《春秋》可以涵蓋一切行為準則」的這個基礎之後。董仲舒開始了對儒家思想的發展。

我們今天常說的「仁義禮智信」，就是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傳）中看出來的。董仲舒把它們稱之為「五常」。

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

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這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那一套「天人感應」：如果按照五常來做，就受到天的庇護，反之，則會受到天的懲治。

因為有了「五常」，所以董仲舒又引入了我們今天熟知的「五行」云云（《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此外，董仲舒對於「仁義禮智信」還有許多新的闡述。比如說「仁」，孔子認為「仁者愛人」。董仲舒則認為，仁者，天心也，所以仁者不僅愛人，也愛花鳥魚蟲。這其實就有道家思想的影響了。

董仲舒對其他學派的思想吸取非常之多，比如《春秋繁露·立元神》等章節，就能看見道家的影子；《考功名》、《保權位》等節中則有提倡賞罰分明的法家思想（也有人認為是延續荀子的「隆禮重法」）；甚至在《陰陽義》等節中，我們能看到漢初民間十分流行的陰陽家思想的影響……

這些其他學派的思想，都被董仲舒用來擴充了儒家思想的內涵。

所以題主問董仲舒改造了多少，可以說基本上改造得面目全非。比如陰陽五行此類，當屬「怪力亂神」，荀子雖然談到過，但不如董仲舒談得那麼「著魔」；「天人感應」雖然也脫胎於儒家傳統的「天命說」「性命說」，「君權天授」卻是實屬先秦儒家不會討論的話題。

但董仲舒大刀闊斧地改造了儒家，並不代表他不是個偉大的學者，更不代表他是儒家的叛徒。（知乎上很多人認為董仲舒之後沒有「真儒家」了，這是很荒唐的判斷）

如果我們真的讀過先秦諸子的著作，就會發現他們的內容大多是散亂且不成系統的。董仲舒能夠汲取他們的精華與核心思想，放入一個系統的框架中，使先秦諸子零碎的思想能夠長成「一棵文明的大樹」。這難道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嗎？

你當然可以批判董仲舒：這麼搞，就沒有文化多樣性，沒有「百家爭鳴」了。可對漢武帝來說，他並不需要什麼爭鳴，他甚至連儒家內部的爭鳴都不需要。

「大一統」終究是一個歷史必然。沒有董仲舒來提倡，也會有別人來提倡，這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時代來臨時，必然會提出的政策。

難得的是，董仲舒能在「大一統」的歷史趨勢中，儘可能多地保留不同學派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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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大喊：「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即使是對於儒家思想內部，董仲舒也完全無視孟軻的仁政、荀況的刑法這些先進思想。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引用了孔丘的原話：「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反對政、刑，提倡德、禮。董仲舒提出的三大策略——「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後兩者正是孔丘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他自己的創造則是「承天意」，也就是天人感應。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總體是一種「法古」的儒家思想，回到了德教治國的孔丘時代，《漢書·藝文志》的「六藝」包括《論語》，但不包括《孟子》、《荀子》，因為這些後世儒家被法古派認為脫離了孔丘原意、脫離了古代體制，只能和其他百家思想一起列入「諸子」。

……

董仲舒用四百年前的孔丘思想和一千年前的商周迷信，取代近三百年來的進步思想，並且最終獲得了成功。自董仲舒之後兩千年，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前，復古和迷信始終在中國思想界揮之不去。某種意義上來說，諸子百家的成果，確實亡於董仲舒。

金石：先秦十四子解讀·附：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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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儒是以孔夫子孟夫子為首的

除了對道德的追求

想將儒的大道播於天下

以理念里的仁禮去治國

就別無他物

而老董說到底

其實他沒改變儒學的什麼東西

他只是擴展了儒學

給了他一個去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和完整理念

如果但說老董，他是成功的

因為他用天命這種東西成功限制了皇權

使道義實施，並且社會良好發展

但是這也讓儒學也有了很多糟粕

特別是後期的二程朱熹

他們不知行合一，嚴格的標準註定失敗

還沒有好的辦法來限制皇權

讓儒學變得偽而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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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對儒學沒改造什麼。只不過把先秦儒學更清晰的表達出來。全部漢朝經學，都由荀子傳出。所謂什麼董子綜合陰陽家、法家還有什麼別的家而自成一家的說法，皆是現代人不懂儒學，搞不懂漢學是什麼而胡說八道的。現代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儒學中漢學、宋學的區別了，所以才會說出一些一本正經的胡話。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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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儒家最初是由周禮等一系列制度演變出來的一套國與國、君與君、人與人之間的制度要求和思想品德準則。在天下還有個周天子的時代，這一學說有著「核心價值觀」的至高地位，也是所有貴族基礎教育的必須課。

「禮樂崩壞」之後，再守著周禮那一套確實有點兒落後了啊，儒家是「基礎學科」，但是應用層面需要更多更實際的操作和管理制度，光講一些思想品德的大道理並不能解決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的實際問題。對儒家來說，這時候也需要變革和進化了。

董仲舒正是儒家變革的代表，這時候儒家已經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做出了一系列地自我蛻變。董仲舒不是唯一的儒家改革家，儒家的變革最早在叔孫通的時候就已經為滿足劉邦「重塑天子權威」的需求做出變通了。

於是緊緊圍繞著以劉徹同志為中心的新時代大漢特色儒家思想出現了，這個思想是在摸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不斷完善的，最終在王莽手中腐朽並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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