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变法内容本身到底有多大问题？

在看电视剧《走向共和》第十九集时，光绪召康有为上朝议事，康有为开始说他的变法措施。
变法变什么？不变什么？怎么变？四变：变风气，变教育，变实业，变制度。变风气又分为四变：服饰，礼仪，婚姻，语言。然后康有为继续说服饰怎么变，说当时的清朝服饰根据官位等级不同分为不同衣服图案，太繁琐，所以要变成西方服饰。接著朝中两位大臣开始唱双簧，说服饰不能变，原因在于西方服饰不合适，男的弄个领带和上吊一样，女的袒胸露背招蜂引蝶太不雅观，再者变为西方服饰就是忘本！

接著康有为说礼仪之变，要将拱手礼跪拜礼改为西方的握手亲吻之礼。然后朝中一对父子又唱双簧，儿子要和父亲握手，父亲忽然特别生气说他没大没小，当著皇上的面打他儿子，而且西方见面礼有肌肤接触（握手或接吻）。然后又一位大臣讲康熙爷典故，当年康熙爷怒斩变祖宗之法的人。
然后康有为开始在满朝文武和皇上面前说，要想变法必须杀几个一二品大员！此处是分割线以上是电视剧的演绎，就我个人看来，就上述已经说了的服饰和礼仪，变了之后的真的就比原本的好吗？我不认为，甚至我觉得朝中大臣的说法不无道理而康有为的说法就是典型的亲美亲英派。我个人自认为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近些年见的事多了，我的很多传统观念虽然没有怎么改变，但也对身边人的一些偏西方的做法表示理解，不再是以前的谴责他们。又是分割线-----------------------------变法的内容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知乎上的同志们对康有为这类变法的看法。求轻喷。

戊戌变法的内容是没多大问题的，关键是变法的人与控制性上有大问题。我扯些关于人事上的问题，毕竟一切都要靠人来操作，没有好的人操控，再好的内容也无法实施。维新党里面实际上也有比较理性的人，如王照。他的理念比较理性，认为应该不能过度的刺激保守派，要打著太后的名义进行变法，争取太后和后党骨干成员的支持起码是不反对。不过维新派里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后来王照也流亡日本，但与康梁政见不同，多有不和。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9月21日失败。光绪是戊戌变法的主导，康梁是幕后推手，一百多天里下了上百多道的诏令，平均一天下一道甚至更多，由此可见当时变法的急迫性，也可见维新派政治上的不成熟性。

自古以来变法改革总是要进行新旧利益的大变动，政治本身就是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战争。王安石有句变法的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这句话足见他的决心和气魄，但是改革变法是不能操切的，王安石的语句只能代表精神和意志，而在实际操作里万万不可如此。清末的戊戌变法的时代更不同于北宋的时代，内外环境变得十分的错综复杂。就戊戌年前后，中国的政治派别大概的可分为洋务派和顽固派，或者叫改良派和保守派。改良派的代表是恭亲王奕?，次之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甚至满族的荣禄、裕禄也可以划入改良派的范畴，而顽固派的代表如翁同龢也可以算，还有如刚毅、徐桐、载漪等。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变法图强已经是势所必行的了，但是怎么变，谁领导变法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一个焦点的问题。

就在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的这三年里，其实变法已经在进行，主要是在恭亲王的主持下稳重的进行。甲午战争中期，恭亲王重新执掌中枢，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重新由他主持。军机处是对内机构，总理衙门是对外机构。恭亲王虽然已经闲退十年，早已经丧失了锐气，但政治上是十分成熟的，而其身份特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他，都不敢公开的与这位皇帝的叔叔、宣宗的儿子对抗。在恭亲王的主持下，清政府三年之间还是做了些事的，而慈禧也并没有反对。恭亲王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帝后党争之间最大的润滑剂，而且是最好的润滑剂。光绪见不得别人，但恭王是他的亲叔叔，而且与慈禧素有芥蒂，他可以信任和信靠，另外慈禧对奕?虽然颇有反感，但尚在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毕竟身份特殊，她也不能怎么样。奕?的政治主张众所周知是改良派，在维新变法前，康梁能够上书，与奕?等人的支持起码是默许是分不开的。当时奕?身为领军机和领总署大臣，如果他要扣住或者拖延，谁也不能怎么样。康梁的上书能够最后直达天听，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表明了奕?为首的洋务派对变法的内容是基本赞同的，起码是不反对的。奕?的政治主张虽然在后人评价是洋务派的老调重弹，但却是老成谋国，也是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可以优先办理的事情，也是阻碍最小的事情，若仓促进行国体变更，势必引发政局大动荡。

