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復國之後，為啥不去定都長安這座漢舊都，反而定都雒陽呢？

打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定都洛陽，大勢已定，還遷都幹什麼，劉玄不就遷出事來了，前車之鑒還不夠參考嗎。劉秀壓根就沒打算遷都。

私認為劉秀不遷都有多方面因素，一、立基於關東，自然以洛陽為首都。二、性格原因。三、基於現實考慮。

一、立基於關東，自然以洛陽為首都。

劉邦出關中與項羽爭天下，自然容易接受定都長安。而劉秀以河北，三河為後方，同理也容易接受洛陽為首都。且洛陽在當時也是數一數二的城市，其地理經濟都符合首都的條件。

二、性格原因。

劉秀初始定都洛陽時，長安還在劉玄手上，後又在赤眉手上。後面長安被馮異治理好時，大勢已定，劉秀本人的性格最大的 特點就是務實，是一個不喜歡折騰的人，所以沒必要再去遷都。

三、基於現實考慮。

劉秀應該在建武七年就已經做好不再遷都的打算，確定洛陽為東漢首都。【二月辛巳，罷護漕都尉官。】

《廖伯源·東漢定都洛陽的影響》

劉秀不再遷都，因為關中生產的糧食已不足以支撐長安，必須每年自山東轉漕數百萬石糧食入關中，耗費太大。 戰國時之秦國，關中糧產可自給自足。但天下一統之後，首都在關中，秦始皇「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西漢徙天下豪強、吏二千石於三輔。又中央政府之各級官吏甚多，與其家眷皆居住於京師。保衛京師之軍隊、皇宮之衛士，亦不下數十萬。而首都之公共工程特多，如秦始皇以天下徒七十餘萬治驪山、阿房宮。皆使大量人口集中於關中。故秦統一天下後，關中糧食不足，仰給山東之漕轉。漢初事少，漕轉山東粟，歲不過數十萬石，中葉以後，「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經常之專職漕轉關東糧食入關中之兵卒就多達六萬人，而船夫、縴夫、馬夫、車夫尚不計在內。洛陽至陝縣三百餘里，因有三門砥柱之險，舟覆者幾半，船夫多死，而縴夫亦常繩斷墜死，不得不改為陸運。此三百里陸運之費，於唐代大約二石谷為錢一千。按漢唐之銅錢比價難知，即使漢錢之價值是唐錢之一倍，則此三百里運一石谷之費用為漢錢250。專家推測漢代谷價為一石約30錢至200錢，此三百里之運費已超過所運之谷價甚多。洛陽至長安八百餘里，後五百里雖漕運，然倉庫碼頭起卸裝載，費用亦大。是漢代自關東漕轉糧食入關中，費用極昂。 西漢朝廷常欲有所興作，以減少對山東漕粟之依賴。《史記?河渠書》日：其後河東守番系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蠕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令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萬石以上。谷從渭上，與關中無並，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此事在武帝時，是在河東郡修水利，冀得灌溉「河蠕棄地」為良田，產糧可輸入關中，節省漕轉之費。然其事卒無功。武帝又欲利用褒水、斜水漕糧，其事亦類似。《史記?河渠書》曰：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令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閑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谷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蓋欲南越秦嶺，另闢水道，溝通沔水、褒水、斜水、渭水，以漕山東、江、淮、巴、蜀、漢中之谷入關中。其事亦無功。漢代東谷西運，非經過洛陽逆黃河而西不可，運輸之役甚苦而耗費極大，此為都關中長安所必須負擔者。光武於建武七年「二月辛巳，罷護漕都尉官」。此時離建武十二年底統一天下，尚有六年，光武已確定帝國之首都為洛陽，不會變更，此後不復漕運西往關中，故罷護漕都尉官。

