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天翻地覆，天下鼎革，赤县神州。一群又一群的异见者、疑虑者，仓皇辞庙，流离他乡。这是历史上人数最众的一起群体流失事件，从此大江大海，生离死别。

晚年沈从文在寓所

作家沈从文，是此前郭沫若受命钦赐的“反动人物代表”，为此还闹出自杀。显而易见，如果不跟着胡适那帮人远走，必定难被接纳，在劫难逃。按道理，他理应是其中最积极群体的一分子，且他和胡适等京派大佬交谊匪浅，完全有条件转身离开。对他来说，离开父母之邦，虽属被迫，万般无奈，但似乎是当时所能有的唯一合适的选择。

可他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是什么状况让他“君不行兮蹇谁留兮”，既是一个让人有点费解的谜，可供人想象的空间也是广阔的。

我常常觉得，乱世浮生中，一介文人太多隐秘而无力的情感，在这里隐现着。

沈公虽然总自黑自己是“乡下来”，可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已隐然文坛一方势力。各方文化、政治力量都在力图拉拢他，或者狙击剿灭他。

从流落街头的京漂到京派文学大佬，沈从文差不多只用了5年

一者，那时的沈公，依靠自己的创作实绩，后来居上，寖寖然有京派文化圈新共主之势。沈从文是在京圈大佬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提携下，在20年代中期走上文坛并逐渐成名的。到了三四十年年代，随着京圈原三大巨头的胡适之投笔从政、徐志摩机难早逝、周作人附逆投敌，京圈实际群龙无首，而当时的沈从文，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基本已经写完，论质论数在当时文坛都是一骑绝尘的。在林徽因、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干将的拱卫下，沈从文实际在默认不宣中成为他们的台前人物，与话语中心。他在1930年代后期敢于公开宣示对于左翼文学的反感和厌恶态度，勇于就京派海派之争和左联盟主鲁迅干架，绝对不仅仅是个人话语权利与文学信念的简单表达，而是代表着京圈文化山头、及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在发声，在宣告态度的。

二者，此际的沈老师，也是众多大报、大方向舆论喉舌的掌控者之一，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新闻界舆论场核心的大V。1933 年，沈从文以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肇始，陆续主编或参编当时大报大刊诸如《学文》月刊、《文学杂志》、《战国策》、《益世报·文学周刊》、《现代文录》杂志、《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等等，在三四十年代他可以说是掌握要刊重报最多的作家，在萧乾的回忆录中，那时的沈从文已然是最活跃的文学活动家，也是最炙手可热的文坛领袖之一。在中原逐鹿的纷扰中，他抱持政治中立态度，但是政治倾向是明显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则是价值独立的那一套；同时似乎真的有些膨胀了，那时的文章，他主要转向了评论文字，充满对于现实与时政的批判，提倡走第三条道路，对俄化的贬斥也是不遗余力的。

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乡下人”终于抱得名媛归家

正因为沈老师在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当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政权再一次作交接时，他会成为众矢之的。1948年3月，左方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发表的系列文章，将矛头对向了崇尚自由主义的沈从文等人，称“沈从文之流是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对新文艺作无耻诬蔑之徒”；接着，同月，尚书房行走郭公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反动作家”，沈公成为文化围剿核心。

1949年，随着局势的日益明朗，去还是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沈从文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一定担忧，但还是选择了留在北京。

沈从文书信，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是书法家

沈从文自小走闯江湖，阅人成空，见多识广，并非纯粹书呆子。他是时局变迁和自身的处境是敏感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写了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做了明晰而悲感的结论，“这种对峙内战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最后而已”，“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几权”；

1949年2月28日，在忧世伤生中，他用剃刀划破脖颈和两腕脉管，又喝煤油，意图自戕，幸亏他的亲戚张中和发现及时，得以被送进医院挽回一命。在国家变色之际，他的内心危机重重，来自时代与政治的压力重不可负，在此前后的文章与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恐惧，和自己在新的时代自己必将会陷入孤立的敏锐嗅觉。

沈从文一般署名“上官碧”的书法，在民国时代也是闻名一时

我自己的阅读体会，也感觉到，就沈从文的内心意愿而言，他也是倾向远走的——他不谙政治，也甚少接触理论，但他对危险到来有着不折不扣的直觉。最终，他选择留下，实际上有一些更加不得已的无奈，和一些不切实际但自觉有用的希望，使得他在惶惧不安中留守在故园，等待迎接变幻莫测的暴风雨。

1，他全家都倾向于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开始新生活

关于此时期沈从文的去留取舍，学者傅国涌在他在《1949年：中共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中曾有明确的考辨。

湖南太平溪——沈从文小说《长河》里夭夭的家

根据他的研究论述，他说，那段时间前后，沈从文在日记中明确写过，“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而到最后，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大陆，日后谈及此选择时，沈从文说过，“更多的是为了家人”。