恭亲王奕?于维新变法前不久的5月29日去世，有的史书和有的人回忆里曾经称奕?在临终前向光绪推荐了四个人，分别是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和裕禄。客观的而言，这四个人政治上都非常的成熟，老谋深算，而且奕?推荐的这四个人满汉对半开，而且都是改良派，可见奕?的政治用心。李鸿章是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的四朝元老，中外闻名，深为慈禧所倚重，而且威望极高，虽然也谤满天下，但李鸿章内心对维新派的主张实际上是赞同的，而且他虽然已经没了兵权，可淮军还有余部，他在军队和政务方面仍然有著很强的影响力。荣禄是慈禧的铁杆，思想与改良派类似，而且为人沉稳，老谋深算。张之洞与李鸿章一样是洋务派，而且自李鸿章甲午被闲居之后，他已然成为地方洋务派的领袖，而且他学问不错，思想也很开明，慈禧对他也一直另眼相看。裕禄是满族人，也曾经做过封疆大吏，虽不似以上诸人能干，但经历了地方的磨砺，也有一定的头脑，不然后来他如何能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恭亲王去世后，礼亲王世铎以次席出任领班，但他是个不管事的主，而且常年躲得家里养病，实际上可有可无。而原本在世铎之后的翁同龢被罢免，这样原本排名靠后的刚毅成了事实上的领班大臣，原直隶总督王文韶入值军机处，位在刚毅之后，下来还有钱应溥，之后在1898年还陆续进来几个，不过时间都不长。这时候的军机处实际常在的人主要就是刚毅和王文韶了。刚毅这个人有一定的才能，但满汉民族歧视之分太强而且思想极度保守。唯一和刚毅能比较的王文韶虽然内心是心如明镜，但是为人过于圆滑有玻璃人之称，难以与刚毅抗衡。在这样的军机处里，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空气。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老资格的能够与刚毅对抗的人在军机处，那么自然局势就会大不相同。如果光绪能够起用李鸿章作为军机大臣的话，凭借李鸿章的资历和威望，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和沉闷的政治空气，可是光绪等人对李鸿章始终有一定的歧见，不愿意启用。而李鸿章在戊戌前后也实际上饱受顽固派的折磨和打压。李鸿章当时还兼任总理衙门的差事，但光绪在总署信任的是张荫恒，对李鸿章十分不满，而张荫恒与光绪过从甚密的政治姿态也招致了后党和慈禧的反感，戊戌政变时候也被革职拿问。在慈禧决意囚禁光绪前，光绪也许会觉得自己周围无人可用，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自己与太后缓冲的合适人选。刚毅、徐桐、载漪早已想要废他，王文韶和庆亲王奕劻圆滑过度，毫无政治立场。他所信任的维新党人难成大器，而且为后党所厌恶，就连荣禄都不在京师而在天津。也许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还不如用李鸿章，李鸿章本来是在恭亲王辞世后最适合做帝后之间缓冲的人物，可惜却被束之高阁。

关于李鸿章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可以用观望和无奈来形容。李鸿章是科举正统的文人出身，他是大儒曾国藩的学生，内心也有著浓厚的儒家传统思想。他平发捻，办洋务，历任封疆近三十年，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就算不是了如指掌也知之甚深。再加上变法前两年即1896年他又出访欧美，对西方的国体国情又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了解，他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少有的对国内外局势都有很深见解的人了。他的内心是赞同维新变法的，不过经历了宦海沉浮，他明白中国不是国外，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他更明白光绪的性格和弱点，也明白慈禧的底线在哪里。促成戊戌政变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就是光绪将礼部尚书怀塔布为首的六位堂官全部革职，而将四个维新派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正三品，这让保守派十分的恐慌。如果一下子升几个人，或者一下子革职六个人，也够让人惊恐的，何况还是几乎同时进行，这就难免让朝中的老臣感到恐慌，也会让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人一下子就转向了后党方面。而就在不久，连李鸿章也被罢黜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了，这更让李鸿章和重臣心灰意冷和害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要推到了旧格局重来，把老的全赶走给新的开路。之后，光绪又召见袁世凯，还接见伊藤博文，这都让慈禧和后党十分的恼火，下定决心要算总账，而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了事情的结局。不过后来一下子杀了六个维新派，让李鸿章也多少对朝廷的狠辣和不容人的态度感到了灰心。

戊戌政变后直到庚子事变前，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十分的阴森的，保守派，不，是极端的排外思想占据了清政府的决策主流。而且因为戊戌的事，慈禧对光绪的不满总爆发，已经打算废帝，只不过因为地方封疆大吏和洋人的一致反对而不得不作罢。虽然无法废帝，但慈禧和后党的骨干成员如刚毅、载漪等对一些封疆大吏和洋人开始十分的痛恨，蓄意报复，加上当时三门湾事件成功的挫败了义大利，这些人的排外思想更加强烈，局势变的越发难以收拾，荣禄竟然成了当时决策圈子里还算开明的人了。最后的事情都知道，就是弄成了义和团事件。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干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急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日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著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蕴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戊戌六君子遗集》）……可见戊戌变法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就这次变法已经有人说了实行中的问题，但就内容而言，我觉得也比较。。。没有议会，没有限制皇权，没有宪法。。。德国和日本的变革比这个彻底多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先放什么，再放什么都是有步骤的。我TMD烧盘红烧肉，什么都不放就把肉下了，这肉不能吃，谁吃谁死。

变法是必须的，内容也无可厚非。根本是满洲贵族的利益不能碰，所以变法失败，只能革命。

谢谢邀请！前段时间忙于做项目，忙到微信都很少刷，更何况知乎。O__O "…所以直到今天才看到我被邀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希望不会太迟。对于这一类关乎历史变革，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事件的问题，我一向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去审视，去思考的。我想身处历史变革时期的关键人物也不希望后人只是单纯地将他们经历过的困难变革当成故事一样听过就算了的。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管怎样，当时的旧中国如果抱残守缺是不会有出路的，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也会被压在历史的车轮下。无论今天我们如何抱憾时代的更新已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蹂躏殆尽，也无法回到过去再重来一次。历史在革新，时代在进步。无法活在新时代的东西，注定会慢慢远离消失。我们大可不必太过痛惜欧美文化将东方古国传统文化彻底地侵蚀，我们应该珍惜前人的牺牲带来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并且努力建设新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