漕轉山東之糧食，西人關中，役苦而耗費，應是光武舍關中長安而都洛陽之重要原因。

劉秀定都洛陽的原因

劉秀開始定都洛陽，是因為洛陽作為當時數一數二的城市，其經濟地理都符合首都條件。是劉秀出於自身實際利益考慮而選擇定都於此，長安經過西漢兩百年的發展，人口眾多，土地負荷，王莽時期已經想遷都於洛陽，只是還沒來得及行動。後天下大亂，長安遭三輔之亂已然敗落。而洛陽因為朱鮪的重兵守護沒有遭遇大的戰亂得以保全，朱鮪舉城而降，劉秀幸南宮遂定都於此。在軍事上，當時赤眉攻下長安，劉秀定都洛陽，形成對峙的兩個政權，同時堵住赤眉東退之路。洛陽是中心之地，雖然定都洛陽就要被包圍，建武二年劉秀的局面，東面有青州（今山東淄博）的張步、東海（今山東郯城）的董憲、睢陽（今河南淮陽）的劉永、廬州（今安徽廬江）的李憲。南面有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秦豐、夷陵（今湖北宜昌）的田戎。西面有成都的公孫述、天水（今甘肅通渭西）的隗囂、河西（今甘肅蘭州、武威、敦煌一帶）的竇融等幾股強大勢力。北面的漁陽（今北京一帶）則有彭寵。但同時這也是四面擴張基地，定都於此就控制了中原之要衝。為打敗漢中的延岑，南方夷陵的田戎，東方睢陽的劉永，西南巴蜀的公孫述，西北安定的盧芳。奠定了基礎。

而劉秀統一以後不再遷都是因為定都洛陽是符合他性格又符合他自身利益，有利於維護他統治，洛陽是中心之地，較為安全，不像西漢定都關中，與羌、氐相鄰，暴露在外，易見侵擾。和妥協豪強沒有半毛錢關係。

一

劉邦稱帝以後，一度打算定都洛陽，其中有著歷史和現實方面的原因。

漢初人普遍認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馬遷經過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營建洛邑之後，又返回豐鎬，後來周平王東遷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學教科書也採用了這種說法，但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越來越支持漢初人的觀點，即周朝實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

婁敬看出了劉邦的小心思，明知故問：「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在得到劉邦肯定的回答後，他敏銳地指出漢取天下與周取天下大不同。

古人並不傻，能夠看出問題所在，只是缺少合適的概念和理論來表達，有些時候則是用文法掩蓋真實想法。所以在政治辯論中，往往訴諸於道德和天命，需要讀者透過現象看本質，理解其真正含義。

婁敬引經據典，說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漢以力服人的話。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幾代人的積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衛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險，您行嗎？然後話頭一轉：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這就回到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西漢的統一與後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變局之時，關東諸侯聯合顛覆秦朝的結果。那些異姓諸侯王名義上是劉邦的臣子，其實不過是戰國秩序的餘聲。劉邦分封他們，不過是虛與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見的。

劉邦又問群臣的意見，群臣都是關東人，說周綿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劉邦一時無法決斷。

最後還是張良一錘定音：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

一向秉承實用主義的劉邦，毫不猶豫地定都關中，其實也是毫不猶豫地擁抱秦制。當時，由秦制主導的自耕農社會剛剛興起，耕戰體系組織起來的關中地區，對鬆散的關東地區形成了巨大的優勢。西漢從一開始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奉周朝為正統，實際上繼承秦朝的遺產。之所以從漢武帝才開始折騰，只是因為漢初國力凋敝，沒有折騰的資本罷了。

另一個劉邦能順利遷都的原因，則是群臣在感情上雖眷戀故土，但在關東並沒有不可動搖的政治經濟利益。如果有的話，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阻止劉邦。

二

定都洛陽，並不是劉秀的創舉，王莽和劉玄也做過這方面的嘗試。

耕戰體系是以土地利益作為交換，獲取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這種體系釋放出來的惡魔，並最終反噬自身，皇帝們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統治基礎也就不存在了。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隨著時代的發展，朝廷和豪強的實力此消彼長，關東憑藉傳統的經濟文化優勢後來居上。

