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汪曾祺先生的文章？

本文仅代表编辑个人意见。
汪曾祺在八十年代走红是应时而行的。像是在铁屋子里困守太久，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汪曾祺的散文集被一抢而空，关于他的话题屡屡不绝，这位长期处于文坛小众圈子的作家，在晚年成为大众心中的文学偶像，诗意化散文、小说潮流的开启者。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现象，汪曾祺走红反映了一代写作者追求轻盈的趣味。
一种轻盈的文学
汪曾祺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写散文和小说，上海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前十年集》，收录了他前十年发表的作品。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气并不高，只能算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作品传播局限在文人圈内。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
汪曾祺为什么在晚年走红？他的文学特别在哪里？这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环境。改革开放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泛滥，「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当时，汪曾祺的文学主张与主流格格不入，他那些清新缱绻的文字，容易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靶子。
汪曾祺没有书写「雄浑史诗」的冲动，即便在文革时期，他受江青邀请创作样板戏，也不过是完成政治任务，不代表他的美学主张。比起建构英雄，汪曾祺对平民有更多关切。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抒情」与「边地特色」，渐渐地消解了「中心叙事」与「英雄叙事」，让注重「中心」与「史诗」的中国文学，悄悄流淌出一条清流。可惜在文革时期，这样的文学并不被提倡，汪曾祺只能选择后退，等待时机。直到改革开放，他的文学才有了施展的良机。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叙事支配文学太久，地上文学已渐渐不堪重负，反而是一批地下文学引起了青年人的兴趣。北岛、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诗歌美学复兴的晨光。而在小说、散文界，读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字，希望文学能重新给予他们精神和审美上的愉悦。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时。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对汪曾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文学圈内，但在当时，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他的特别。曹文轩后来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而王德威敏锐地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脉络，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从文的影响，而且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著微妙的牵连。
汪曾祺在文学中构建了一个消解史诗、消解暴力的诗意乌托邦，他创造了一个「去政治」的文学世界。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吃食玩乐占到很大比例，王侯将相反而无足轻重，革命文学中流行的元素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乡土风物的闲适趣味。对于饱受宏大叙事轰炸的读者来说，读汪曾祺的散文就如同过年还乡，自得其乐。
在轻盈的美学世界里，汪曾祺写意地描绘他的风俗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套路，那便是先引出「这个地方」，然后呈现一大段工笔似的风土描写，就像一位画师，在白纸上徐徐勾勒出鲜明的意象。在这些风俗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抹洁净的色彩，哪怕笔下是泥淖，经由汪曾祺的处理，仍有干净之气。这般干净气息，服务于汪曾祺构筑的童话世界。
汪曾祺写的童话故事含有以坦诚、纯真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是一个刻意与世故世界对立的纯真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放大了童年的善良与美好，像电影剪辑一样，剪去了那些琐碎无聊、暴戾烦闷的部分，赋予文本梦幻感。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交往贵在真诚、义气，一个平凡的乡野人家，也可重然诺、轻生死。而男男女女的情愫，也真真切切如同初恋一般，「禁欲」却美好。所以《岁寒三友》中，清贫画师靳彝甫，交友只看「义气」二字；《皮凤三楦房子》中，皮凤三也是个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主儿。
继承了恩师沈从文的故事趣味，汪曾祺喜欢书写边缘土地的故事，这个地方往往是城市人已不熟悉的遥远乡村。而乡村里的人，他们的处世观念与道德气息，也和市场化浪潮中的都市截然不同，那些古老的村社图景如同招魂一般，勾引起读者对淳朴生活的怀念。汪曾祺能够持续走红，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城乡剧变的关键时期，大量传统乡村和民俗消亡，青年们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紊乱与孤独。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逆水行舟，指引他们回到退避现实的田园牧歌。
正是因为他描写的「逝去风景」如此迷人，而被世俗压迫的人们又急需一个喘气的口子，所以，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成了轻盈文学的代表。

汪曾祺的创作实践得到了许多年轻作者的响应，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进一步加速对政治与道德的切割，拒绝宏大、诉诸日常的文学成为年轻作者的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学还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关怀，那么在九十年代后，以新写实主义、乡土写作、日常书写等名目编织的文学写作图景，则表现出作者们极力从政治与道德议题中抽身，关注自身欲求和审美趣味的写作倾向。轻盈的文学流行，严肃的议题被压制，文学作品愈发成为远离现实政治的湖边小屋，在我们回顾汪曾祺的同时，这个现象也值得警惕。

你是否察觉到，如今的网路平台，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成功学淹没：15天快速瘦身、30天学会英语、写作半年月入过万；
你是否留意到，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打著「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口号，却让本该天真无忧的童年消磨在沉重不堪的超前教育中，变得死气沉沉；
就连才女张爱玲都说了「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大家都很忙，忙著赚钱、忙著鸡娃、忙著成名，一旦放慢脚步，就算他人不苛责，自己也会充满负罪感。
我们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沈从文说「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
书慢慢翻，日子慢慢过，或许才是人生的真谛。

