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他班上的学生，据顾氏记述：

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胡适）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

（顾颉刚）

顾颉刚，生于1893年，苏州人。入北大时报的是理科，后来读不下去，才改为文科，他受章太炎影响极大，却常常在自己的书本上署名“上炎”，意思当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

他觉得胡适在课堂上讲课，“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兴奋之余，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国文门同学傅斯年拉去旁听。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贤士辈出”的山东聊城，与历史上有名的伊尹、孙膑、鲁仲连、程昱是同乡。

学问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器重，恒被视为章氏学派的传人。

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力之巨，实在令人惊叹，无论新派旧派、革命派保皇派、维新派激进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学，到处都有他的门生与崇拜者，擡头不见低头见。

然而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当新文化崛起时，四十八岁的章太炎，虽然年富力强，但学术的黄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适为他的学术做了一个讣闻：

“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果然，衣钵传到黄侃之后，连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师门了。

据胡适说，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企图“绞断中国哲学史”的家伙也照样轰走。

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这个铁杆的“黄门侍郎”（黄侃的爱徒），摇身一变，从此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他的转变之快，连陈独秀也不禁生疑：这山东胖子该不是黄侃派来的细作吧？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胡适后来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这一年，顾颉刚二十四岁，傅斯年二十一岁，从年龄上看，与胡适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属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传人，开始在北京大学登场了。

（1924年9月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陈汉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黄侃也看不起胡适，胡适在哲学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黄侃便当着胡适的面大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的父亲。

黄侃笑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黄侃）

但陈汉章、黄侃等人的嘲笑，并没有令学生们听课的热情稍减，甚至连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课室挤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课。

梁漱溟也是教哲学的，他的课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于来听他课的学生太多，原来的课室容纳不下，也要换成第二院的大讲堂。

梁氏是土头土脑的墨子形象，大讲西方文化与哲学；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讲的却是中国哲学。两人在楼上楼下同时开讲，打起了哲学对台，但同样是听者如堵，人头挤挤。

胡适认为：“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人，虽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但梁漱溟却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是落后与先进的问题，而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介入，照中国原来的路子，再走一百年也不会发明飞机。

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1948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撰写《中国文化要义》时留影）

晚年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的这个观点，至死没变。但他相信，中国人同西洋人接触之后，也可以科学化，也可以民治化。

他预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后，还可以再回到中国化。中西文化究竟是先进与落后之别，还是不同路向之别，恐怕再争一百年也不会有定论，但梁漱溟的说法，对当时的中国人，至少是一种心理安慰，西方文化固然要学，但不必取谦卑仰望的姿态，这样学也学得心情舒畅一点。

然新派人士有一特点，就是无法摆脱强烈的自我憎恶情绪，看不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总觉得那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恨不得将其一鼓扫荡殆尽。

胡适讥讽梁漱溟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岂不同“持管”、“扪烛”一样可笑吗？梁漱溟则批评胡适不懂何为哲学，不过是个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家伙。

两人的对台，打来打去，唾沫横飞，在学生中都那么受欢迎。他们斗得愈激烈，学生们的收益就愈大。

胡适洋洋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学术著作。

在内容上，完全打破“训诂古书”的老套套，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引用古人的话，则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以彰显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

（胡适）

蔡元培没有理会陈汉章的嘲笑，在序中对胡适大加赞扬与鼓励：“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不过，胡适的哲学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

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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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

作者：叶曙明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作者简介：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山河国运》《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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