王莽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詔以洛陽為東都，為了順利實施計劃，他使出了拿手好戲——符命，聲稱得到了一塊玄龍石，上面寫著「定帝德、國雒陽」；天鳳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舊洛陽城的基礎上，勘測風水，再次進行擴建。

只是他還沒來得及駕幸洛陽，天下大亂已起，但洛陽作為軍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顯。大司徒王尋擁兵十萬坐鎮洛陽，防範山東的赤眉軍，進攻南陽的更始軍。

昆陽之戰後，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師王匡駐守的洛陽，隨後劉玄決定定都於此。原因其實與劉邦相似，一是長安損毀嚴重，二是其部下的綠林和南陽諸人都是關東人。但劉玄最終被迫遷都長安。

更始政權沒有戰略大後方，洛陽是四戰之地，而劉玄也沒能處理好與赤眉軍的關係，導致雙方決裂。面對兵力數倍於己的赤眉軍，劉玄自知無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議下，準備遷都長安。群臣自然又是反對，這時長史鄭興說：

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

鄭興的觀點並無新意，是效婁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問題面前，一切其它問題都要往後靠。劉玄下定決心遷往長安，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此時天下形勢不比漢初，綠林諸將無牽無掛，到了長安無非是換個地方做官。但南陽豪強有地有房有人脈，他們是不願意拋家舍業，跟著劉玄去長安的，這更加劇了兩者的離心離德。

更要緊的是，更始政權對關東控制薄弱，難以獲得豪族們的支持，既無力抵禦鋪天蓋地的赤眉軍，也無法壓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劉秀。

三

劉秀和洛陽的第一次緣分，是劉玄定都洛陽之前，派劉秀以代理司隸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陽，整修宮室。劉秀設置官屬，發布公文，一切恢復漢朝舊制。

劉玄到來時，百姓們在洛陽城中夾道歡迎，這不僅是一場入城式，更是一場時裝發布會。不拘小節的綠林好漢們，衣冠不整，甚至穿著女人的衣服招搖過市，這種農村非主流的風格，把大夥都看呆了，沒見過世面的甚至嚇得調頭就跑。

再看司隸校尉劉秀的部下，文玄武緋，衣冠楚楚，心裡舒服多了。懷舊的老人們不禁潸然淚下：「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雖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儀容儀錶卻最能直觀地表現出人的精神狀態，誰優誰劣一目了然。劉秀在洛陽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而在劉秀平定河北，並將其作為戰略大後方以後，洛陽背靠河北，從四戰之地變成進可攻退可守的支點。具體來講，河內是劉秀的後勤基地。鄧禹舉薦寇恂時說：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河內，即今天的河南省濟源、焦作一帶，與洛陽隔河相望，有轉運之便，就更沒有定都關中的道理。

建武元年七月，劉秀攜吳漢、王梁、萬修、賈復、劉植、堅鐔、馮異、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強陣容，大軍渡河圍攻洛陽。堅鐔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陽守將朱鮪防守嚴密，劉秀派岑彭說降朱鮪，洛陽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時的長安城，經過連番動亂，早已化作一堆瓦礫。

這些還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劉邦的時代，咸陽燒了可以再建長安，只是一個附加條件而已。若劉秀因為軍事戰略的原因，不得不選擇洛陽，那麼天下平定以後，大可以再遷都長安嘛。什麼才是東漢定都洛陽的真正原因呢？《後漢書》語焉不詳，但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

線索在《文苑列傳》收錄的杜篤所寫《論都賦》中。杜篤的本意是勸劉秀定都長安，事實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劉秀巡幸長安，修整宮室祭祀陵園。第二年，劉秀再次西巡，恢復函谷關都尉，觀察關中地理形勢。此舉隱隱然有遷都之意，「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劉秀依靠關東豪族起家，如果遷都長安，似有壓制他們的意圖，只有定都洛陽，才能最大限度滿足他們政治經濟利益。巧合地是，我們打開地圖，可以清楚地看到：洛陽正好處於河北、潁川、南陽的結合部。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團的發源地，定都於此，居中控制和協調各方勢力。因此，東漢定都洛陽完全是水到渠成，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西漢定都長安，東漢定都洛陽，不僅是兩座城市的選擇，更是兩種政治格局的選擇。即西漢實行關中本位，東漢實行關東本位。

