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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八十年代走紅是應時而行的。像是在鐵屋子裡困守太久,改革開放後,汪曾祺迎來作品的井噴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說《騎兵列傳》《受戒》《異秉》和《大淖記事》先後發表,不僅引起嚴肅文學圈子的熱議,也在民間掀起了汪曾祺熱,這股熱潮開端於八十年代,火熱於九十年代,蔓延至今。汪曾祺的散文集被一搶而空,關於他的話題屢屢不絕,這位長期處於文壇小眾圈子的作家,在晚年成為大眾心中的文學偶像,詩意化散文、小說潮流的開啟者。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現象,汪曾祺走紅反映了一代寫作者追求輕盈的趣味。
一種輕盈的文學
汪曾祺從民國時期就開始寫散文和小說,上海三聯書店曾出過一本《前十年集》,收錄了他前十年發表的作品。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氣並不高,只能算一位風格獨特的青年作家,作品傳播侷限在文人圈內。
有趣的是,改革開放後,汪曾祺迎來作品的井噴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說《騎兵列傳》《受戒》《異秉》和《大淖記事》先後發表,不僅引起嚴肅文學圈子的熱議,也在民間掀起了「汪曾祺熱」。這股熱潮開端於八十年代,火熱於九十年代,蔓延至今。
汪曾祺為什麼在晚年走紅?他的文學特別在哪裡?這需要追溯到改革開放前的文學環境。改革開放前,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泛濫,「宏大敘事」、「英雄史詩」支配了文學創作,注重審美和個人情感的文學被壓制。當時,汪曾祺的文學主張與主流格格不入,他那些清新繾綣的文字,容易被當作小資產階級美學趣味的靶子。
汪曾祺沒有書寫「雄渾史詩」的衝動,即便在文革時期,他受江青邀請創作樣板戲,也不過是完成政治任務,不代表他的美學主張。比起建構英雄,汪曾祺對平民有更多關切。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抒情」與「邊地特色」,漸漸地消解了「中心敘事」與「英雄敘事」,讓注重「中心」與「史詩」的中國文學,悄悄流淌出一條清流。可惜在文革時期,這樣的文學並不被提倡,汪曾祺只能選擇後退,等待時機。直到改革開放,他的文學纔有了施展的良機。
七十年代中後期,由於宏大敘事支配文學太久,地上文學已漸漸不堪重負,反而是一批地下文學引起了青年人的興趣。北島、芒克、多多等人,象徵了詩歌美學復興的晨光。而在小說、散文界,讀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於「革命+戀愛」模式的文字,希望文學能重新給予他們精神和審美上的愉悅。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時。
儘管在七十年代末,對汪曾祺的討論仍然侷限在文學圈內,但在當時,一些評論家已經意識到他的特別。曹文軒後來回憶道:「有見識的讀者和評論者,都有一種驚奇,覺得總在作深沉、痛苦狀的文壇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風氣。」而王德威敏銳地發現了汪曾祺的文學脈絡,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從文的影響,而且與葉紹鈞、周作人、廢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著微妙的牽連。
汪曾祺在文學中構建了一個消解史詩、消解暴力的詩意烏託邦,他創造了一個「去政治」的文學世界。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喫食玩樂佔到很大比例,王侯將相反而無足輕重,革命文學中流行的元素退場了,取而代之的是鄉土風物的閑適趣味。對於飽受宏大敘事轟炸的讀者來說,讀汪曾祺的散文就如同過年還鄉,自得其樂。
在輕盈的美學世界裡,汪曾祺寫意地描繪他的風俗畫。他的作品常常有一個套路,那便是先引出「這個地方」,然後呈現一大段工筆似的風土描寫,就像一位畫師,在白紙上徐徐勾勒出鮮明的意象。在這些風俗畫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一抹潔凈的色彩,哪怕筆下是泥淖,經由汪曾祺的處理,仍有乾淨之氣。這般乾淨氣息,服務於汪曾祺構築的童話世界。
汪曾祺寫的童話故事含有以坦誠、純真為核心價值的道德體系。這是一個刻意與世故世界對立的純真烏託邦。這個烏託邦放大了童年的善良與美好,像電影剪輯一樣,剪去了那些瑣碎無聊、暴戾煩悶的部分,賦予文本夢幻感。在這個烏託邦裏,人與人交往貴在真誠、義氣,一個平凡的鄉野人家,也可重然諾、輕生死。而男男女女的情愫,也真真切切如同初戀一般,「禁慾」卻美好。所以《歲寒三友》中,清貧畫師靳彝甫,交友只看「義氣」二字;《皮鳳三楦房子》中,皮鳳三也是個仗義疏財,打抱不平的主兒。
繼承了恩師沈從文的故事趣味,汪曾祺喜歡書寫邊緣土地的故事,這個地方往往是城市人已不熟悉的遙遠鄉村。而鄉村裡的人,他們的處世觀念與道德氣息,也和市場化浪潮中的都市截然不同,那些古老的村社圖景如同招魂一般,勾引起讀者對淳樸生活的懷念。汪曾祺能夠持續走紅,某種程度上也因為當時中國正處在城鄉劇變的關鍵時期,大量傳統鄉村和民俗消亡,青年們卻還不能完全適應城市生活的紊亂與孤獨。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逆水行舟,指引他們回到退避現實的田園牧歌。
正是因為他描寫的「逝去風景」如此迷人,而被世俗壓迫的人們又急需一個喘氣的口子,所以,他的作品經久不衰,成了輕盈文學的代表。
汪曾祺的創作實踐得到了許多年輕作者的響應,九十年代後,文學創作進一步加速對政治與道德的切割,拒絕宏大、訴諸日常的文學成為年輕作者的選擇。如果說八十年代的文學還體現出濃厚的政治關懷,那麼在九十年代後,以新寫實主義、鄉土寫作、日常書寫等名目編織的文學寫作圖景,則表現出作者們極力從政治與道德議題中抽身,關注自身欲求和審美趣味的寫作傾向。輕盈的文學流行,嚴肅的議題被壓制,文學作品愈發成為遠離現實政治的湖邊小屋,在我們回顧汪曾祺的同時,這個現象也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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