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义和团，将自己定位是与官方合作，令清政府处境两难。

回顾晚清的历史，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两件大事让人痛心唏嘘。后世难免有这样假设：如果慈禧果断剿灭义和团，必定不会诱发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更不会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在北京举行阅兵仪式 (网上图片)

历史虽然没有如果，然而，慈禧在现实上，不容许她向义和团下狠手。在1900年6月21日，她正式向列强宣战前，均在剿抚之间游移，是现实环境制约了她。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义和团的口号及立场。

当年，列强在清朝的势力越来越强，不断攫取利权。面对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强势，清政府在处理百姓与传教士、教民的纠纷时，往往牺牲百姓利益偏袒传教士和教民。

慈禧穿著珍珠云肩，与外国公使夫人合照 (网上图片)

山东、直隶等地百姓，也可能因华北旱灾的催化下，最先表达不满，起而行动，打杀传教士和教民，进而仇视一切洋人和铁路、电线等舶来品。然而，历年来的起事，矛头都会直指政府当局，希望将之推翻。但这次完全不同，义和团成员是要打击侵略中国的洋人，帮助清廷稳固统治－「扶清灭洋」－义和团将自己定位与官方合作，而非敌对。

从现代的眼光看，义和团是带著民族主义情怀，只是裹挟著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心理。如果慈禧痛下决心，强力镇压义和团运动，那么局面将会如何？它再不是官府「合作者」，而是「反叛者」，他们很大可能会调转枪头对著清政府，这样，一场排外运动就变成内乱，令清廷处境更加艰难。

义和团 (网上图片)

慈禧心知义和团「刀枪不入」神功未必可信，但也不能旗帜鲜明的，以武力平定义和团运动，而要「以抚为主」，但不打击义和团，就无法安抚各国公使，无法阻止他们的军事行动，慈禧也不敢去得罪这些洋人。所以，她又不得不下一些限制义和团的谕旨，派一派兵镇压、遣散团众。

1900年5月29及30日，慈禧连发两道谕旨，充分表现她两难：第一，「若不迅速筹办，何以禁邪慝而净根株！」，意思是指，义和团杀人放火与乱民何异？语气严厉。第二意思上是指：义和团杀人放火，是因为混入「游勇会匪」，要求地方官员处置时区别对待，「严拿首要，解散胁从」。这是一种模棱两可、两面讨好的策略。

当然，结果也令外国列强十分不满，义和团也继续发展。不过，慈禧到了6月21日为何突然大变，公开义和团的合法地位？这也是形势有了新发展，逼她做出的选择。

慈禧 (网上图片)

当时，义和团已经迅速做大，遍布京城大街小巷，清军也被广泛渗透，无力镇压。慈禧加以招安利用，顺势利导，将他们推向对外战场，也是意料中的事。另一方面，早于6月19日，慈禧得到报告指，八国联军不顾清政府关切，要求中国守军交出大沽砲台（事实上，慈禧收到报告时，联军已占领了大沽砲台）。大沽砲台丢失，令天津更危，北京也丧失重要屏障。慈禧认为联军咄咄逼人，碾压她的底线，有必要回击。所以，也成为她发布宣战诏书的重要理由。

联军占领大沽砲台 (网上图片)

还有一点就是，外国公使反对慈禧废立计划，也让慈禧憋著一口乌气。1900年初，慈禧打算废黜光绪，拥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称帝。吉日都择好了，外国公使却表示反对，慈禧有所忌惮不敢力推，只得作罢，并进一步加深对洋人愤恨。加上，载漪等盲目仇外的王公，在慈禧面前煽风点火，力主对外开战。载漪编造外国公使要求慈禧归政光绪，谣言深深刺激慈禧敏感权力神经。联军一旦进京，很可能强迫她将大权归还光绪。慈禧对此深深忧虑，利益攸关，这是慈禧发布宣战诏书的隐情，也是她反复强调的「得已之苦衷」

慈禧不是糊涂虫，但是内外形势发展太快，加上载漪这样「猪」队友，让她很难准确判断局势，最终酿成「庚子拳变」。