从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木心，到参加7次科举才中秀才的曾国藩，再到倾尽毕生心血写下《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是从容不迫、不慌不乱，在慢且长的生活轨迹里洗尽铅华。
谈起慢的生活态度，汪曾祺算是当中的典范。
贾平凹曾评论「读汪曾祺的文章可以心地释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不紧不慢，悠然自得。」
倘若读过汪曾祺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既是作家，也是一名画家，同时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但归根到底，他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生活哲学家。

懂得品位生活的人，骨子里都藏著一份悠闲和潇洒，如他所言：「生活，是很好玩的」。然而，在他眼中好玩的生活又透露出怎样的人生哲理呢？

慢是如话家常，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

「每天与日月为伴，花鸟虫鱼皆知己，四方食事亦通晓，琴棋书画懂一二」是汪曾祺日常生活最贴切的写照。

对于一草一木，他曾写下了这样的感悟。

这几盆绣球真美，美得使人感动。我坐在花前，谛视良久，恋恋不忍即去。别之已十几年，犹未忘。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著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细腻的心思可见一斑，以一颗赤忱之心，宠著人间草木、爱著寻常日月。
倘若没有细致入微的察觉，没有含情脉脉的打量，那也只是一株再平常不过的植物而已，纵使再美好的事物都会溜走于目下，哪还有心思去品位这种意境与绵长。
一花一草、一粥一饭、一人一事，甚至是连葡萄、火腿、野鸭，只要是汪曾祺诉诸于笔端的，生动的形象均跃然纸上，顺便还能悟出个道理来。

读他的散文集，像是跟一位阅历丰富的老者在拉家常。
从夏天的昆虫到北京的秋花，从礼拜天的早晨到蒙古的手把肉，从端午的鸭蛋到冰糖莲子，嘿，最后再给你唠嗑唠嗑昆明的雨，唯有他能将这些稀疏平常的小事刻画得如此有神、有趣、有味。
汪先生珍视生活中的小乐事，一如珍视生命本身，在他看来慢生活的乐趣，不过是一团烟火气。

汪曾祺的人生哲学，竟都藏在了这些世人认为的「无用之事」里。

慢是一种阅尽千帆过后的从容与踏实

汪曾祺出生于浙江高邮，其成长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3岁丧母，为逃战乱颠沛流离、西南联大肄业、求职四处碰壁、整风运动划入右派、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改造……
用如今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的大半个人生都在诠释什么是「loser」。
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笔下却鲜少戾气、埋怨、以及血肉横飞，甚至没有一丝丝的沉重和惶恐，有的是江南水乡的静谧美好、清新脱俗的吃喝日常。
诚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今天应该快活。」化荣辱沉浮为轻描淡写，这是一种「报之以歌」的旷达，深以为然。

就这样靠一支笔杆撑起了「快活」的大半个光阴，熬过了藉藉无名的黯淡岁月，直到花甲之年，他的文章才获得重视，凭借《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名声大噪，汪曾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慢是慢了些，但好时光终究还是徐徐走来，前半生的一身锈，不过是为了给后半程的光万丈做足铺垫，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练就了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样的慢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从容与洒脱？
凡大器晚成者，似乎都不缺「耐得住寂寞」的隐忍与豁达。
这让我想起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44岁「高龄」毅然辞去稳定的后勤服务工作，下海创立华为，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民营企业、年营收超6000亿。
中间历经了三十余年光阴，任正非也熬成了古稀老人，在这三分之一个世纪里，如果没有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苦干、实干，也不会有华为今天的卓大成就。

反观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纵使拥有天赋异禀，超脱常人的才华，但急于求成，没有脚踏实地的积累，终究还是尝了揠苗助长的苦果，最后「泯然众人也」，浪费了一棵好苗子。
慢其实是一种智慧，人活得太著急，就会容易变得浮躁，最后一事无成。
《老子》有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宽宏大度的人心中没有边界的束缚，越是有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都离不开一个「熬」字，而这个接受打磨的过程，须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

写作不盲从，在坚持「真我」中精雕细琢

汪曾祺擅长用文字窥探生活中稀疏平常的市井小事。
他的文章或许没办法给你带来辞藻华丽、文词华赡的观赏美，但字里行间却能透露出平淡朴实、情真意切的娓娓道来，时不时撩动一下你的小心思。
但这种文风在当时来说，其实算不上主流，甚至有人说他的作品太淡，没有浓墨重彩的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缺少强烈的、赋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这样写不够出彩。
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我绝无『来吾道夫先路』的气魄，我只是『悄没声地』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

写小说强调真实，是大部分人都有过的亲身经历，才能将一件平淡的小事说得有情致，与读者产生共鸣，况且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生活，叱咤风云的人物呀。

汪曾祺还在《岁朝清供》里提到「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著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惟悠闲才能精细，不著急。」
同样一件事，有的人说得索然无味，如同嚼蜡，汪曾祺却可以描述得娓娓动听，使人身临其境。
说到底是慢工磨出来的细活，就算没有故弄玄虚的猎奇感，也能让观者在阅读后留得一番隽永的滋味，这也许就是他所追求的吧。
汪曾祺早年师从沈从文，对于这个学生，沈从文爱用一个词来形容：耐烦。他所说的「耐烦」，其实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的意思。汪曾祺的作品看起来轻松自如，但都是苦心琢磨出来的。