建都的時候，長安已經被禍禍的不適合建都了。前有王莽禍國，毀了當地人和。再有赤眉殃民，成功把長安變成殘次品。

燒長安宮室市裡，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

其次，劉秀出身南陽。他集團中的中堅力量也是出身河南地。鄧禹、賈復、陰家、李通、陳俊、馬武都是南陽人。所以定都洛陽更符合集團利益以及取得更大的政治助力。

第三，由於王莽的亂指揮，此時的匈奴已經失控，長年與三水地區的羌胡擾亂中原，宜陽地區的漢人逐漸脫離中央控制。集中反應就是後來盧芳的割據。此外赤眉軍常年在三輔流動，劉秀定都洛陽，就鉗制了這幾方勢力流向東方。

第四，無疑是洛陽優秀的地理條件。地處平原、連接伊洛、西邊有秦嶺縱橫、東有嵩岳、北靠黃河、南有伏牛山，這種地勢特別利於新政權的平穩發展。另一方面，定都之初天下並不是統一的。上得檯面的尚且有公孫述、李憲、秦豐、田戎、赤眉、彭寵、延岑等割據勢力。坐鎮洛陽，不僅可以鉗制西方勢力，有機會還可以南取江漢，東逼徐、揚、兗、青，這無疑將佔有統一天下的戰略要地。

第五，東漢直到建武十四年才徹底統一。一方面長安地區殘破，另一方面，盧芳剛剛平定，殘餘勢力還未清理乾淨，匈奴的影響沒有消除。再者天下新定，經不起折騰。

沒必要了。

劉邦放棄定都洛陽是因為漢初形勢不穩定，隨時可能再出現分裂局面。因此坐鎮關中時刻保持形勝之勢來壓制異性王等軍頭很有必要。確切的說，定都長安是保守策略，應對的是不太平的局勢。

而東漢建立時，關中壓根不是劉秀的大本營。劉秀沒必要去長安，反而在洛陽就足夠鎮住場子的了。何必去關中呢？

班固在《東都賦》中解釋了劉秀選擇定都洛陽而非長安的道理，可以作為參考。

首先，班固借東都主人之口，說明一個王朝興盛與否取決於道德禮法而與國都地利無關。秦朝坐擁千里沃野之地、金湯鐵鑄之城，可謂佔盡地利，最後還是因為殘暴不仁而亡。又說漢高祖當年選擇定都長安，並非是貪圖關中地勢險要和物產豐饒，只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

接著又用殷高宗、周成王之例說明定都商洛一帶古已有之，非本朝首創。而且洛陽比起長安更加處於天下正中的位置，四方交通便利。

然後又大肆稱讚光武帝、明帝的善政，強調道德禮法的重要性。

因為儒家思想地位越來越高，東漢比起西漢統治者更注重精神而非物質。傳統物質上的的山河之險被看輕也在情理之中。

據我了解，洛陽當時宮殿都重新修建過，劉秀佔領洛陽之後發現洛陽沒有遭到嚴重的破壞，但是長安的情況就不太好。而天下雖然平定了但是經過戰火之後，百廢待興用錢的地方太多了，如果遷都長安就要花很多的錢把長安修一下勞民傷財啊！劉秀不想這樣做。。

長安過於殘破，基本盤在南陽。

劉秀打天下，靠的基本都是南陽人河南人，定都雒陽，有利於就地看住這些人。他後來馬上進行核查土地戶口，阻力最大也是在南陽。河南這個地方，在東漢發展最快，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又是龍興之地，他不得不親自坐鎮。即便這樣又如何呢，一個建國之初就奈何不得功臣，檢地都進行不下去的開國皇帝，東漢從建立一開始，起步就不高。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