从后来披露的沈从文写下的一些“呓语”文字，我们也知道了，面对时代巨变，像很多当时家庭一样，沈家人的政治认同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失望透顶，解放时社会整体都很兴奋；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倾向认同新政权，对于沈从文的很多疑虑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儿子们，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曾说过那时很不理解父亲的痛苦，只觉得新社会处处都是希望，离开祖国是愚蠢的。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1930年代

正因为沈家家庭成员几乎都偏向留在大陆，使得沈从文作为一家之主，即便再不情愿，也没有了选择的自由。此外，他也担心一旦去国，不好谋生，他在给兄长的家信中也提到：“一动即先破家，即半路不免或成流民也”。

那时，出于家庭因素考虑，留下的文化人不少。比如沈的好友朱光潜，为给女儿治病，虽然一起被点名了，也只要硬着头皮留在大陆。

2，游说他留下的势力担保过他平安，他相信了这些政治承诺

作为著名的文化人物，沈从文的动向也为各方做瞩目，各种势力也趁机渗入，对他展开游说。

1948年底，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凄惶告别北大，黯然挥手离开了即将陷城的北平，沈从文是他的好友，在抢救名单中沈从文也是上榜人物，避亲远祸离开，似乎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他拒绝了这份好意。

1950年沈从文与表侄黄永玉在北京

当胡适之仓促南飞时，北平这座古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在这样千钧一发战火随时降临的时刻，北平沈从文的家中，却是人来人往，说客盈门。根据学者张新颖的解读，当时来往沈家的势力主要有两种，一方是北大校方，接受胡适等人的指意，给沈从文送来了去台湾的机票，及其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安排；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其中主要成员，是来自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即后来的名学者乐黛云，以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与王一平。

傅国涌的《1949年：中共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并且给了承诺，保障新社会会比腐败的国民党更加优越地安排沈从文这样一些“社会贤达”与“知名人士”，让他们继续发挥原有的贡献。

(左)胡也频与丁玲. (右)梁思成和沈从文

从后来的日记中，我们看到，沈从文对此承诺，不能说欢喜雀跃与完全信服，至少也是增添了一丝安稳的期待的。

3，他自认清白，以为自己一向不参与政治，并无黑料

在1949前后，为了争取国统区和沦陷区人才，即将“进京赶考”的新政是非常努力地利用自身的文宣优势，展开宣传，安定人心，争取民意，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

那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宣传已经开始攻势，除了对极个别的首魁定性为“战犯”外，对一般知识分子是非常欢迎的，对像沈从文这样并无大过错的知识分子，在宣讲上也是持既往不咎的态度，这一政策使得真心支持的人存在，也让之前有疑虑的人们多少感到宽心。

纪念会

沈从文显然属于后者。在内心上，他其实从来都不曾觉得自己是新政权的对抗者，对于郭沫若那份杀气腾腾的檄文，他多少是感到委屈的。他说，“基于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对新政的政治主张有过怀疑，但从来不曾与之为敌”；这也是沈从文何以会选择自杀，为何会先后两次积极地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为何选择沉默的根本原因，更是他在政权更迭之际不愿选择离开的一个重要动因。

像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的心理：我不过一介读书人，从来都不曾参与政治，一贯中立，也不曾对新政有所对抗，在往后的日子中，我保持沉默就是，政权也理应不会和他为难。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新朝会故意和没有任何野心只想读书写字的文人过不去。

湘西凤凰沈从文故居

通过那几年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在经历了激烈的精神世界的危机后，带着这样的心理考虑，逐渐寻得了内心和现实的平衡，也找到了继续留下的心理安慰。

4，自忖与几位文坛左翼大佬交好，可以借机融通

在过去的国共文化争夺战中，沈从文像多数京派文化界人士一样，保持中立态度，对于左翼作家们，虽然不认同，但也很少疾言厉色，甚至和其中的一些大佬私交不错。

这其中，作家丁玲是他最熟悉和信任的人。他和丁玲，是故友，是知交，相识于贫贱，曾一个屋内同起同卧不少时日，共过休戚患难，当丁玲入狱时，他也设法搭救。虽然后来走的道路不同，但他依然相信是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丁玲此刻贵为文化界主要领导，也了解他，可以为他证明“清白”，甚至可以为他“请命”。

沈从文最重要的作品《边城》

1949年6月，丁玲从沈阳回到北平。在日记中，沈从文听闻这一消息，在去留犹豫之间，感受到了莫大的希望。他非常相信，以他与丁玲的交往和相知，她完全可以也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他的定心丸。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这次与故友的会面，实际远非他所想的顺利。丁玲和何其芳是到过沈从文家里，但都只是套话，并没有重逢的喜悦和贴心的交谈，沈从文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只是，事已至此，一切改变都不可能存在了，他只能听天由命，默默祈福了。就这样，默默地熬到了80年代春暖花开季节。

晚年沈从文夫妇

可以说，1949年之际与之后的沈从文，一直被一种挫折感、惶恐感折磨着。他基本放弃了视为生命延续的文学创作，转向了更加与世无争的文物研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很容易流泪。

晚年，临死前，接受某杂志记者采访，他说，自己在建国后，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说完，抱着对方大哭。

匆匆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