时至今日，冯唐这样评价他的作品「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对于写实写物的文字来说，能闻得到香味的作品，大概是对一个作家极大的褒奖了。
好的作品就是，越是精雕细琢，越能历久弥新。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而如今的我们，似乎一切都在求快。
一小时的飞机免去了三天三夜的舟车劳顿，一餐外卖替换了洗手作羹汤的悠闲时光，一段微信语音取代了透著墨香和温度的家书。
科技进步带给我们便捷，不敢妄加评论到底好或不好，只是这种便捷，让每个人行色匆匆，容易过分注重效率与成果，渐渐忽视了沿途细枝末节的生机与温存。
汪曾祺以清新独特的视角，教我们慢下脚步，做个有血有肉的人，体察平常人家的生活琐碎，品味阅尽千帆的从容心态，在温纯朴实的文字里抚慰心灵，发现平淡生活的趣与美、人情世故的真与实。
静下心来好好感受汪式生活哲学，你会发现，世间万物皆可爱，绿水青山总是情。
如此，甚好。

不请自来。
汪老写文章，讲究。师从沈从文，汪老文章里就透著那么一股清透气，让人读著舒服，又与现在的语言习惯差不多，不会像读别的文章一样，始终有上世纪的隔膜感。写人物，更像是在画人物，简笔勾勒，让人看著舒服，忍不住继续读下去，像是在看丰子恺的漫画，有著动人的暖意。
汪老写文章，不刺骨，讲究个温润，讲究个随遇而安。哪怕是写自己文革时的生活，苦难也不会提起，反而是用心地感悟那段生活，回过神来轻轻笑笑，转身研究菜谱去了。
汪老的文章，带给我们的不是震撼，而是交流，对话，感动。平平淡淡的人，平平淡淡的故事，偏偏最能传递汪老积极的人生态度。看了这么多文章，回过头来还是最服汪老。
越是将这世界看的透的人，写起文章越是云淡风轻。

在我看过的作家中，论文风我对汪曾琪和三毛最为推崇。
我读他们的作品，会因为他们的作品而震撼地去想他们本身。
是什么呢？灵气，我目前就只能想出这个词来，简单的文字，简单的情节，就是能很轻松的把你带入进去。
那些文字好似是有了灵魂，文字的灵魂会去碰撞你的灵魂，于是喜怒哀乐都会传染给你。
大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读的不算多，《黄油烙饼》（希望我没有记错），还有一个赶鸭的忘了名字，最让我震撼的就是《受戒》和《大淖记事》。
《受戒》我在一个关于爱情的问题下摘抄过一段，我如今记忆力特别差，但明海和小英子就是刻在了我脑子里。
「你不当沙弥尾好不好？」
「好，不当。」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要。」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触动人。
《大淖记事》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十一子和那个叫什么的女人之间的爱情和倔强，反而是老锡匠游行那一段，庄严肃穆厚重。
以下摘抄那一段。
锡匠们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著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
游行继续了三天。
第三天，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著，每人头上用木盘顶著一炉炽旺的香。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
最后，希望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人，简单的文字能被我赋予灵魂。

四个字：文馨如兰
时至今日也会偶尔想起《端午的鸭蛋》里说的「家那边的孩子大多会写草书的『一笔虎』」，「高邮的鸭蛋质细多油，筷子一戳就会冒出油来」。
看到此你也有同样的记忆，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过初中语文课本。我第一次正面汪曾祺的文字，是在中学课本上。无可否认，语文课堂并不适合读书，尽管你可能会在翻检教科书时寻找到一本书入选课本的原因。细腻，是一种散文类作品很可贵的品质，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只是「细而腻」，真正的深入浅出，收放自如，与他们无缘。
很多作者擅长从生活的小事入手，缀字成章写一篇不足千字的小品文。很久以后，或许他著作等身，然而那些仍能跳动出鲜活生命力的，应该还是表现自这些无意偶得的情致短文。可是在今天这样立等可取、开袋即食的阅读环境中，其实是缺少一个席位留给「汪曾祺笔触」的。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打理好家长里短、衣食住行并非易事。文人矫情，他们乐居田园时也不忘气定神闲地抒发感慨，看到他们如数家珍地说著早已被视为寻常的生活常识，我就能猜到书生的田间是怎样的草盛豆苗稀。汪曾祺有气定神闲，但他又不矫情，就是娓娓道来，叙述时仿佛带著商量的口吻，一点一滴地说著小经验，到最后情节都弱化了，但情感还是那样温存。
我知道很多文人都爱吃，写《随园食单》的袁枚，表字里还带著雪里蕻的曹雪芹，会玩会吃又能写的蔡澜，不仅会吃也会做的林清玄，还有这位小吃专家汪曾祺。我想，也只有对生活满怀热爱的人才能将基本需求写得雅俗共赏，字间溢香。
汪氏文笔雅致淡然，有一篇《人淡如菊》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汪氏即淡如菊。
有人这样评价汪曾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